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互联网行业，从思科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开始，一直有种说法，时间过得就像“狗年”（Dogyear）。
一位在北京的朋友，刚换工作到一家欧洲半导体公司的上海分部，最让她惊讶的是，在节奏这么快的行业里，报到后申请1台计算机，居然要等4个月才下来；公司内有一堆白头发的外籍员工，而且一休假全找不到人。这与她先前服务过的美国半导体公司那种年轻动作快截然不同。
我也觉得惊讶。在半导体行业，我们已习惯由加州硅谷和台湾新竹所设定的工作节奏：那就是每18个月芯片功能要加倍，但价格不变；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日以继夜投入，凌晨3点有紧急状况被叫回工厂处理也是正常，而最终则由高额的员工分红期权，补偿这一切牺牲。 显然欧洲人不这么想，或者说半导体这个行业的节奏，并不是太平洋两岸说了算，还要考虑大西洋那边的意见。我很好奇，这家欧洲半导体公司为何有竞争力，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很厉害，特别在手机和无线通讯方面，市场份额很高。这股强大的技术实力，可能来自他们更为友善和人性的工作环境，让经验更容易传承。 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工作时区，由地理位置决定，或所处行业决定，但是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地理位置和行业因素交互影响，相邻两家公司的工作者即便表上时间显示一样，工作时区和节奏可能天差地远，相隔半个地球远的两家公司，却可能同步作息。 这或许解释了上海、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这三地，为何是不夜城。他们的存在，都来自与世界接轨并成为其中一部份，像是中国香港的金融，中国台北的电子接单代工和上海的港口运输；除了本地时区，还必须24小时与全球时区连通。 最明显的，就是每天到了下午5点，你是开始整理东西准备下班，还是整理文件准备和欧洲那边开会；当大多数人是早上9点上班，你是不是提早8点就到办公室，和离下班还有1小时的美国西岸通个电话。在全球职场上，我们多半按照纽约和伦敦的工作时区，来调整自己的时间。 除了自然的时差，工作者对于时间感的认知，还来自所在行业的进化和竞争程度。举例来说，在互联网行业，从思科首席执行官钱伯斯开始，一直有种说法，时间过得就像“狗年”（Dogyear）。这并不是说在这个领域的人都累的和狗一样（虽然也差不多），而是变化极快，就像狗的生理代谢，1年等于人类的9年。依此类推，目前在中国工作，因为社会和大环境变化飞快，在沿海1年等于在内地9年，虽然大家都是遵照北京时间作息。 反过来看，也因为变化快，产生机会和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快，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往节奏快的行业里头扎，以及互联网行业产生这么多富豪的原因。许多研究企业营销和管理的专家，都偏好从科技业下手，这个行业的周期比其它行业快上许多，正如同许多研究生物进化的学者喜欢研究果蝇，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只有几个小时，在同样时间内可以观察好几轮。 另一方面，工作时区所区隔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工作文化。西欧企业的主管到东亚来，不可能再好整以暇吃午餐，从开胃菜到主菜到甜点全吃遍，最后再喝咖啡；东亚的员工到西欧出差，也不可能把用筷子吃战斗餐的风气带过去，得学会用刀叉慢慢切割出话题在餐桌上聊。 这也使得“本地化”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之后益显突出。许多跨国企业，包含我那位朋友所服务的欧洲半导体公司，都在尝试本地化，第一步是从人才开始，但关键在于文化的本土化，因为时差反应的不只是地理的差异，更是心理的差异，而差异正是管理创造价值之处。 全球化是本地化的积分，本地化是全球化的微分。经理人可以不懂微积分，但对于不同工作时区差异造成的微分和积分关系，却一定要学会。世界暂时不会照着北京时间运转，经理人的手表和脑袋里还要放进更多时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