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与粮价上涨导致CPI上涨的观念相反，研究表明，正是CPI上涨触发了粮价上涨
作者:本刊特约作者 尤宏业/文
供求因素：用相对量代替绝对量 对于粮食这类大宗产品，用供求来解释价格变化，理论上是最合理的。在粮价剧烈波动的年份附近，都有减产严重的情况，如1988年、1994年和2003年。但仔细分析，又可以发现存在着前后矛盾的情况。比如，1990年-1993年连续四年产量大于消费量，理论上库存应该在增加，但粮价却在1993年开始猛涨。2000年-2002年，供需缺口一直很大，却不见粮价上涨。2005年也是勉强供需平衡，当年的粮价却比较稳定，没有延续2004年的上涨。以上现象，用供求或者估计的库存数据都难以得到解释。 这种解释的困境导致两种判断:或者是供求和价格在短期内甚至一两年内基本无关，或者是数据存在问题。 我们倾向第二个观点，因为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数据难以准确估计。一些学者提出粮食产量过去存在着低估的可能，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地方国有粮企在收购粮食后，往往难以顺价销售，收的越多亏损的越多。这可能会诱使地方少报粮食产量。而地方政府还可能存在高报和虚报受灾面积的可能;或者多报农业结构调整面积，表明地方遵从中央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些因素都可能低估粮食的产量。 在消费方面，近20多年，国内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副食品食用较多。而且在外用餐比例不断提高。粮食消费的绝对量也比较难把握。 由于绝对量存在偏差，这里使用误差较小的数据相对量。考察当年的生产和消费增长率之差，应该能比较好地度量当年的供应紧缺程度。因为国内的粮食进出口较少(去年下降到总产量的1%以内)，进口为了补充库存，一般直接进国库储存，所以先不考虑。 由于每年新粮上市在年中以后，所以，市场上半年的供应和去年的产量相关，下半年供应和今年的新粮相关。衡量当年的供应量，取上一年和当年产量的平均值更为合理。从历史数据看，供应和消费增速差能很好弥补绝对量存在偏误的问题，解释除了2000年-2004年以外的大部分价格波动情况（见附文2）。除2004年以外，其他年份的价格变化和供应消费同比的差存在着反向的关系，特别是1992年-1995年的粮价高涨期。 粮食供应和经济周期的关联 在粮食终端零售价格中，粮食的收购成本约占一半。实际上，粮食生产价格和零售价格波动极为一致，这并不是正常的现象，暗示了粮价波动可能和通胀存在着较大关联。1988年-1989年及1992年-1995年粮价上涨，CPI和粮食零售价格有着十分趋同的走势。而根据粮食在CPI中的占比，粮价上涨只能解释很小部分CPI同比上升。所以，通胀引起粮价上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2004年是个例外。当年，通胀并不严重，但粮价大涨。对这种情况，我们从粮食生产、加工环节和工业相关、流通环节和服务业相关，给出了粮价和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联系，以及农民通过感受CPI，PPI及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产生存粮惜售心理。从理论和数据上解释了1988年-1989年、1992年-1995年及2004年的涨价。 但又有一些问题显现出来。首先，粮价上涨幅度在峰值上远高于通胀程度，难以简单用通胀导致成本上升来解释;第二，供求可能是最主要的粮价基本面，为什么粮价的周期和宏观经济的周期高度一致?为什么2000年-2002年三年产量低谷阶段，粮价没有起来?惜售心理真的要比供求更为重要? 我们认为，除了通胀导致成本上升和惜售心理以外，宏观经济周期通过影响粮食供应，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通胀和粮价两者周期的一致性:(1)宏观经济对农户存粮行为的影响;(2)粮食生产的黏性。 国家粮食局专家估计，国内农户的存粮占国内粮食总库存的60%以上，如果按照前几年40%的库存消费比，农户的存粮占总消费的24%。农户存粮数量有1/4的波动，将会导致市场的供应量增加或减少6%。这对于供应偏紧的粮食市场影响不小。 而宏观经济对农户的影响路径是:经济通胀情况下，真实利率较低或者为负，从资产配置角度，农户持有粮食的成本比现金低，农户更愿意多存粮。而农户多存粮的行为，使得市场的供应量有一定的减少，价格压力变大。相反，通货紧缩情况下，农户持有现金更为划算，存粮意愿下降，市场的供应上升。 此外，粮食生产存在黏性。国内农户由于在职业选择、播种习惯、种植经验、销售渠道等方面选择有限，在生产上具有一定的黏性。即使在种粮成本收益率较低的情况下，只要现金的成本收益为正，农民还是会选择继续种粮。这也是为什么在2000年-2003年种粮收益率很低的情况下，产量没有出现较大幅度同比下降。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在粮食生产周期谷底，如果遇到宏观经济紧缩的情况，由于农户消减存粮，市场供应增加，而且生产具有黏性，所以粮价不上升，粮食生产继续在低位徘徊。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00年到2003年的上半年。直到宏观经济通胀的来临，本来低迷的供应遇上农户存粮增加导致供应进一步减少，在供应不足和通胀两个基本因素下，粮价有了大涨的理由。所以，粮价和经济周期主要是在生产黏性下，通过农户的存粮行为使得两者同步。 政策不是粮价决定因素 一些研究中提及1985年结束统销统购政策后，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反复的政策冲击造成了粮食产量的不稳定，从而造成价格动荡。 将其归咎为政策变动在一些时点上有其合理的一面。1985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部分由于当时制定的订购价和超购价不合理;1992年-1993年价格猛涨，可能部分是由于决策层将粮价上涨定位为供应不足。 但是，只要脱离了完全管制的统销统购政策后，粮食政策就是由粮食供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因为政策的目的是连接生产和需求两个市场，保证粮食供求平衡，抑制产不足需和谷贱伤农。 政策被供求关系所内生，不会是粮食市场波动的主要推动力。国家动用库存平抑粮价，也会考虑价格到底是不是体现了供求基本面，如果价格已处低位，再平抑粮价无疑进一步降低农民种植积极性，将来的问题会更大。IMF研究报告指出，历史上运用政府力量去平抑或者补贴大宗产品，维持产品稳定价格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将过去15年中国和美国市场的粮食零售价格同比概率分布图对比可知，虽然在波动幅度上，国内要大于美国，但两者概率分布有很大相似之处。这暗示了政府政策并不是决定粮食市场的价格行为的主要因素。 新的分析框架 从以上分析出发，我们认为，供应增速不足是粮食涨价的基本条件，而通货膨胀则是触发粮价上涨和推动粮价上涨的主要力量。政府的政策冲击，只能在短期内扰动供求，改变不了趋势。 生产供应的波动，追根溯源，可以概括为科技水平提高，自然灾害，农民的种植意愿等等。而政策对生产的冲击作用，一般通过改善农民收益体现到种植意愿层面上。科技水平是一个较平稳的量，相邻年份波动在逻辑上不应该很大。所以，对于生产冲击，应主要考虑灾害和种植意愿。 考察种植意愿，我们可以用粮食作物当年的成本收益率和其他作物比较来代表。因为有通货膨胀因素和土地、劳动力费用调整的情况，因此时间间隔较长的种植收益率数据，会缺乏一定的可比性。我们重点分析当年农民种植油料、棉花的收益率和粮食收益率的对比来确定种植的积极性。 种粮收益下降，部分由于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部分由于政府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导致收购价偏低，但这在1985年改革以后已比较少见。市场是个复杂系统，基本面构成以后，短期内何时会确切地产生价格上涨，取决于一些偶然的不可预测因素。 我们认为，粮价上涨来自供应增速小于消费增速，触发和推动因素则来自通胀中的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上涨，后者也可模糊地理解为CPI和PPI的一个综合反应。实际上，在粮价大涨的年份，第二三产业的GDP缩减指数都高于20年来的平均水平;而供应和消费增速之差都低于平均水平。 通胀中，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上涨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此处作为外生条件，重点分析导致粮食供应增速下降原因，从中得到预测将来供应不足的启示。这里我们主要考虑自然灾害导致的减产和种粮相对收益下降，导致农民的种植意愿下降。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成灾面积比例从1985年到2006年，平均值为16.7%，标准差为3.0%，这说明国内灾害的影响面积，波动量并不是很大。如果按照平均成灾面积中粮食产量减少五成计算，每年因灾损失产量8%左右，标准差1.5%。对于供需处于紧平衡的粮食市场，1%的差别也许并不足以对市场造成大影响，但极端天气下，产量下降就会超过正常值的3%以上，从而能造成短期的供应紧张。实际上，成灾比例和供应消费增速差两个数据存在较为显著的反向关系。 至于种粮相对收益，我们主要看相邻几年的走势以及粮食和其他主要争地作物的比较。从1987年至1988年的种粮收益下降，可能造成1988年-1989年的供应增速不足。同样，1990年-1991年曾发生连续的种粮收益下降，并且种粮收益低于油料和棉花。2004年之前的四年里，种粮收益都在历史最低点徘徊，低于油料和棉花的收益。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供应增速会出现不足。 从1985年以后的数据看，粮价大幅上涨基本都发生在收益率周期谷底左右的年份。国家政策在1985年放弃统销统购以后，基本是一个调节供求的角色，属于供求周期内生的变量，但短期内也可能会对周期产生扰动。 近期粮价会大涨吗? 粮价是否一定会大涨，主要看当时是否处于粮食生产供应的谷底状态，并且当期是否存在造成通胀的条件。 从2004年-2007年，风调雨顺，粮食供应消费差呈现正向。但由于种粮相对收益在下降，生产同比增长在逐步放缓。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由于养殖业恢复等原因，今年的消费要比去年略高，造成了2008年的生产增速略小于消费增速，两者之差可能为-0.12%。 目前，南方洪涝对农业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最终影响主要取决于今后两个月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我们测算，在过去20年里，水灾使粮食减产在2%-8%之间徘徊，均值为4%。往年洪涝灾害资料显示，今年洪涝的可能性比平均值要大，如果发生严重的洪涝，对产量的影响比平均多4%，将会冲击本来偏紧的粮食供应。 再来看相对收益。相对收益下降有两个层面含义:相对过去的收益下降和相对其他作物的收益下降。从2006年5月开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同比加速上涨，在2008年初达到20%。粮食作物的农资投入每亩300元左右，农资涨价使得每亩成本增加约50元，国家今年每亩新增直补约20元，只能覆盖一半的成本上涨。根据东北部分地区调查情况，虽然粮食最低收购价有平均10%的提高，但难以涵盖农资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部分地区，由于农民计划今年秋粮少投入化肥，势必将影响最终的产量。 与此同时，南方一些粮食主产区，棉花的种植效益已经明显高于稻米;而东北地区，大豆收益已经好过玉米。黑龙江农委统计，2008年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增加17%-18%。虽然国内大豆同比价格已经上涨70%，但由于大豆对种植条件的要求比较苛刻，不适宜的条件下产量很低，效益不高，所以东北宜种大豆的面积并不是很大，即使大豆挤占部分玉米用地，整体影响不会特别大。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国内PPI和CPI开始走高。目前，虽然CPI有所回落，但PPI继续走高，接下来几个月PPI保持高位甚至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很大。短期内，通胀情况仍旧不容乐观。 根据个别地方发改委对农户的调研情况，产粮大省的农户存粮有明显增加，一些省份变化不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存粮有一定下降。目前尚缺乏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来客观地衡量通胀目前对于农户存粮行为的影响。但根据个别数据，我们认为农户存粮的意愿增加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历史推测未来会存在一个问题:会不会粮食市场结构已经产生变化，以至于过去经验并不适用?我们认为，虽然近年国内粮食市场化程度上有所加深，但还不至于改变基本推动性力量。利用供给消费增速差和通胀来判断粮价上涨的可能性还是适用的。 实际上，如果放宽视野，近两年来由于周期性原因和农资价格涨幅过大，种粮收益率处于下降通道，粮食生产增长略显不足，虽然没有2003年供需失衡那么严重，但也不可乐观;而今年的通胀短期内无法快速下降。也就是说，供应不足和通胀，这两个粮食涨价的基本因素和触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具备了。 夏季是粮食消费淡季，且经过5至6月份北方粮食库存调运，南方销区储备比较充裕，近两个月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至于10月份秋粮收购期的粮价走势，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7-9月份粮食主产区的洪涝和旱灾情况及通胀程度。 如果水旱灾对秋粮生产影响较大，通胀继续维持高位甚至反弹，就可以构成粮价上涨的条件。届时，在政府考虑农民收益、理顺粮价、不多加干预的思路下，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粮价可能会有20%左右涨幅。如果自然灾害对农作物影响并不严重，通胀在下半年有效回落，再加上明年国家有力度较大的补贴措施出台，那么粮价拐点可能会延迟到2009年以后。 (作者为安信证券农业助理研究员，曾供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 先看看历史吧 由于全国范围内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政策，严禁私营粮商自由经营粮食，并对粮食价格实行统一管理，由政府定价，从1953年至1985年，国内粮食价格变化相对平缓。1979年统购统销政策开始逐步松动，1985年被正式取消。此后20年时间里，粮价经历了几次剧烈波动，同时也伴随着政策的逐步放开、收紧以至完全放开。 1993年2月，国务院实行“统一政策、分类指导、逐步推进”的粮食价格改革原则，争取二三年内全部放开价格，同时取消了40年的粮食统销。但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项放开粮食价格的重大改革没能继续下去。1994年和1996年，政府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同时制定了粮食保护价;1997年实行“四分开一完善”，1998年改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实际上又恢复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对小麦、稻谷、玉米等品种实行保护价收购。 进入21世纪，粮价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2001年，江苏等8个省市率先放开粮食市场，逐步拉开了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的序幕，从2004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但在市场价格阶段，国家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对小麦、稻谷等品种在部分省市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因为1953年-1984年粮食市场实行政府定价的统购统销政策，因此粮价基本变化不大。所以这里把注意力放在1985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变化情况。从1985年至2006年的22年里，国内经历了三次明显的粮食涨价:1988年-1989年，1992年-1995年和2004年。对三次明显粮价上涨的主流解释集中在供求紧张因素、通货膨胀因素(包括通胀造成的生产资料、流通加工环节的涨价和农民的惜售心理)以及国家不合时宜的粮食政策加剧粮食市场的波动等方面。
新框架对2004年粮价大涨的解释2004年的粮价上涨比较值得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时段离得较近,另一方面,2004年粮价上涨和我们新构建的分析框架存在冲突。果真如此吗? 从2000年至2003年,虽粮食产量存在连续四年大幅下降,但粮价基本不动,而2004年的粮价上涨,却发生在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大幅回升的背景之下。虽然当年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走高,但整体CPI不高。粮价上涨来得快去得快,在2005年初突然停止上涨。对2004年粮价上涨的分析,不仅将验证我们分析框架是否有效,还能为今后粮价上涨时点判断上取得一些经验性启示。 首先回答2000年和2001年粮食产量连续下降情况下,粮价何以上涨。最直接的回答是当时没有出现通胀。从2000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呈现一定程度通货紧缩,在此背景下,粮价上涨的动力不足。 更重要的是,通货紧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预期,持有现金的收益增加,存粮成本上升,农民更愿意降低库存,这增加了市场上的供应。此外,从一些调研情况反映看,当时农村产业结构正在剧烈变化,农民存粮意愿下降。虽然不少证据表明当时粮食存在缺口,但另外一些证据却指向那几年粮食产量存在低估的可能性,就是说缺口没有统计数据显示的那么大。 2003年底粮食涨价基本面的形成主要包含两条线:通胀和减产通胀。初见端倪在2002年7月,央行企业的煤油电的价格指数开始摆脱负增长,并在2002年12月迅速蹿到了近10%。2003年1月,CPI和PPI同时开始正向增长,3月,PPI同比增长达到了4.6%。同时,年初玉米价格同比突然增长了4%,并到4-5月份涨到8%,随着2003年7月非典疫情结束,价格管制松动,玉米推动肉类价格在7月份开始上涨,并到年底迅速涨到12%。此为通胀。 再谈减产。2003年,旱灾和水灾都重于常年。2003年总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35.7%,成灾面积占21.3%,在近20年灾害严重程度里排第二位。由于之前粮价低迷,种粮积极性不高,种粮相对收益到达一个底部状态。两个因素合力作用,使得2003年的粮食产量为1989年以来15年中的最低。 与此同时,南方粮食购销市场放开,国有企业失去垄断地位,私人粮商进入收购粮食。但后来粮价大涨,国家为什么不控制价格,调用大量库存平抑粮价?我们认为,政策是个供求的内生变量,决策层明白当时的粮价低估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供应和消费的缺口高达10%,再去控制粮价,无法保证今后的供应。 经过几年经济发展和种植结构调整,东部地区省市,谷物种植比例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我们计算发现,东部地区谷物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例从1999年的29.2%下降到26.4%,特别是浙江下降比例达到了42.8%,省内产不足需,需要调运粮食的量增加。而长期以来,铁路运力紧张,导致了局部地区容易出现价格上涨。 具备以上条件之后,粮价上涨基本面确立,只差爆发的导火索。终于,在10月份秋粮收购的时候,一切开始爆发,一两个星期内,粮食价格上涨10%以上。 关于这轮粮价上涨,还有一个问题,即粮价上涨趋势为何在短期内得以停止。稻米价格上涨集中在2003年10月、11月及2004年3月,之后基本维持在高位。我们认为粮价环比上涨趋势得以停止,主要是粮价上涨的最主要基本面供应发生反转,而作为推动因素的通胀在2004年得到了控制。 2004年,经过粮价30%以上的恢复性上调,种粮成本收益率到了50%的高位水平,略高于经济作物的收益率。加上2004年极为风调雨顺,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点,为总种植面积的10.6%,而这个数字在2003年是21.3%。这些因素使得2004年粮食产量大幅恢复性增长,同比增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所以,2004年下半年,夏粮、秋粮陆续丰收后,供应比较充足,价格缺乏上涨的最基本动力。 应该说,2004年的通胀情况并不严峻,CPI同比最高点为5%。在2004年的下半年,PPI有所上涨,但同比涨幅在10%以内。一方面供应充足,再一方面通胀虽有上涨,但没有失控,这两个条件使得2004年初粮价一直稳定地维持在高位,没有继续上涨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