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最讨厌假正经,他生前说过这样一句可谓真不正经的话:“指标这东西,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假如有上级下达指标令我每周和老婆做爱三次,我就会把自己阉掉。”指标那么正经的东西,就这么被他以不正经的修辞戏谑化了,消解了,使得主人公王二们嬉笑着逃离了指标的重压。 但不用说,王小波骨子里是严肃的,他对指标所下定义的实质是严肃的—指标会逼人把自己阉掉。小波曾把恶劣的文体比作在水银灯下光着上半身乘凉的一大片中老年妇女,感叹“假如我是个天阉,感觉会更好”。不幸的是,他不是“天阉”,因此在面对指标的时候只好自阉。而阉了的男人就成了太监,即使面对“后宫佳丽”(小波语)也无法浪漫,浪漫情调从此消失。

不由得,我想起了大学校园。必须承认,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吾国大学校园跟任何国家比都未必相形见绌。且以自然景观为例,小桥流水,曲径回廊,四时花木,五彩戏蝶,几乎不亚于任何一座公园。然而奇怪的是,这里好像无人做梦。无人做梦,也就无人做诗,无人做诗,也就没有浪漫情调。那么老师们教授们做什么去了呢?做项目,做课题,做论文,做专著。因为有指标,有考核指标。一般说来,做这些是很难做出浪漫情调的,难怪小波说指标是一切浪漫情调的死敌。 自不待言,大凡浪漫情调都是兴之所至的产物。或触景生情,或感时兴叹,或睹物思人,或见月怀乡,无不是真性情的自然表达。与此同时,大凡浪漫情调都发自个性,而个性是千差万别的。就大学里的科研或学术研究来说,有人热心为当下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有人宁愿为国家与民族的长远未来殚精竭虑,有人倾向于将自家研究内容同学科建设直接挂钩,有人则大体从个人学术兴趣出发,有人喜欢立竿见影一鸣惊人,有人意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有人述而不作,有人引而不发,有人七步成诗,有人十年一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倘不顾这些个体差异性而一律下达类似一周三次的指标,那么难免冲击大学文化底蕴的形成,阻碍个人创造性和学术潜能的发挥,挤压大家或杰出人才生成的空间。这就好比下达指标令竹笋和铁树每天同样长十公分或令兔子和乌龟每小时同样跑十公里。铁树和乌龟累断腰累吐血也无法达标。于是铁树和乌龟当不上教授,而竹笋和兔子当上了。而若换一种考核方式,根据个体差异性调整指标,那么铁树和乌龟就有可能当上教授。倒不是说最好的考核方式是让每个人都当上教授,但至少应该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特长。“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罗素语)。 或许你要说那么索性取消指标,解放铁树们乌龟们,令其尽情鼓捣浪漫情调岂不皆大欢喜!那恐怕也是不成的。一个国家也好,一所学校也好,一个人也好,总要有个大的目标,目标之下总要有小的指标。即使最讲究也最能制造情调的村上春树,其实也是有指标的。据我所知,他写长篇小说,次次都要给自己下达400格稿纸每天写10页(或相当于10页稿纸的电脑字数)的指标。不写完10页绝不歇手。以致他每写完一部长篇都觉得整个人像被彻底掏空。情调—“小资”情调也罢浪漫情调也罢—只存在于文本之中,而写小说的本人并无多少情调可言。再如鄙人。他那边写,我这边译。一旦开译,我定给自己下达指标:每天必译10页。若某日因故译8页,则翌日非译12页不可。只是,无论我还是村上,指标都不是上级下达的,乃是出自个性,出自个人主体性自觉。或许,这也是一种浪漫,一种浪漫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