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胡正诚 加拿大魁北克人中美女比例最高的职业人群是模特吗？不是！
应该说是警察，能够看到的几乎都是标准的金发美女。工作了七八年的警察一般都可以拿到七八万加元的年薪，再加上很有吸引力的各种待遇以及稳定的职业前途。因此，一位年轻的警察在私下场合说：“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不要犯任何错误，能够安稳地干到退休。”在这种心理之下，警察队伍的贪腐现象自然就比较收敛，顶多也就是在熟识的店铺喝杯免费咖啡而已。这里的关键是稳定的职业预期和即使在退休之后也能保证体面的生活，加上资深警察在社区里面极受尊敬，那种自豪感也是警察们在意的幸福之一种。 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高薪养廉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只会成为变相牟利的手段，断然不能有效地防止贪腐。可悲的是，在中国，制度的制约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法律和道德的控制，提供良好的未来期望这一疏导的手段却远远没有为人接受。可惜的是，那些倒下的人中不乏有魄力、有才华的人，他们本来可以给这个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 任何制度设计无非是要选拔吸引优秀人才，如果没有合法的高额收入，社会公众就只能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迫使官员们（包括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高级经理）道貌岸然于外而贪污腐败于内；或者就是只能留下廉洁（实际上同样脆弱）的庸才与蠢材。 在拥有悠久的精英治国传统的中国，比较理想的当然是给优秀的人才以合理的高收入。如果按照市场法则，一位优秀的省委书记完全应该可以拿到上千万元的年薪甚至更多，因为他完全合法的某些不作为行为都可能导致一个省上亿元甚至更多的损失，更不要说他的努力可能为民众带来巨大的福祉。然而，公众对于官员的道德期许，使得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会给予其高级官员高薪。在中国的现实中，台上的风光及人生得意和下台后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对比，对于官员们的心态自然发生影响。一位口碑很好的高级官员曾经掌管百万人的大企业，退居二线后壮心不已，希望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智慧和思考为国家的行业战略做些工作，却因为必要的研究经费（估计要上千万元）无法落实而暗自神伤。因为此，国家和社会丧失的不仅仅是可能给社会节省上千亿元成本的运作方案，更是给无数后来的官员们提供了恶劣的榜样。官员们在现实面前意识到，在掌权阶段以社会承担巨大代价为成本来换取一些私利是符合自己利益的行为，因为只有足够的钱才能维持他们将来的体面，才能给他们自己继续提供舞台。 优秀的人才固然需要待遇，更需要的则是人生满足和自己的价值实现。这远非离退休后的大宅专车等待遇所能满足，他们担心光环退去之后的寂寞难耐，在拥有权力的时候来寻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尽管有法律的制约，然而执行法律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其实是整个社会财富的浪费。 克林顿从美国总统职位下台时，因为官司缠身欠下了高额的律师费，然而一旦离任并答应出版回忆录，立即就获得了700万美元的预付版税，并四处接受高收入的演讲邀请，不仅很快还了债务，而且组建了自己的基金会，并一直活跃在国际政治外交和商业舞台上。其强大的影响力至今还在为其夫人竞选总统而助威。 是克林顿实在太优秀了吗？未必！实在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体制：尽管在总统任上的时候只能拿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但是下台之后还有很多机会继续施展才华，比如在大企业任职或者在第三部门例如NGO里面担任重要角色。NGO在这里成为优秀官员们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和前程的保障。中国人常常议论美国说：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从政。真相是精英永远站在前台，台上时是政府官员，台下时是拥有财富的企业家或者拥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一位退任总统完全可能在某个NGO里面拿着远高于总统薪水的待遇，并继续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智慧和人脉。一流的人才就是那些始终能站在社会前沿并贡献自己智慧的人，从政和经商以及从事社会活动并没有天然障碍。 NGO成为精英人士的舞台，将会壮大NGO的力量，促使第三种力量的迅速壮大，也让精英人士们合法地获得符合市场法则的高额补偿，并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我们承认贪官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可能带来百倍于此的社会财富的损失，我们就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精英人士们在下台后于法律框架内获得合理的回报，前提是他们在台上的时候必须恪尽职守。 当官位不再是官员们唯一的指望，官僚体制（这里并无贬义）内的斗争就不会那么残酷。与上下级官员们，与社会各级力量友好良性的互动就成为官员们至关重要的成功要素，因为缺少这种长期合作就减低了官员们未来的价值。 实际上，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官僚队伍，但是我们需要的也只是过得去的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拿大魁北克的美女警察能够队伍稳定，工作有自豪感，自觉自愿地奉公廉洁，对我们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很有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