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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顺差和单一的增长模式构成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
作者：《环球企业家》主编 杨福
在出口总值破千亿美元的里程碑时刻整一年后，中国庞大的出口机器显现出减速迹象，但不必为此过分担忧。 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商品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18%，要逊于大多观察人士的预期；而当月的贸易顺差，则大幅收窄逾20%。鉴于强劲的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神话的最主要驱动力——贸易在中国GDP中的份额要超过50%，下滑的趋势引发了中国经济是否因此面临放缓威胁的忧虑，重估眼下的紧缩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步伐的声音也由此放大。 的确，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经受严峻考验：年初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币值的飙升，削弱了“中国价格”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此外，他们还得面对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的不利局面。更何况，全球经济放缓的阴云仍挥之不去。 但如因此来延缓中国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则不利于中国企业提高自己在未来更激烈国际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能力。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能否持续快速增长——就中短期而言，这是一个几乎可以确保的轨迹。真正的挑战在于增长模式能否适时转型，从对出口、投资以及劳动和能源消耗密集型行业的过分依赖，转向公共和私人消费，扩大长期被抑制的内部需求。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难，管理层也在近些年屡次强调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但在美国经济放缓甚至可能衰退的大背景下，实现这一点要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中国靠自身需求抵消美国需求下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提供一种潜在刺激。 过大的贸易顺差，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并在汇率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在现行的管制政策下，为了消化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央行必须发行更多的货币或票据，这样便让更多的资金流入银行系统，从而导致流动性的过剩，引发一系列问题：通货膨胀率上升、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以及企业的盲目投资等。投资的过快增长使得工业生产加速，由于国内的消费增速赶不上生产增长的速度，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这使得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让中国陷入了经济学家所称的“货币陷阱”。 糟糕之处在于，这种“货币陷阱”具有不断自我增强的结构，使得原因和结果互相交织，而核心的问题，就是贸易顺差。为了防止货币供应陷入失控状态，主管部门几乎用尽了手中所有的政策工具。但在去年底政府强制规定新增贷款上限、决心推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前，大部分的调控努力都收效甚微。 要摆脱这种失衡陷阱，中国需改变现行的汇率体制和国际收支状况，但并非易事。迫于内外部压力，中国在汇率改革上已迈出较大的步伐，并为此承担了代价。2005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逐步升值，已起到鼓励热钱大规模流入的功效，从而让中国的通胀问题进一步恶化。但在此，我们已没有回头路。 增长方式能否实现同步的转变至关重要。这样做，势必会带来巨大阵痛，却不是不可承受的代价。这点上，近邻韩国仍是我们最可资参照的模板。在奥运之后的1989年，受韩元对美元大幅升值(3年内升值近30%)以及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的影响(工潮使得薪资自1987年底上涨了约60%)，长期以来支撑韩国经济奇迹的出口增长开始大规模放缓，朝野上下一片哀声，认为这会有损韩国的竞争力，并因此大幅减缓韩元升值步伐，控制工资上涨。但正是这一年，韩国开始进入消费社会，国内需求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在初期的不适之后，三星、现代这样的支柱企业由此痛下决心追求“质量经营”和“技术经营”，最终蜕变成为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