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编辑部 综述 策划/执行 张成龙
编者按：“Greenisgreen！”这个词汇在目前的商业社会被一再提及(Green为美元的俗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都在关注环境问题。“全球变暖将影响整个商业环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必再讨论的共识。剩下的问题就只有：未来绿色压力下的竞争环境会变成怎样以及如何去赚绿色的钞票。 通向“绿金”之路需要企业能在市场上真正打出“硬球”，它一方面拒绝通过牺牲道德价值来获取暴利的商场厚黑学，另一方面也拒绝只有热情和愿景而没有商业技能的道德理想主义。 “钞票是绿色的” 不久前，Google发起一个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新战略。Google目前的利润是绿色的，但能够使传统行业变得更加绿色的战略意味着更大的利润。 由绿色理念和环保政策倒逼商业格局的颠覆，竞争已经开始。 环保紧箍咒下的多层绿色战略 企业不约而同实施绿色战略的背景中，政策的环保紧箍咒成为最直接的压力来源。 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环保总局最新出台的“三个方案”、“三个办法”，将环保细化分解到企业单位GDP能耗的统计、监测和考核。用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的话说，就是国家正在使以往节能减排任务社会化，转变为企业内部化，即节能减排要落到每一个企业头上。通过国家政策，将节能环保的社会成本分解到每一个企业，在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都已成为既定战略。 虽然继2006年的言必谈慈善之后，2007年企业最火的关键词是“绿色”，但不同的企业在社会责任、环保、节能减排方面的角色定位并不相同。 某个中午，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仲文因胃口不好剩下半碗米饭。他今天没有过分谴责自己。他的半碗剩饭，以及松下所有员工用餐后的残余物，都将被收集并高温压缩，然后直接运往农村变成了农田里的肥料。 这仅仅是松下“零排放”策略中的一个小步骤。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因为在生产工序中需要使用水和纯水，但现实环境摆在了那里，北京市是一座缺水型城市。经过核算，公司决定投入1700万元引入废水再制纯水设备。纯水生产成本从每立方米11.6元降低到了4.88元，使得单只彩管的耗水量和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BP一直担心自己的地位被新能源侵蚀，因此企业特别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研究各国环保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由此而制定未来20年内所投资炼油厂、油田的环保标准。“BP标准一定要严于项目所在地的国家标准。”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内部人士看到，这样总是可以保持在当地的竞争力。因为这些国家的环保标准总是越来越高，而且环保新规推出的频率越来越快。当其他企业疲于奔命，为了应对环保新政不断调整而贻误战机时，BP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从容应付，而且超过国家标准的那部分成本也早已摊薄。 Google、IBM、联想、微软等IT公司，正在共同发起绿色地球数字护航计划，目的是将气候变化因素、节能减排措施推广到整个数字产业链。 一些企业将环保看做巨大市场需求，作为企业业务战略去寻找商机。一些企业融入到企业每一个末梢神经，将企业看做社会一分子，尽量减少自己对环境的透支从而赢得市场准入的机会；一些企业将环保作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手段，并期望能够适应未来的消费者绿色消费方式；还有一些企业仅将环保看做营销噱头，用来拉近与政府和消费者的距离；当然，还有更多的企业将节能减排看做是增加成本的一项苦差事。环保策略的不同，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大相径庭，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有自己的解读：对那些绿色战略的企业而言，最大的商机和利润将被他们瓜分甚至垄断，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强制性的绿色通行证。对于绿色生产的企业，因为成本降低，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也能被消费者所认可。而对于仅仅做绿色概念营销的企业，节能环保成本由社会向企业内部的转化过程中，这类企业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绿色商机和风险 对于GE中国研发中心总裁陈向力来说，绿色环保不是麻烦，不是成本，而是机会。GE绝大多数的环保技术研发新项目，并不需要GE总部的特别投资。研发人员会直接找到对口的业务部门表明这个新技术能够给业务部门带来哪些竞争力，业务部门则核算投入产出比和时间成本，决策是否投资。 但是这种商机的寻找也并不轻松。福特汽车开发的清洁燃料车的风险在于：“全世界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清洁燃料的车”福特(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许国祯表示，他期望利用这个机会唤起更多人的支持，来增加公司绿色竞争力战略产品的砝码：“我们需要车商、能源以及其他零部件供应商一同配合；政策的制定以及方向的确认让所有制造厂有一个明确方向；全世界没有一个消费者愿意多付钱买清洁燃料的车，这就需要由厂商跟政府以及业界领袖合作完成。” 绿金之路 越来越多的政策和法律正在把企业从前不必支付的生态服务的隐性成本显性化了(比如二氧化碳排放许可已经成为有明确定价、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对环境的保护正在被内化为成本管理的一部分，社会和环境责任已经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经营责任。这种趋势今后将日益明显。 “不得不关心” 对企业来说，来自四方面的力量已经将来自环境的压力演绎得相当具体了，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四种力量：1.政策制定者和“看门狗”，政府和环保组织；2.思想库，意见领袖，媒体；3.消费者和社区组织；4.投资者和风险评估者。企业对于环境的冒犯，将直接成为对这些力量的冒犯。显然，冒犯他们要付出不菲的代价的。 在此之前，履行环保责任常常被企业用来作为一种可做可不做的公益行为，至多是用来改善公共关系的“善举营销”、“公益营销”。对于企业实际的经营活动来说，这些行为都不过是一些“经营花絮”和“商场秀”。当环保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共识逐渐渗入法律制度，环保指标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企业的生产和交易行为以及个人的消费行为进行规范的时候，“绿色”已经成为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绕不开的壁垒，正如《从绿到金》的作者埃斯蒂所说的：“为什么像沃尔玛这样世界上最大的、最强硬、最追求利润的公司从现在开始关心起环保？答案是：它们不得不关心。” 很多企业之所以在寻求绿色竞争优势方面无功而返，是因为他们在关注环保的时候没有做到在商言商。关注、从事“绿色”事业是一回事，但从绿色事业中获得竞争优势是另一回事。“从绿到金”是一条诱人的路，又是一条相当难走的路。“好事”可以成为“好生意”，但二者之间有一条有待跨越的鸿沟，只有那些充分了解客户、实实在在创造客户价值的企业才可能跨越这条鸿沟。 通向“绿金”之路需要企业能在市场上真正打出“硬球”，它一方面拒绝通过牺牲道德价值来获取暴利的商场厚黑学，另一方面也拒绝只有热情和愿景而没有商业技能的道德理想主义。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用主义者。仅有绿色是远远不够的，绿色产品首先是产品，它只能靠自身的质量、性价比、品牌来赢得市场，普通消费者不会为绿色支付溢价。以汽车为例，只有购车者开始盘算：油价不断攀升，使用一款混合动力的汽车的总拥有成本要明显低于普通动力的汽车，而且驾驶体验相当于甚至高于普通动力车的时候，消费者才会乐于购买这种车，才能在利己(履行对自身的责任)的同时利他(履行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想象“上线” 企业在拥有了充分的环保意识之后，要如何突破价值观的壁垒(从单纯关注企业自身的价值到关注环境和社会价值)？换言之，企业如何真正实现“从绿到金”？ 迈克尔·波特曾经这样提醒道：“公司不要总是从遵守法规的视角看事情，而应该问一问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浪费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提升客户价值？先采取行动的企业，也就是那些最先发现机会并采取创新解决方案的企业，将获得巨大收益。那些采用了资源生产率框架并且改善范围已经超越了目前受监管领域的企业，将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企业如果把环保当作是一种外加的、不得不履行的责任，那么环保对企业来说永远是成本。正如《从绿到金》指出的：“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环境战略一直是处于守势的战略，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应对之术。它倾向于遵守法律、顺从，顶多也只是强调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它关注的是‘底线’。而不是以一种战略性的眼光，盯住增长的机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看到了‘上线’的潜力，试图创造性地管理来自绿色浪潮的压力。” 对于一直应对与环保有关的法律的企业来说，“绿”(环保)与“金”(竞争优势和商业利润)是一个典型的零和游戏。它们分别处于跷跷板的两端，在环保上的投入成为侵蚀利润的成本，而利润的增长就意味着削减了环保成本。事实上，“绿”与“金”并不必然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以汽车业为例，日本汽车与美国汽车相比，在节能上具有明显优势。在油价偏低的时候，日本汽车的这种优势更像是一种“道德优势”。但随着油价的不断上涨，日本汽车在降低消费者的“总拥有成本”上显现出了相当大的产品优势，实现了客户价值(性价比)、环境价值(节能)和股东价值的“三赢”。 成本还是竞争力 事实上，“绿”并不必然就是成本。绿色行动可以成为一种可以赢得高额回报的投资行为。而从绿到金的关键，是双赢思维下的客户价值和环境价值创新。
产品的环境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此消彼长只是特定资源生产力框架下出现的情形。在一些特定的行业假设、行业标准和惯例下，要想从绿色行动中获取高额回报，不是与虎谋皮，也是缘木求鱼。所以说，出路只能是从技术和经营模式上反省所谓“毋庸置疑的行业假设和行业惯例”：客户真实而隐秘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要实现客户的意图，只能通过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形态才能实现吗？以光纤技术为例，传输信号只能用铜线吗？有没有一种更环保、更廉价甚至传输效果更好的材料来代替它？如果没有这样的追问，就没有光纤传输技术。 任何产业的现实(包括技术、生产和工艺、商业模式的现实)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只是由于思维的惰性和经营的惯性，我们把眼前的现实当作是唯一的现实，自动放弃了对于行业和技术的想象力，扼杀了猛然回头和转身的可能性。自然界有能量守恒定律，但守恒的能量并不一定转化为守恒的性能，产品的性能与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艾利亚克的机身像一个小房子，当它开启时，周围建筑物里的所有电灯都会变暗，而它的计算能力仅仅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音乐贺卡。今天的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的计算能力，相当于数万台艾利亚克计算能力的总和，它提供的各种功能，它创造的客户价值，更是艾利亚克完全无法比拟的。 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环境成本)与效用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有巨量的资源是因为创新的缺乏而浪费掉，许许多多“合理损耗”其实都是相当不合理的，只是我们没有找到最有效的使用能源和资源的手段。资源使用方式巨大的可调幅度，意味我们在减少(Reduce)资源消耗、重新使用(Reuse)资源和资源的回收利用(Recycle)方面有相当大的空间。通过“3R”，企业和客户的业务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可能获得显著提升。以理光公司的双面复印、打印、缩印技术为例，由于简易的操作界面，用户可以方便灵活地选择打印和复印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办公效率和环保绩效，同时大大降低了办公成本，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产品，理光公司在同类产品中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有效地提高了公司自身的业务绩效。 “3R”的确能让企业获得“环保竞争优势”，但其着眼点仍然是战术性和改变性的，因而这种优势是相对有限的。能让企业在业务绩效和环保绩效上获得巨大的、突破性的竞争优势，是通过对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Redesign)和对产业内涵的“重新想象”(Re-imagine)来实现的。同样以理光公司为例，这家以生产打印机和复印机为主营产品的企业，现在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业务，透视客户打印图文“动机背后的动机”，提出了帮助业务实现无纸办公的设想。这不是“自掘坟墓”，而是通过对既有业务模式的“创造生破坏”，在大大提高自己和客户的环境绩效的同时，拓展了自己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企业在传统的竞争优势又加上“环保”一维，似乎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道限制。而限制意味着更多的成本和更少的盈利空间。不过，只要我们再回顾一下日本汽车与美国汽车竞争的历史，就发现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商业史上的不少案例表明，许多机会常常是由限制而创造的，如贫困人口众多的印度之所以诞生像兰伯锡这样的世界级制药企业，恰恰是因为印度买得起药的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荷兰在世界花卉业中获得了难以匹敌的竞争优势，恰恰是因为其土地资源匮乏。相反，许多机会是在放任和资源丰富中丧失的。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不妨以中国制造的困境为例。中国制造企业凭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环境成本，获得了高速成长，但这也造就了中国企业对粗放式经营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宽松的环境法律法规、消费者主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淡薄，使得中国制造企业在一种缺乏磨难和限制的环境下生产“萝卜卖快了不洗泥”的产品，并迅速成长起来。这种宽松的经营环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福音而是诅咒，一旦经营环境变得不那么宽松(成本升高、人民币升值、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很多企业就发现自己难于应对。这是中国制造为什么目前“突然”面对巨大挑战的原因。 这种限制和挑战也正是中国企业转型的机会——从粗放式经营转向精益化经营，从资源驱动型成长转向能力驱动型成长，从对增长数量的关注转向对增长质量的关注，从追求高能耗、高污染、低创新的“黑金”转而追求低能耗、低污染、高创新的“绿金”。 寻找“绿金”的商业模式 越过绿金的“天堑” 吴伯凡（《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我们的主题是“通向绿金之路”。实际上绿金是一条并不太好走的路，但如果这条路走通了，确实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谁在这个绿色浪潮当中被卷下来，而不是用力往前走的话，那么另一轮的洗牌开始时，很多企业就会被淘汰下去。我们的对话可以从这里开始。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刚才提到“绿金”的概念，我觉得可以从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去探讨。有的企业是从战略上去考虑，可能就会想到十年或者是更远一些。有的企业就想到我这个投资能不能回收，可能就是三年或者是两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真正企业的战略家会考虑得更远一点，因为除了考虑到经济效益，还要考虑经常所说的社会效应。
最近《能源法》正在修订，我想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环境税。我想对我们的企业是不是要有更新的要求，就是在创造经济的同时，如何想到更多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 李志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博士)：我是搞政策研究的，我从四个方面讲一下我的看法。首先是从企业战略的层面去看。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是从出口型战略发展起来的。我拜读过吴伯凡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如果站在原来的定位上，按照现在环境的各种要求出口到东道国，那都是一种额外成本。但是如果明白这是一种发展趋势，自己在适应这种趋势当中如何调整，这就涉及到企业发展战略怎么样平稳的过渡，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个方面谈得宏观一点。大家现在都说中国的崛起。如今欧洲的国家陆陆续续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中国也签了。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发展上来说，就是怎么样定位：是不是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但是从中国来说，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平衡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另外从环保产业来说主要的支柱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补贴的门槛儿，第二个是政府，第三个是税收。所以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调整，这个政策配套体系，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起来的。 第三个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时候都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企业的一个方便，很大程度上作为企业表现这个社会责任的一种标志吧。但是从一般公民的角度来看，他们对环境的要求，节能减排方面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一个认识，他们觉得哪些是更加重要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是利益有关的，哪些是可以稍微放一放的。我觉得政府有自己的出发点，但是如何让一般的民众的诉求能够得到体现，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第四个方面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转型，过去从制造业到现在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怎么样顺利地完成转变，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志能：对于我们来说，最难的东西就是现在节能减排20％的话，意味着很多企业就要关门。对于小企业家来说，这个政策的变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说你如果作为最有实力的企业，是自己可以承担这个成本的，而且它有能力去引导、去教育消费者。但是绝大多数企业，在中国制造的背景下，就是设计出可绿可不绿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 吴伯凡：企业关心的是金，政府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平衡。企业如何从这种绿色的行动当中赚到更多的利润，使你的整个绿色行动有一个可持续性，告别过去的那种支票本的慈善、支票本的公益。所以这里面可能是中国企业要意识到，消费者是有权利的，有选票的，他的钞票就是选票。 创造“绿色”商业模式 吴伯凡：在推进整个社会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当中，政府肯定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消费者来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受制于几个因素。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政府对这个企业，会有补贴及各种政策的倾斜，才能使得他生产这个产品的代价要相对的比较小一些，这样他的这个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竞争。绿色产品本身先是产品，要通过产品本身的竞争力，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有一个调查：只有3％的人会因为它是绿色的才不会在乎价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非常小。所以这里面就涉及了如何把这个产品与一个绿色的观念融入到一起且能帮助销售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比如说比亚迪要发布一款铁电石的车，他100公里的燃料成本是20块钱，而普通的燃料的成本是50到80块钱不等，如果这款产品一旦推向社会的话，用不着你提倡绿色消费，这个利益驱动就会使你选择绿色产品。 现在我们回到商业价值的原点上来，就是在商言商，同时把绿色的东西化为一种商业模式在运行，因此产品就是产品，只能通过竞争力来发挥。 杨斌(利乐中国企业传播副总裁)：要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说你要和环境协调、和社会协调。对利乐公司来讲，我们创始人提出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包装带来的节约，必须远大于成本，这个成本包含了经济意义上的成本和社会环境意义上的成本。一个企业要考虑业务的发展是否跟环境相协调，企业能否带来能耗上的节约、带来整个资源上的节约，从这个角度来讲，企业才可以真正的同它经营的各个方面去注重环保。 环保的理念怎么跟消费者的利益重合起来，甚至让它充分体会价值上的优惠。我这里不是做广告，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就是无菌的常温包装技术。通过利乐的包装技术，把遥远的产奶区的优质牛奶，非常安全地送到消费者的手上。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说不能采用这样的包装、这样的系统，需要多么大的冷柜链条来配套。 那么一个包装带来的节约要大于它的成本，就是包括拿到消费者手上以后，我们不需要放在冰箱里，我们的商场也不需要放在冷柜里。那么从能耗上、资源节约上是环保的。 刘小卫(壳牌中国集团公共事务董事)：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我们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还是想回到我刚才第一个点，就是你怎么样为客户创造价值，你的产品竞争力最终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创新。你必须把你今天的行动、今天的战略、今天的方案，与明天的影响结合在一起。 从壳牌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跟法拉利在一级方程式上一起合作，通过含金量非常高的软润滑油和燃料油，让它驰骋在一级方程式上。而且这种燃料油也是非常容易买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作为一个商业的机构，如果企业是不盈利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不负责任的企业。如何去盈利，企业要费很大的力气，动很多的脑筋，创新就是根本之源。 吴伯凡：这样的油是不是卖得更贵？ 刘小卫：这个是从它的价格和价值两个方面去看，我相信我们今天不是关于价格的讨论。 吴伯凡：如果你的这个产品确实是很绿色的，性能也好，但是这个价格超出了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程度的话，你能够从中赚钱是很小的，你的环境效益也是很小的。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企业用不着提倡绿色消费，提倡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你的产品、用你的性能价格比极高的产品来赢得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一旦形成，他自然就会是绿色的。 刘小卫：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绿金”变现 吴伯凡：如何从绿色当中挣到钱，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商业和创新，创新是最根本的东西。如何从绿到金，如何把绿色的环保变成绿色的钞票，企业家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很深的体会。 杨斌：我们毕竟是发展中的国家，面临这样压力我很想谈一点，就是作为跨国公司，能不能多走一步，向前再多走一步？举个例子来说，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其实跨国公司可以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例如利乐公司，最近就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在呼和浩特新的工厂将会全部采用风力发电。 让我们看一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在内蒙地区，煤电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采用绿电意味着利乐在成本上增加65％。即使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像利乐一样的跨国公司也会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在环境方面、在减少碳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贡献。购买风力发电或者是购买绿电这个机制，还是需要和当地政府一起来合作。我觉得在政策层面或者是标准制定方面，跨国公司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一起来合作，能够先行一步把绿电的模式建起来。 李志能：作为政策研究，这方面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类似的项目，例如为一家企业做柴油发动机。这种柴油发动机不仅使用年限比较长，而且用油的效率高。但是柴油轿车在北京二环之内是不能开的。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会觉得这种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真正去实施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北京的奥运会来说，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的污染。首钢搬迁完了以后，汽车尾气的污染就成为了最大的污染，所以那家企业觉得中国政府愿意接受柴油轿车，但没有考虑原来不能上牌照的问题。 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涉及到政策的时候，就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例如涉及到柴油供应，如果柴油供应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过去的跨国公司跟现在已经不同了，因为现在影响政策的因素已经有所变化。所以现在参加得奖的最佳企业公民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我觉得在影响政策的渠道方面，应该考虑有一些变化。 刘小卫：要说绿金之路，从能源的角度去看，一方面就是把现有的能源用得更好、更干净，使它更环保，比如说煤怎么可以清洁的使用，我们壳牌就有这样的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通向绿金之路里面，技术和创新是一个关键，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向绿金之路，我相信是人人都能发挥作用的。怎么讲？就是政府的作用，你怎么样培育市场的氛围，使得这种创新的技术和附带出来的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去包容它。有什么样的政策使得这个企业可以去创新，这些都非常关键。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消费者。无论是谈绿色产品也好，还是绿色服务也好，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或者是准备去接受他们，是不是愿意付更高的价格购买风电什么的，所以在这当中人人都应该倡导绿色的重要性，每个人都要有一种责任。 创新是系统工程。 刘晖(《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每一个创新表面上看是产品和服务，但是里面肯定会有一个内在的体系。从促进会的角度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黄浩明：从绿到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并不是企业有创新、有技术就可以垄断市场，这看来还不行。中国能源的消费和生产，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到位，那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人去投资、去冒险？ 另外就是消费者的利益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改变，他们对绿和非绿的认识，我觉得他从价值观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会发生变化的。我最近刚刚去台湾，我去考察了台湾的企业做产品和文化怎么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陆的企业家去借鉴的。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可能就会去购买这个产品。日本也是这样的，日本我去参观它的有机农场，作为市场来说，有机产品肯定比非有机产品要高，但是作为消费者大部分都希望去买有机产品。我觉得消费者意识的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还可以讲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汽车的问题。现在已经320万辆了，作为北京来说可能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北京市在发展地铁或者是城铁，我们作为民间的环保组织是双手拥护的。但是拥护的背后也发现，由于城市管理传统的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封建的意识，现在地铁拥挤、城铁和地铁、铁路和公交之间不连接，给我们的乘客也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个地方是系统工程，从绿到金不能简单的就认为企业创新就可以独打天下。 杨斌：可持续发展是立意很高的命题，要可持续发展，必然要说你要和环境协调、和社会协调。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外资企业在推动产业链，提升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升级等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我们在环保方面推动产业链升级的作用。 刘晖：其实今天几位嘉宾谈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走向绿金之路，这已经是一个日益形成的共识，更是不能回避的责任。从政府主体来说，比如说中国制造，这个是中国经济的主题，那它怎么转型，很多中国企业建造一些工业园，但是这个也是有很多困难的。第二点我们共同强调创新的改造，如果一个产品是绿色的，背后要有一个绿色系统的支持。同样要对绿金这样的企业，不是光喊口号，就是要给消费者权益。第三个比如说公众和消费者来参与整个的消费，或者是公众本身来享受这个绿色的商业模式的好处，而且本身他有绿色意识更多的萌生和发芽壮大，也是我们走向绿金之路，可能会迎来一个更有希望的一个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