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文化能嫁接，但不能移植-爱华网

唐翼明先生在阅江楼上读书、写字、饮茶、会友。唐翼明国学与西学功底深厚，新著《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撷取《颜氏家训》的重要篇章，有感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缺失，系统地就教子、治家、礼仪、交友、处世、读书、立名、中庸、止足、养生等问题进行了讲读，别开生面，颇受好评。

　　唐翼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任务是邀请海峡两岸乃至美国有声望的学者来开设讲座。他说：“ 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跟我们谈话时，提出了‘人生的国学，国学的人生’的想法，也就是：为人生的需要而研究国学，以国学的营养来滋养我们的人生。我很赞成这个意思。所谓‘人生的国学’，就是要把国学不仅从批判的垃圾堆里捡回来，还要从少数学者的象牙塔里请出来，使国学同我们的现实人生结合起来。而所谓‘国学的人生’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智慧，提取精华，来导正我们的人生，来滋养我们的人生。并从而导正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社会。我觉得办国学院的意义就在这里，国学院的前景也在这里。”

　　写字是唐翼明的爱好和经常修习的功课，从十几岁开始没有间断，现在是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其旧体诗词和书法都独具一格。他自书旧作《长江远眺》：“苍茫天地阔，开辟一江流。百折气未减，丘山空阻留。”作为他自己的博客“阅江楼主”的首页题词。

　　1978年，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的唐翼明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同班同学易中天也是以高中生身份考进来的。唐翼明回忆，当时高考有几条规定：一，只看成绩，不看学历；二，不纠缠家庭出身，只要考生本人政治上没有问题就行；三，公布成绩，不搞黑箱作业。“如果不是有这三条规定，我绝对不可能上武大。如果要学历，我没有学历。如果要看家庭出身，我绝对不能考。成绩已经公布了，我的总成绩比第二名还高五十几分，总要给社会一个说法吧。最后决定录取了我。”

　　1981年3月，唐翼明提前毕业，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较早拿到硕士学位的人。随即赴美国，此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是夏志清，博士论文后来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名为《魏晋清谈》。他说：“我研究魏晋思潮与文化有点偶然，但是后来越学越觉得好。魏晋精神就是张扬个性，主张独立人格和思想。像嵇康，宁死不跟司马氏合作，最后从容就义，临刑还弹《广陵散》，现在到哪去找这种人格？像阮籍，八十二首感怀诗中对人生忧患的感觉多么真切动人，也不受特定意识形态例如儒家、道家的拘束。像陶渊明，一定要做真我，为了坚持真我，宁可辞官不干，回家种地，有时饿得没有饭吃，但他宁可要饭也不去做那个彭泽县令，为什么？因为不愿见督邮—一个没知识没品的小官，还得给他鞠躬作揖，老子不干，‘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了不起的人格，历史上少见，今天就更见不到了。从前的中国读书人讲骨气，这骨气主要是从魏晋那个时代开始的，魏晋士族就是读书人家族，代代读书，文化修养很深，自视也就很高，这样就慢慢积累了一种气，这就是士人的骨气，读书人的骨气。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很糟糕，但是至少还有一个制约，就是道统对政统的制约，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所以还能保持某种平衡。明清以后，君权越来越强大，皇帝一个人把政权抓在手里，军权抓在手里，意识形态也抓在手里，把政统跟道统都兼起来，文和武都兼起来。这样搞，别人还有什么空间？哪来的思想自由？还出得了什么人才？这些问题如果不反思，国家要进步是很难的。”

　　1986年冬天，唐翼明第一次到台北，他的父亲唐振楚带他到“总统府”去转一转。唐振楚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做了好几年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当时的副秘书长是马英九。那是唐翼明跟马英九第一次见面，唐振楚介绍：“这是我的儿子翼明，刚从美国回来，你们聊聊天吧。”马英九对唐翼明说：“当年我从美国毕业回来，就来拜见唐伯伯。唐伯伯当年就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后来有一天，马英九的父母请唐振楚一家吃中饭，马英九也在场。饭吃到一半，马英九站起来说：“我要上班了，我先走。”唐翼明当时想：马英九好像不太懂礼貌，跟长辈一起吃饭，饭还没吃完就走。后来他才知道，马英九的房子跟父母的房子门对门，他的太太周美青在商业银行工作，中午不回家，马英九就在父母家里搭伙吃饭。那天并不是马英九请客，而是他父母请唐家，他只是因为在父母家里搭伙，所以要来吃饭，到了上班时间，还是要去上班，因为没有请假。唐翼明说：“马英九还真是廉洁，律己甚严，他那个时候官职已经不小了，平时都在家里吃饭，不然就是在办公室里吃便当。”

　　1990年，唐翼明从哥大毕业，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去台湾陪侍年老的父母，并先后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及政治大学中文系任教。2008年退休后回武汉定居。他说：“我的儿子去美国时才十几岁，我的孙子则完全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们将来会融入美国社会、美国文化。但我的根还是在中国。”

　　中国有士绅传统

　　时代周报：你的父母在1949年将三个孩子留在乡下，而去了台湾。后来你父母有没有跟你谈起1949年变局对他们人生的影响？

　　唐翼明：当然有，1949年的变局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是蒋介石身边的人，看到陈布雷自杀，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家国的变故对他们的精神影响很大，所以我父母后来都成了很虔诚的基督徒。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这种精神的痛苦，只有靠宗教来慰藉，“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我父母的口头禅。我跟我弟弟后来居然都还过得不错，都有成就，他们就更觉得这是神的安排了。

　　他们对国民党的垮台，心里是很纳闷的。其实我父亲一生做官都非常廉明，所以他不太能够理解国民党会败得这么快。我父亲后来做到部长，我妈妈也算是贵妇人吧，她除了几套旗袍比较好一点之外，其他平常穿的衣服都是路边摊买的，两三百台币一件，折合人民币几十块而已。我母亲从来都不戴首饰，她过世以后，遗物当中连一个金戒指都没有。我父亲更是有名的清廉。我妹妹跟我讲，小时候看到父亲办公室的铅笔、稿纸很好用，叫父亲给她带一点。我父亲把她骂一顿：怎么可以，那是公家的东西。我觉得国民党后来在台湾搞得比较好，跟他们这批人都曾经进行过比较深刻严肃的反思，是有关系的。

　　时代周报：你父亲跟你谈起过蒋介石吗？

　　唐翼明：很少。而且我有意地问过，他都不大多谈。我觉得我父亲生性谨慎，不要说对蒋介石，他对任何人都是从来口不言人过，绝对不谈别人不好的，要谈就谈别人的好处。他长期做秘书，所以养成一种很谨慎的性格，有关自己上司的事，他都尽量不谈。我有几次引他谈蒋介石，他说：“蒋公这个人，军人出身，又打仗，杀人当然免不了，但是他还是有基本道德原则的，还是属于儒家这个范畴，他受宋明理学影响很深，基本上还是一个正派人，不像你们听说的那样。你不要以为我们做秘书的就对他很了解，其实平时接触也不多。”实际上，我后来领悟到，所有的政治运作最终决策的就那么几个人，有些看似很亲近的人，例如秘书、亲友，也未见得知道什么。我一直鼓励我父亲写一本回忆录，他始终不愿意写。

　　时代周报：很奇怪，你跟你弟弟唐浩明先生，跟父母隔断那么多年，后来为什么都成为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

　　唐翼明：我是相信遗传的。遗传并不迷信，遗传是科学的，就是DNA。我弟弟大概三岁多就送给别人，在另外一个家庭长大，养父是理发匠，一个字都不认得，养母是家庭妇女，也是一个字都不认得，就他一个小孩，所以他不可能在家里接受任何教育。我受点影响的就是我伯父冬天叫我们背古书，别的也没有。我觉得我们后来都对文史有兴趣，都还有点成绩，还是跟遗传有关。

　　我父母两家都是书香家庭。父亲的爷爷是清末的秀才，同时家里还种田，这种家庭就是中国农村传统的耕读之家，就像曾国藩那种家庭。曾国藩家离我们家很近，大概就十几里路。曾国藩小时候上的私塾，就是我们唐家办的。以前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湖南，文风很盛，都注重私塾教育，注重读古文，背古文，所以湖南出来搞文的人很多。我的伯父是地道的农民，田种得很好，很勤劳，但是也知道子弟都要读书，无论如何都要认字、读书，要继承家风，保持对文化的敬畏。凡是耕读之家都有这种认识。所以，一到农闲的时候，都会让子女读书、背书，督促相当严。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严格的家教和家规。

　　我的母亲家也是一个书香之家。其实我母亲家比我父亲家更有名。我的母家是王夫之的后代，舅舅王祺跟孙中山一起闹革命，是孙中山的密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临时总统府的时候，就任命我舅舅作总统府的秘书，当时他才二十出头。他原来在日本留学，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派他跟另外三个人回来暗杀一个清朝大员，结果那三个人都牺牲了，我舅舅活了下来，也因此立了大功。所以后来国民政府又公费送他去美国留学。他是国民党最早的中央执行委员之一，在国民党里名望很高。性格很直爽，有点急躁，日本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他是非常积极的主战派，常常发表很激烈的言论，外号叫“王牛”、“王大炮”。可惜死得很早，1936年他4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书法和绘画都非常好，他还是当时中国书画家协会的主席。他还有志于国画的改革。我舅舅的字画到现在还是国家的二级文物，不能随便出口的。

　　我还有一个小舅舅，是我妈妈同母的亲弟弟，叫王德杜，是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在抗日战争中，1944年衡阳保卫战，他率领一个机枪连，坚守阵地，命令全连一个人都不许退。最后，他跟那一连战士全部战死在阵地上。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社会，士绅阶层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很大的作用，就像钢筋水泥墙里面的钢筋一样。我在乡下待了几年，看得很清楚。比方说，乡下农民发生争执，或者妇姑勃谿，都不是首先找政府，而是找士绅之家年高德劭、学问好的人来仲裁。一般大家都服气，只有了不得的事再往上报。所以，这种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当中，是一种凝聚的力量，像钢筋一样。其中的优秀人物，往往就通过科举步上仕途，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士绅阶层最早就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候的门阀士族，唐宋以后变成中小士族，广布于中国社会中。所以中国社会将近两千年中，一直有这样一个士绅传统。这个传统中产生很多优秀的人才，像曾国藩就是出身于普通的耕读之家，通过科举考试到中央做官，他以儒家的那一套学术来管理自己，管理他的幕僚，管理他的军队。

　　怀念80年代学术中兴

　　时代周报：1978年你以高中生的身份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回顾那时候的研究生教育，你认为跟现在的研究生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唐翼明：我很怀念那个时代。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二批研究生都不是普通人，是从十年积累的人才里百里挑一地选拔出来的。而且，选拔也很公平、公开，大家全凭自己的实力，不讲背景。考上的人都觉得这是有生以来碰到的最好的机会，所以个个都意气风发，拼命用功。我考进武大之后，差不多成天都泡在图书馆。因为考试前准备太紧张，入学后又太用功，结果大病一场，症状一发起来就像个小马达那样嗡嗡响。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实在难以坚持，想退学，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跟我讲：唐翼明，你们这一批人，社会上称作“新进士”，机会难得，你怎么能放弃呢！如果你身体支持不住，就不要来上课好了，你期末给我一个报告就行了。胡先生是非常诚恳的人，对学生都很好，易中天后来留校，他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易中天对胡老师非常尊敬。易中天成名后，还专门为胡老师出了一套线装本的《胡国瑞集》，他出的钱，我写的序。我们当时那一批老师都是很好的人，满腹才学，但二十几年来都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像胡国瑞先生那时已经70岁了，他是1908年出生的，到1949年他41岁，年轻力壮，正是做学问的时候，突然政权换了，接着“反右”、“文革”，一直没有施展的机会，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有一个机会，非常珍惜。那时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有一种中兴的感觉，觉得这个国家有复兴的希望。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很自然地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一直弥漫着一股追求改革的风气，思想相当解放。不像现在的很多学生，读研究生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只是因为本科读完了找不到好工作，暂时不想到社会上去，然后就混个研究生。很多人考试成绩并不好，也进了研究所，靠各种关系进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珍惜不珍惜的问题。

　　时代周报：易中天读书的时候什么样子？

　　唐翼明：易中天比我小五岁。他读书的时候，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蛮谈得来。易中天人聪明，思想活跃，口才很好，很喜欢探讨国家大事，我跟他，还有哲学系的邓晓芒，都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去美国了，邓晓芒、易中天在国内，都很有成就。易中天大家都知道，邓晓芒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成就也很高。他们还合写了几本书。我不得不说大家都算是人才，而且很努力。

　　对不可知的敬畏乃普世皆然

　　时代周报：你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怎么成了夏志清先生的学生？

　　唐翼明：我记得刚到洛杉矶时，在表哥家里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夏志清老师的书，我翻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人学问不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想什么时候能做他的研究生就好了，后来果然做成了。

　　时代周报：在美国留学十年，对你思想触动大吗？

　　唐翼明：太大了。所以，我后来一直主张，中国人不论抱着何种目的，不论以何种方式，要出国的都应该让他们出国，想留在那里也没关系。因为中国人应该出去看一看，看看别人怎么在活，别的国家怎么在运作。国家搞好了，出去的人都会回来，像我自己还是回来了。我不觉得我生活在美国就多愉快，因为毕竟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但美国对我触动很大，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也可以这样过活。比如说，我进哥大，没人管我：找房子，自己去找；吃饭，自己去解决；要什么人做导师，自己挑选；上什么课，自己去选。买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人管你，更没有什么政治辅导员来管你的思想。我们中国，学生考进大学之后，第一，住在集体宿舍。第二，马上就有班主任、学生干部、党支部来辅导你的思想，来管你的心灵和头脑。在美国都没有，你随便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你爱批评谁就批评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哦，人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而且这样生活，这个社会也井井有条，也很好。当然，进一步之后，会发现有了自由的选择，就要承担选择的后果。我也吃过很多苦头。当你选择走一条路的时候，这条路会引你到何方，你不知道。在中国你只有一条路可走，你不要去选择，思想简单，省了很多麻烦。在美国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但每一条路的结果如何，你要自己负责。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学成后到台湾教书，如何思考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

　　唐翼明：传统学术在台湾有两种提法，一个国学，一个汉学。汉学本来是西方的一个提法，就是Sinology。台湾就有一个汉学研究中心，他们出的一个刊物就叫《汉学研究》。国学的提法他们也有，民间提国学的很多。但在文学方面，大学里面一般正规的提法还是中国文学。只有台湾师范大学叫国文系，其他大学一般都叫中文系，也就是中国文学系。我始终认为文化的问题是不能搞移栽的，只能搞嫁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棵树不能倒，可以把别人的好品种嫁接到我们树上来，但不能把我们这棵树拔掉，然后种美国树，或者种俄国树、德国树，那是不行的。台湾之所以比较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棵树没有受到大的斫伤，“五四运动”对台湾只是波及而已，1949年的政权交替，“文革”十年的“除四旧”，都没有在台湾发生，所以台湾的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好，又能够把西方的好东西、日本的好东西嫁接过来。

　　今天有的人道德失范，人和人之间没有诚信，学术状况也很糟糕。尤其有些比较年轻的人，没有精神支柱，没有中国传统文明的支柱，也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支柱。我们连民间的一些基本信仰都没有了，比如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一个基本的民间信仰，就是对神明的敬畏，对不可知的敬畏。这种敬畏其实是普世皆然，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有，比如英文中有句话：God is watching—上帝在看，其实跟“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哪怕只有一个人，也不能昧着良心做坏事，因为God is watching，中国人另外还有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跟这句英文的意思更接近。现在中国有些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做，伤天害理可以，杀人越货也可以。这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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