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刘湘明 2008年，不仅仅是全国人民喜迎奥运的一年，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吴晓波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中提到，30年前《经济学人》杂志对中国的报道，是这样统计的：“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 而截至2007年10月29日11时29分，彭博资讯数据显示，在全球市值前10名的公司里，中国公司已经占了一半。 两相对比，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崛起，都以企业的崛起为支撑。我们现在拥有了一批无论从销售额还是市值看，都是全球顶级的大企业。以前我们谈及大企业的贡献，无非是它们为社会提供的可观税收、就业甚至慈善捐款。但是在以后的10年里，这些大企业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管理模式的变革先锋。不久前到深圳去拜访中兴通讯的董事长侯为贵，侯老谈到公司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中兴的规模迅速膨胀，正在经历一个从本土公司向一个全球化公司演变的过程，而且与当年老牌跨国公司有充足时间、步步为营的全球化战略不同，中兴必须在短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布局，同时平衡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差异。而与此同时，全球电信市场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不同维度的变化都在同时发生，对企业提出了巨大的管理挑战。这其实是中国企业现状的一个缩影，而在短时期内应对如此多的管理挑战，也只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才能够承担如此的风险。可以说，中兴所做的所有管理尝试，无论成败，都将为后来者提供极有价值的参考。 管理人才的输出基地。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人才的培养周期将决定中国企业走向成熟的最短时间。在这里面，大企业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大企业有财力、也有平台为经理人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历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正在为全社会积蓄人才。现在，大批的中国企业都在从全球、从跨国公司吸引高级管理人才。几年后，后续成长起来的企业能否从现在的大企业中吸引到合适的人才，将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手段传递到经济体系的细枝末节，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条件。据说全球500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CEO来自GE，这句话虽然很难考证，但是GE成为赫赫有名的“经理人摇篮”、“商界的西点军校”，却是毫无争辩的现实，这也足以奠定GE在商业世界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大企业显然差得还远。 商业模式创新的发动机。回顾改革开放30年，第一批明星企业因承包而成功，第二批明星企业抓住了外贸和对外加工的机会，第三批则终于赶上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世界步伐。以前，我们的企业习惯于盯着国外的同行怎么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可供学习的目标越来越少。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最大的银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都在中国，很多中国企业也已经冲在了国际竞争的第一线，外国的同行已经开始关注我们的企业在做什么，开始向我们学习。在这一阵营里的企业，如果能够在商业模式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将会对全球的产业格局都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