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2、1973年间，同学余为彦(后来在杨德昌的大部分电影中担任制片)认识的一个女孩子，说美国学校某个晚上有部布纽尔的电影。于是我们立刻在小圈圈中互相通知。结果到了士林美国学校门口，黑暗中站了一票人，张毅、邱铭诚、张乙宸、王大鹏、王侠军等，来了一缸子。试想，布纽尔，台湾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世界一流大师，怎么能不迢迢前往？结果是在一间像小阅读室之类的地方放，似乎大部分是我们的人，16厘米黑白，片名是The Young and the Damned，1950年在墨西哥拍成。故事讲的是一群游荡恶少一步步把一个瞎子终于整死的经过。那时我们已看过他在台公映过的《青楼怨妇》，自然更想一窥他的昔年名作。 这种找出昔年旧片之举，使得林赛?安德森导演的《超级的男性》（This Sporting Life）、维斯康堤的《战国佳人》（Senso）等片都一时之间出了土。这也造成像博格曼的《处女之泉》、安东尼奥尼的《欲海含羞花》等片相继被人访获，一步步带动了往后几年的“试片室文化”。后来索性连一些不可能上片的商业冷门电影，也只好以试片室的形式、制造与台北一小撮电影分子相见的机会，像马丁?史柯西西的《最后华尔兹》、劳勃?阿图曼的《纳许维尔》等等都是。那时（约1976、1977年）常在试片室出没的，有刘森尧、黄建业、李幼新、王墨林、李明宗等人。冯光远、郑在东那时也是常客，只是我们没有同场碰上。有一个人，个子高高的，也偶尔来看，从他沉默的样子透出的一股气氛猜度，他应该是某一类同行。这个人叫金士杰，果然是个表演者，有一种演员对旁观者怎么看他的自觉。那时他还没弄兰陵剧坊，还在耕莘剧团中。还有一个人，是个老头子，他竟然常跑来看试片。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为何有这样一个常客。他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买了一本1977年的《生活笔记》（我拿去试片室兜售的），并对我所写《人名索引》中Buster Keaton的译名有意见，他说大陆以前是用“巴士开敦”，而不是“巴斯特基顿”。其实他所说的，我早知道。而他这几句话，透露出对艺术片—或者说好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坊间的不足或许是微有憾意的。我没和他多谈，若是谈上了，很可能他会把在大陆上昔年看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什么孙瑜、费穆的向你倾泄过来也说不定。要知道这种见过名山大川的有识之士在那个时代是很多的。
就是这样的试片室，涌进了各处来的电影青年，久而久之，我们不禁要想，这是一个什么都市？这的确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于是，还蛮有一点过瘾的味道，也就是说，你好像活在一部科幻影片的场景里，你没什么事好做，只好抽根香烟。就这么着。 我们连美军顾问团也不放过。余为彦和我看过十三航空队（在基隆路即现在的舟山路上）里放映的《移民》（The Emigrants），瑞典片，Jan Troell导演的，是边坐在西餐桌上吃Pizza边看往银幕的那种。至于到天母团区看《Next Stop, Greenwich Village》，到中山北路团区看《出租车司机》、《教父第二集》等种种活动，也暗示了一项危机，便是对美国事态过多倾注。但即使如此，整个70年代，由于又听摇滚乐又看电影，弄到自然而然被迫对“美国”这样东西很不陌生。即如美新处的图书、耕莘文教院的英文藏书，我们也常去借阅（因为有些合乎我们的“秘籍”意识）。而至于“美国”这样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70年代的我一点也没想过—直至80年代中后期我在美国，那时我想我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