爱华网经济改革从魔瓶中放出的第一个“妖怪”是价格难题。 计划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一盒火柴两分钱，一斤盐一角三分，这样格局维持了28年。特别是改革引入城市后，没有自由定价就没有市场竞争，使得价格问题几乎成为横亘在中国改革面前难以逾越的“卡夫丁峡谷”。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品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结果发现，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 当时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徐景安回忆说：“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田源（2006年在诚通集团董事长任上被“双规”）等人提出，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周小川、娄继伟、李剑阁等人则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因为调整价格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可能产生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决策者左右权衡总是难下结论。 变化发生在1984年的莫干山。这座名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境内，属天目山余脉，相传是干将莫邪铸剑之地，风景秀丽，素有“清凉世界”、“江南第一山”之誉。这一年的9月3日到10日，在浙江德清县举行了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也即后来名动一时的“莫干山会议”。 在王岐山、朱嘉明、卢迈、周其仁和高粱（？）等人组织下，124位当时或官或学的改革派青年精英，如赶赴“武林大会”一般齐聚莫干山，分为价格、农村和社会等7个组相互切磋，抱着“以学术讨论开始、以政策建议结束”的雄心，第一次集体发声并积极投身于体制内改革的政策建议，重回上下五千年中国士大夫“一肩道义、忧患天下”的传统情怀。 这次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对后来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价格组围绕着价格改革展开的激烈争论。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调派”则认为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 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王岐山、李湘鲁、孔丹、徐景安等人带来了许多总揽全局的信息，也使得会议更加注重实际和实战。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以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为主的学者，综合各方观点，形成了“先改后调，改中有调”、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最后，徐景安执笔将这一成果写成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并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手中。1984年9月20日，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就批示到：“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由此成为价格改革主导思想。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双轨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带动了计划和物资体制的改革。 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中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后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改革都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特别是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双轨制明显优点是，如果一下子放开价格，经济承受不了，观念也接受不了，保留旧有一轨，便于改革继续。同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也即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以及由此孳生的腐败。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比如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物资倒到计划外，甚至此后的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都能从这里找到源头。 回顾整个改革历程，借用邓公对毛公的评价，价格双轨制也可以说是“功过三七开”。历史的现实逻辑线索是：双轨制的智慧不但来自2500多年前儒圣孔子的中庸之道，而且还拜一干锐意改革的青年“火星撞地球”式的“头脑风暴”所赐。 在这种历史呼应中，经过无数妥协、胶着、弯路甚至沉重代价，价格双轨制平稳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惊险一跃”，双轨制的思想也最终胜过了许多看起来更加理想化的选择，成为中国双重体制增量渐进变革的典型标识。 个人所得税路途遥远 利益多元，贫富拉大，改革决策者们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需要调节社会成员之间收益差距过大问题。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 1986年9月25日，国务院颁发《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并从1987年1月1日执行。此时，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基于社会公平，增加财政收入则在其次。但由此拉开的个税征收制度，在增幅日益扩大的基础上，并没有按照初衷发挥其社会调节功能。 中国现在所说的个人所得税税种，源于1950年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对薪资报酬所得征税，但当时并没有实施。1980年后，国门渐开，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淘金，赚到各种各样的所得，以“个人所得”来征收课税便有了基础。 198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制定的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制定的第一批税法之一。当时开征个税的条件堪称天价——每月工资超过800元，而一般中国公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30—50元，“个税”实际上主要变成了对外籍人员的一个税种。 但随后国人收入渠道大大增加，赚钱途径越来越多，所得结构增加，个人所得提高，尤其是炒作一时的“毛阿敏偷税”事件引起社会对高收入群体的关注，以及1986年国家开始征收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形成了针对外籍人士、个体户和高收入者的“三税鼎立”的个税征收局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格局暴露出税政不统一、税负过重且有失公开、税基过窄且征管手段落后等等问题。最后，国家在1993年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个人所得税，并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执行。 20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从1987年的7.17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0.34％，增长到2007年的3185亿元，占同期税收收入总额6.4％，总量增长444倍，比重增加了19倍，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已跃升为收入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的第四个大税种。 即使如此，个税征收中至今仍然上演着“收一漏十”的“老鼠逗猫”。尤其是2007年1月1日中央政府高调实行“12万元以上年收入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一年多来出现了全国性的普遍不积极，大部分省市甚至“门可罗雀”。 按照现代政府运行机制，个税是作为国家主人的公民通过缴纳一定所得收入，委托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并享受交通、安全、医疗和教育等等公益性权利。个税尤其是要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但现实是，中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极低，而用于行政和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过高，比例位居世界第一。 当《宪法》反复强调“公民有纳税的义务”的同时，个税征收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税的平等性？是不是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交的税和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成正比？是不是能够保证让最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感受和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这些对获得权利的疑问一直让中国的个税征收处在尴尬的境地。 至于个税征收的“社会公平、调节收入水平”初衷，在其后20年的实践中基本已被颠覆。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对工资、薪金所得征税时每月减除费用800元。然而到了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93年已提高了60%，消费支出明显增长，超过了《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每月800元的减除费用标准，导致职工消费支出不能在税前完全扣除，税负明显加重。而且，工薪阶层的纳税人数最多，大概有3亿人左右，且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所以完税率最高；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多元化，享有多元扣除，逃税和漏税现象较多。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00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这与个人所得税促进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 其结果就是，近十多年来，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达到0.447，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0.4，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这意味着，所有税种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在中国还没有能真正实现它的功用。 证券交易所成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营业。上交所首批会员22家，开业时规定股价涨跌停幅度为5%，上市股票数为30只，注册投资人4.5万户。对于这个日子，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每次回忆的第一句话都是：“上交所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槠基同志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传言尉敲完锣，激动得当场晕倒。中国资本市场在这种戏剧色彩中终于拉开了大幕。 其实，此时千里之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比上交所提前18天敲响了开市锣，但深交所却是个“黑孩子”，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先斩后奏”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不得不上京“跑部”。关键时刻，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帮了大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委托自己的老首长周建南去深圳调研，这位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最后建议应该设立深交所。 1991年7月3日，深交所终于“上了户口”，把“试营业”变成了“正式营业”，“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但第一名头让给了上交所，而且势力也一直被压在其身后。此后，江泽民做出指示，证券交易所暂限沪深两市，关上了其他城市开设股市的大门。证券交易所或者说资本市场之所以得以诞生，离不开一帮或官或学的精英和一个或官或商的机构。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在座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等官员，还包括官办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康华等公司。这次会议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时任人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等人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宫张二人接过“大旗”啸聚了一批人。起草小组由８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体改办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起草小组除了完成《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还草拟了《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和《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报告。 1989年3月15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创等９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这就是中国资本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联办”，后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宫著铭任总干事长，从美国华尔街MUDGEROSE律师事务所归国的高西庆为首席律师。 尽管联办最初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想法因1989年的风波而搁浅，不过联办创办中国证券市场的思路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成了沪深两市开办的主办单位。深圳、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开张，而联办都是主办单位。 1989年12月2日，当时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两职的朱骁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主持召开金融改革会议，责成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三人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小组”，又邀请“联办”的章知方担任副组长。在朱的雷厉风行影响下，上交所一年后就宣告成立。 但此时的股市不但幼稚，而且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平添了许多制度漏洞和遗祸。比如中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国有股、法人股问题。基于1980年代思想界和理论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能力，搞股票市场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所以，发展股份制要国家占大股，或是全民、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法人持有主要股份。而且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持控股权，这些股份不能上市流通。 在搞上市公司试点时，起点相当低，大中型国企基本是禁区。以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上海“老八股”为例，除了电真空，其他全是乡镇企业或街道工厂。“老八股”局面维持了将近一年，直到1992年初上海试点扩大，才增加了30多家上市公司，1993年扩大到全国。 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闸毕竟由此敞开。经过18年的发展，截至2007年底，中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可转债共筹集1.9万亿元；上市公司总数量达到1550家，总市值达32.71万亿，相当于GDP的140%。资本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引领了企业制度变革，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革，也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日益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后来期间遭遇了多少风雨艰辛，中国资本市场成立并运行至今，本身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伟大成就的一部分。 开发浦东 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大约在19世纪末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当时的浦东陆家嘴就只有一棵树，其余什么都看不到。浦东位于黄浦江和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面积552平方公里，约相当于上海陆地面积的1/10。早在1918年，面对这片荒土，孙中山就曾感慨：“如果浦东发展到浦西的水平，那中国就不得了了。”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表示了同样的期待，“浦东是一块处女地。” 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中期江泽民任上海市长时，浦东开发就被列入议事日程。1986年，上海向国务院提交了《上海总体规划方案》，在国务院的批复中正式明确了开发浦东。1988年5月，上海组织召开了有100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新区国际研讨会”。 但真正对开放上海和开发浦东起到关键作用，还是邓小平1988年到1994年连续7年到上海过春节时留下的讲话和期待。 1990年1月，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再次到沪。当时江泽民已调任中央，朱槠基主持市委工作。不像过去两次只在西郊宾馆1号楼湖畔静静散步，绝少公开发表言论，这次邓仔细听取了市委和老同志的意见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同年3月3日，邓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非常明确地又一次说，“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第一时间听到消息的上海浦东开发办负责人沙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次日清早在浦东隧道出口处树立了两块绿底白字的大牌子，“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规划设计研究院”。5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在“八九”政治风波过去一年的背景下，《纽约时报》对此事件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仍然在从事经济建设”，认为这是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一个重大信号。 邓的设想继续在丰富。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在上海市党政领导团拜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你们要抓住20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
三天后，邓来到新落成的上海最高建筑——新锦江饭店41层旋转餐厅，与朱槠基等人察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并再次讲话，“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留余地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他感慨道：“浦东开发迟了，迟了至少五年，我在84、85年就觉得应该开发上海，但那时还没下这个决心。”老人家认为，广东的开发是对香港的，福建厦门特区的开发是对台湾的，但是“上海的开发可以面向全世界”。 1991年春节邓小平就上海发展的这两次讲话，不但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决策层，更坚定了整个中国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决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地位，即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从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实现跨越式发展。 自此，上海的位置从“后卫”一下子跃升为“前锋”，不仅保证了自身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带动昆山、苏州等周边，以及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安徽、江西等地区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因此成为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版块。 浦东新区更是一马当先。浦东开发开放最初提出的目标是：到2000年再造大半个上海，也即浦东GDP产值达到500亿元。实际上，2000年浦东实现的GDP产值已达到1000亿元；2007年实现GDP达到2750.76亿元。18年来，浦东始终保持着年均经济增长18%左右的发展态势。 浦东开发在体制创新的同时，一些灰色地带的“创造”也给上海发展埋下了巨大的祸根。其中最褒贬不一的就是肇始于浦东开发的“土地批租”。因为资金紧张，为了启动浦东开发区的几个开发公司，浦东办通过“财政空转”和“土地批租”，得到了巨大资金和土地。随后，该策略大面积复制到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和建设。土地批租不但在政府官员眼中，而且在商人眼中逐渐变成了GDP增长或者财富增长的“核反应堆”，1988—2005年，上海市政府总共从中筹集了约2.73万亿资金用于上海建设投资。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火暴也进入了一种癫狂状态。房地产业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0.5%提升到2005年的7.3%，成为仅次于信息产业和商贸物流业的上海第三大产业。 2006年9月24日，陈良宇被撤职审查，也在这一年，国务院批准新的“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全面启动。 小平南巡讲话 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这份西方主流社会的重要“喉舌”，之所以将殊荣授予邓小平，是因为这位88岁高龄且没担任任何正式职务的小个子老人，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1月份邓小平亲自到华南创建的经济特区视察，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金融时报》回顾说，“邓小平赞扬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主张加快发展速度，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这里所说的，就是主旋律歌曲《春天的故事》所歌颂的“南巡讲话”。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那两年的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刚刚经历了“八九”风波的中国，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接连又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偌大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夕之间烟消云散。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面对世界性的历史难题，一时众说纷纭，姓“资”姓“社”的争论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这关键时刻，经过两年多默默地思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力排众议地再次站了出来。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做了系统阐述。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讲了一个钟头。 官方文献记载，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53层俯瞰深圳市容，他向随行人员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 这只争朝夕的一个多月南巡讲话中，邓的许多思想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 比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比如，“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比如，“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次“南巡讲话”也是《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被党史专家评价为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概括和总结。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5年后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并写进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1999年，邓小平理论被写进宪法。 从未正式担当过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职务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影响方式，为世纪交替乃至新世纪中国的健康发展，又铺下了一块基石。 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19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知识经济，使学者、专家成为高收入者，彻底扭转了知识分子长期被歧视的局面。关于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也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海归派”。 网易创始人、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丁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考上研究生后，最后还是放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我觉得机会很多，不如到社会上闯一闯。”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老人生前伟大，却没有山呼万岁，辞世也安排得让老百姓平静地接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改革目标 1989年，中国GDP增长3.9%；1990年，5%；1991年，7%。这三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与之伴随的社会环境在六四风波影响下“左风”大盛。1992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整版文章抨击道：“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2年4月25日，一向和蔼稳重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央党校演讲时，以少有的犀利语气强调：“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前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5月20日，刚刚南巡归来的邓小平再次走出家门，来到京西首钢。边走边说的老人对繁花似锦的厂区视若无睹，开口就说，“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指出改革形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并批评到，“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GDP年增长）6%，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就更难了……如果我们始终保持6%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 此时，经过三年的观察和权衡后，总书记江泽民不再犹豫了。6月9日，他来到万寿山下的中央党校，决定站出来宣布他的决定，面对12亿国人，面对扶他走上最高地位的邓小平，他要表明自己不但会跟上第二代领导人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消息很快传了出来。不久前还在说“市场经济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而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和董辅等压抑了三年的学者们容光焕发，当然还包括那些整日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打开门被警察拷走的民营企业家，甚至有几位浙江台州私营企业主确定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后，当即抱头痛哭。 1992年10月12—18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按照官方的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和特征，同时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也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作为市场经济，同样是以市场作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的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也就是价值规律调节运行的经济。就这点来说，它与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区别。官方认为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由政府有力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奋斗目标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 事实上，早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就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然而，十年来，中央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因此，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按照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在思想上打破束缚，“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 对此感受深刻的还包括参与复关和入世谈判的原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1987年，他就在谈判中就“市场经济”概念与外国人纠缠不清，一会儿“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不能提“市场经济”。1997年他回忆说，“大家都说我们谈判已经10年了，实际上我们用了6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承认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它不仅挽救了我们的经济体制，而且还挽救了我们的社会体制。”这是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1992年的十四大，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的经典评价。1992年10月19日，党的十四大会议闭幕，与会代表正准备退场的一刻，一个人从主席台侧门走了出来，正是邓小平。他身穿灰色中山装，一边迈步一边招手致意，后面跟着新晋的7常委。两千多位代表全体起立，掌声不息。这位老人和周围短暂寒暄后，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摆了一下手，飘然离去。 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关系 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9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分税制改革被正式写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读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财政层面的改革。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实行分税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收支比例，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使经济活动规范化……既符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也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这样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还强调，“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中央要考虑地方的困难，地方要树立全局观念，全局照顾局部，局部服从全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中央财力的薄弱，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1991年度全国财政会议，此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一个赤字大窟窿使得第二年的预算无论如何都难以安排。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丙乾出于无奈，要求各省做“贡献”，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全国财政会议一时开成了“募捐会”。但王的“化缘”当即遭到了地方财政厅长们不留情面的拒绝，一些富裕省份的财政厅厅长与自己最高主管领导甚至当面“反目”。 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困难只增不减。王丙乾曾举例说，1993年整个财政收入一季度比1992年同期下降2.2%，而1993年一季度GDP增长15.1%，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比例严重失衡，而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拿出的硬支出却一分也不能少。 1993年7月2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参加会议的地方财政大员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他指出，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支出一般占40%。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支出却占50%多。 正是这场财政危机，让中央痛下决心，拉开了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分税制改革的历程上，十四届三中全会起了“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作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正式全面实行。按照分税制设计的方案，以1993年地方税收收入为基数，承认地方税收基数全部返还，中央与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享增长增值税，按照1∶0.3系数返还办法激励地方增收。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建国之初是一种前苏联模式的统收统配的中央集权体制，连续实行了20年之久。1980年开始改行“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1988年后又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然而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均未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在经济形势的逼使下，1994年中国的政府体制终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跨出了带有革命意义的一步，即由行政性分权跨入了经济性分权。分税制实行14年来，取得了极大成绩，很多经济学家都指出，1994年的改革，奠定了此后10多年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加强社保、教育和科研投入等，1993年与2007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分别为957亿元与27739亿元，增长了2899％。地方政府也有了发展当地经济的强大激励。14年间，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亿元增长到23565亿元。 但财权上移和事权下移，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原本由中央财政担负的公共产品层层卸给了各级地方政府，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民生问题日渐突出，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卖地和招商引资等办法弥补财政支出。 2005年后，进一步完善以分税制主导的财税体制改革呼声再起。2007年的“十七大”确定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规划。 从振兴东北到功能区划式发展 200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从中央决策层到东三省地方政府要员，抱着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雄心，拉开了振兴东北的序幕。 30年前没人会想到强大的东北还需要振兴。自1953年的“一五”计划开始，东北一直就是共和国的工业脊梁。“一五”期间落户的58个重点项目，不仅给东北带来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让当时风靡世界的计划经济基因在黑土地上生根发芽。 “一五”模式以及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理论思想，有力促进了当时中国迅速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雏形。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这一模式留下了产业布局条块分割、统一市场难以形成的体制桎梏，大大阻碍甚至束缚了“共和国长子”东三省的生产力解放。 2003年深秋，在中央通过振兴东北的《意见》后的第二周，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对记者讲述了东北振兴国策推出的原因：“因行政分权的影响，中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市场资源各自独立，难以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进行融合，造成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因此，决策层最开始的意图就是，通过政策扶持，将东部沿海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东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现区域经济的次第快速发展。 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敲定了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决策；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至此，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涵盖了中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战略。 然而，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地缘不同，经济基础不同，东部沿海仿效“四小龙”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模式，特别受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以及基础设施等诸多缺陷影响，很难在东北产生东部那样的聚集效应。 2007年5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称，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现有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已基本到位，东北三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积极可喜的成绩，但该报告还提醒到：“取得的成绩只是阶段性的，东北三省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拉大，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深化国企改革战略重组困难重重，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面临考验，资源型城市持续发展缺少政策保障，就业民生和社会保障压力大，诸多风险依然存在。” 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情况也大体如此，通过简单复制东部增长的道路并非成功之道。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指出：“过去我们发展生产力，把关注点局限在人均GDP一个指标上，但研究发现人均GDP区域差距短期内难以缩小，从绝对差距来说还要继续扩大，而且将还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个国家概莫例外。”他指出，国家发展要实现均衡公平，就得从注重人均GDP为核心的经济层面的均衡，到更加注重人们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均衡。 也就是说，认可人均GDP区域差距扩大是现阶段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也认可不能简单的通过遏制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求得人均GDP在空间上的平衡。而是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弥补那些为了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和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的后开地区的经济收益损失，促进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发达地区大体均衡甚至适当更高。 由此形成的新思路将是：东部沿海和基础较好的东北作为国家发展竞争的主要经济推动器，中部积极参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产业转移，西部主要是保护资源和环境保护，把整个国家从过去数台“经济机器”同时“点火”的浪费状态转化为一台功能协调、角色明确的整体“经济机器”运行。 这一“主体功能区划”的思想，重新诠释了或者说扭转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方向。2006年国务院责成国家发改委就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展开研究和编制。这项事关优化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工作，其中国家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在2007年年底基本完成，2008年年底将完成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伟民解释说，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以及主体功能定位，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统筹谋划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的开发方向和控制不同的开发强度，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换句话说，发展的角色搭配协调远远要比追求GDP增长的齐头并进更现实和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实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思路。2008年3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撤并。 国企改革绵延三十载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等改革探索后，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对国企改革方向的明确认定，也是打响全面推进国企改革的“总攻令”。 顾名思义，“国企改革”，首先是“国家”要改革，然后才是“企业”要改革。企业的改革主要是企业自身的改革，而国家的改革则主要是对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政企不分的改革，即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行实质性的重大改革与调整。 因此，国家的改革、对政企不分的改革、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行实质性的重大改革和调整，成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和根本所在，只有抓住这个关键和根本，才是国企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前提。为此，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始，国企改革就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实践。 国企改革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至1984年9月。这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阶段。这一阶段，在计划制定、产品销售、利润留存等方面，政府给企业下放了一些权力，特别是实行了企业留利制度，使国有企业在发展生产、改善职工集体福利和奖励职工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财力，增强了企业活力。 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到1986年底。这是实行以承包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的阶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强调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多数企业采取了承包经营的方式，承包的形式多种多样，一些小企业实行了租赁经营，少数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的试点。通过采取多种经营方式，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第三阶段：从1987年到1993年底。这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思路是：强调企业改革的重点必须从扩权让利转到转换企业机制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仍然是强调完善承包制。因而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企业法》实施条例，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机制条例》，赋予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同时，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不少国有企业被推入了市场，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第四阶段：从1994年到2003年年初，中国的企业改革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全国人大还颁布了《公司法》，这标志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企业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第五阶段：从2003年4月6日国资委成立至今，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顺利完成，通过“抓大放小”收缩战线，并在国资委这个机构督导下国企“做大做强”迅猛发展。截至2007年年底，改革之初数万家国企已经收缩为150余家，资产总额由数千亿元暴涨到14.6万亿元，年利润由几十亿增长到9800亿元。由中央企业组织成的中国国企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竞争实体。 然而，尽管如此，国企或者说央企的经营独立性和明晰的权责结构仍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实中两个矛盾尤其突出：其一，国务院的职能是行政管理而不是经营资产，即使国资委成立，其政府背景下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本身与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仍有冲突；其二，国务院即使具有经营资产的职能，也无力直接承担十几万亿庞大国有资产监管任务，尤其是国资委即是监管者又干预企业的经营，相互的冲突无法克服。 改革三十年来，国企改革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探索还处在过程之中。事实上，曾经的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能否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最终也取决于政企分开的改革是否到位、彻底，是否能把企业范围内人财物各要素和经营管理各环节的一切决定性的权利都放到企业的内部而非外部。 明确非公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修正案》，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过去的“有益补充”、“必要补充”，到今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跨过一道道体制和意识形态“藩篱”，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第一次摆脱了可有可无的尴尬。 此时，全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3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的比重为51.5％，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0％。非公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是其地位上得以扬眉吐气的根本。 按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辜胜阻的理解，中国非公经济近30年的发展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对非公有制经济有新的认识和重大的理论突破，而每一次理论的飞跃和制度突破，都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其中经历了三阶段的突破。第一步是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78年以前，非公经济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经常被“割掉”。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开始提出，把非公经济定位成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一阶段，非公经济禁区全面被打破，个体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私营经济得到认可。 第二步是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在于：“补充”属于外在而非有机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从外在的“补充”变为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经济此时仍然是被置于与公有经济相对的框架内，其发展还有很多限制。 于是，就有了2002年十六大报告和2007年十七大报告的第三步突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标志着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十七大报告对此又有了继续完善：“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两个平等”成为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最大亮点。 在这期间的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内容共有36条，这份文件通常被简称为“非公36条”。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事实上，理论的突破是建立在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和地位日益重要的基础之上。非公有制经济近30年来占全国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0.9％上升到2006年的40％以上，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以上，大大高于全国GDP9％的平均增长水平。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70%以上也在非公经济就业。实践表明，凡是非公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市场发育就越快，市场机制就越活，综合实力就越强，老百姓日子就越好过，经济体制就越成熟，社会就越稳定。 中国近30年改革的最独到之处在于改革的先扩“增量”后调“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的渐进式道路，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市场经济主体，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外向内渗透，“倒逼”体制内改革，最终形成现在多元竞争而又共同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此一点，非公经济贡献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