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胡正诚 从一个拥有百万员工、数十年经营历史、财大气粗的巨型企业中抽调100个精兵强将用于组建海外兵团，会是困难的事情吗？会对这些人才原来所在的部门造成巨大的损害吗？貌似不可思议，但答案是“会”。随着各个二级机构成为利润中心，人才的调配和使用也成为二级机构的特权，总部只能对二级机构的高级干部进行考核和管理，大批还没有能晋升到这个层级的优秀员工，根本无法进入总部的人才库。即使通过非制度化手段抓住了优秀的员工，组建精干的御林军的构想依然困难之极：这样的员工都是各个单位的赚钱机器，正是其人力资本充分发挥效益，被所在单位用于赚取利润的时候，哪里会轻易放走？如果说在未来15年将要实现海外业务占据半壁江山的构想，相应的就要有相应比例的员工能够胜任海外的工作。因为人才瓶颈必然制约其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近10年的高明运作，充分控制了高端和上游资源，建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利用中国的人口红利，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从国家层面上，用行政手段扶持这些国有企业，必然期望他们能够帮助国家确立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人力资本的匮乏可能导致这些企业大而不强，在国内还能够利用政治资源获取利益，在国际上则可能处处被动。 与此同时，在美元泛滥、全球资产价格膨胀的时候，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被用来收购了很多国外的资产。尽管我们不能以部分投资目前的亏损就忙于否定这一做法，但是毕竟我们扮演的是高价接盘的救世主角色，其风险相应较高。如果承认在新世纪人才早已从成本消耗品变成了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具有同等性质，那么比较稳妥而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做法就是将超额的外汇储备转化为人力资本，在培养、储备和扶持这些人占据海外的高端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一向的人才培养传统是以公派留学和吸引自费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为主要手段。然而，既然经济已经全球化，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化，地域属性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属于谁，为谁所用，工作在法国、拥有美国国籍的华裔人士也同样是中国的全球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天然的血缘、文化认同和沟通便利上的优势永远不可消亡。回国服务的观念首先应当转变为替中国政府和企业服务的观念。用国家缺少足够好出路的外汇资金，拿出4000亿美元，选送400万人出国学习和进修，加上各个企业的国际化人力资本投入，在未来10年之内就将极大地改观中国的人才瓶颈，一方面企业可以大量走出去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改变中国企业通过压迫低廉劳工以低成本取胜的局面，在人民币继续升值后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的经济结构。
重要的是不仅鼓励他们回国，同样鼓励他们在当地落地生根，进入本地的企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深深”地进入所在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领域。虽然美国的博士水平总体上看比国内培养的博士高不少，但是没有进入实际工作领域锻炼的人，还是半成品。亲身经历和掌握了国外的管理、制度设计和技术优势以后，他们的潜能才能真正对中国发挥作用。虽然在一定期限内他们不能直接为中国服务，但是在当地社会中地位的逐步攀升，掌控更多的资源，最终依然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回报：用国家资源，花费30年时间打造一位华裔的通用电气CEO，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回报？ 对于高端人才来说，成就感永远是幸福的最大组成部分。中国强大的国力和政治外交资源的支持与血缘上的亲近，让华裔们最可能在中国的企业和机构里面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局限于在当地机构中担当二流工程师的角色。中国政府应当有这个信心和远见：当地华裔也是中国的人力资本。与其用几百亿美元的资金购买一些国外关键企业的非控股权，不如用10亿美元运作出亲中国的董事长和董事们。 将要花费的4000亿美元仅仅是中国2007年一年新增加的外汇储备，相当于中国政府三年的超预算部分的财政收入（目前超收的财政收入达到每年1万亿元人民币）而已。这个投入必定增值，绝无风险，并且回报无可限量。投入的4000亿美元，能够在国家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税收增量中得到补偿，而相应带动的就业、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回报更加不可限量。 中国发展重工业的阶段对农民们是不公平的，用牺牲农民的策略换得了工业化，但最终工业化的收益可能对农业有所回馈，尽管这个时间来得晚一些；享受过免费高等教育的孩子们对现在那些自费上学的孩子们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些享受免费的孩子们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永远的、每时每刻的公平，国家对未来有所考虑并能够将收获用于回馈社会就是我们能够指望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