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 那些曾经疯狂的“倒爷”



    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正是这批人不自觉的努力,冲垮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流通体制和价格管制体系

    ★本刊记者/谢良兵

 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 那些曾经疯狂的“倒爷”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就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堤防。

  20多年过去了,曾令计划经济下流通体制坍塌的“倒爷”,也已经成为一个过往时代的名词。但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年近50岁的温州商人林文和就是其中之一。“从倒木材,到倒地皮,再到俄罗斯倒服装,我算是把‘倒爷’当了个遍。但‘倒爷’毕竟不是个事业。”林说。自从1998年在俄罗斯的几次失败经验之后,林彻底安心在温州办起了实业。

  疯狂的“倒爷”

  林文和的“第一桶金”源自一张批条。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林文和的一个亲戚在湖南某县政府任要职,林从这个亲戚那得到了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利用这个批条,林开始了木材的倒卖生意。那个时候,湖南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批条只能用一次。但在那个双轨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资源倒空卖空,已经心照不宣。精明的林文和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也因为当初林那张批条的深厚背景,林与湖南当地的木材管理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打通了木材买卖通道。

  而后,林文和的视野逐渐扩大,他又把目光从木材转移到电子产品——一种两喇叭的录音机产品。林文和回忆说,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甚至把两个木头盒子外边包上一层钢丝网,都能够以录音机的价格卖出去。

  在那个时代,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共同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老总在用200万元做大一个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而林文和同样是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1986年,受价格管控的影响,彩电生产量大滑坡。1988年,国家允许各地浮动20%,这又吸引了林文和这些“倒爷们”的目光。但一年后,国家为了制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体系和价格,导致“生产和需求”同时萎缩。

  此时,林文和又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建省不久的海南。那是中国地产的一个癫狂时代。“一个楼盘,一楼签合同买进,到四楼就卖出去了,接着就是点钱,晚上就数小费了。”林回忆起当初在海南倒地皮的事依然很兴奋。

  据说某地产大佬的“第一桶金”也源自一张批条。1988年,他将某中央机关给其筹建海南下属机构的经费——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这位老总当即拍出了30万元。后来地产圈也开玩笑地把他称为“倒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官倒”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其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

  于是,“打击官倒”成为1989年廉政的一个口号。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回忆说,当初为了铲除“官倒”,中央决定价格并轨,价格并轨后没有差价。只是当时的价格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是不具备的,一时间的抢购风潮,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暂行了20多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偶尔还是会像幽灵般溜出来让人们再次领教“投机倒把”的含义。

  奔向俄罗斯

  在国内遭受打击之后,很快,“倒爷”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林文和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进军俄罗斯,当起了“国际倒爷”。“当时大包小包的,就和逃难差不多。”林文和这样形容自己当初的形象。

  事实上,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许多村庄几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罗斯做“倒爷”,回来又走,走了又回。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有“国际倒爷后仓库”之称的秀水街,逐渐成为中国与东欧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个年代,北京人曾亲眼目睹过俄罗斯商人席卷秀水街的采购狂潮,于是,胆大和聪明的一些人便试着也奔向俄罗斯。

  20多年来,北京通过这条小街的民间贸易,不自觉地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机遇、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二道贩子”,后来统统在王朔的笔下被尊称为“爷”,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称呼为世人耳熟能详。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那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这条线路在“倒爷”们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这是条伟大的铁路。”林说。

  一位北京的“倒爷”回忆说,开始的时候,从北京上车时限制重量,一个人只能带38公斤的货。后来好多人生意从零售到批发,销货量越来越大,大家开始直接包车厢。“我最多的时候曾经买断一列车厢,整整17个包厢。”这位倒爷说。

  林文和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会儿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每一个包厢都被货物塞得满满的,倒爷们几乎全都是买下整个包厢,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货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连窗户都遮得严严的。

  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羽绒服等蜂拥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生意火爆得难以置信!那么多的货,倾刻之间就一抢而空,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销到什么地方去了。”林说。

  这些“倒爷”们都挣了大钱,这些传奇经回国后的“倒爷”们口口相传,极具煽动效应。一时间,中俄边境,掀起了全民搞边贸的高潮。从最初的黑龙江“倒爷”、北京“倒爷”,发展到后来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爷”为主。只是,个中艰辛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

  毫不夸张地说,中俄民间贸易的线路,就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水杀开的,其间的故事惊心动魄,当事人回首往事心情也异常复杂。“那时这条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小站都充满了躁动、激情与恐惧。”林文和说。

  在倒爷生涯道路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几乎都遇到过抢劫,也有人送了命。

  “我有两回被人袭击,第一次抢匪向我喷射瓦斯,泪眼迷离间我掏出手枪,抢匪一看我带着枪,吓得落荒而逃,临走时还没忘了拽上我一件皮衣。”一位北京“倒爷”回忆说。

  据说在俄罗斯最大的中国货市场莫斯科市阿斯太,虽然外观简陋,但租金奇高。由两个废旧集装箱上下搭建的店铺,年租金和各类“好处费”“保护费”,总共在50万人民币左右。不过比起生意的利润,这些“打发俄罗斯人的小钱”已经不在“倒爷”们的算计之内。

  生意做大了,钱也赚得多了,艰难的是要将挣回来的钱带回中国去。查没中国商人携带的美金便成了俄罗斯海关的重要任务。因为那时候,火车是惟一的渠道,“倒爷”们只能冒险将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金随身携带回国。

  于是,每次进出俄罗斯,都成了一种狂欢似的宣泄。列车一进俄罗斯,进入餐车就餐的都是中国“倒爷”们,因为每到一个俄罗斯的车站,货物都会立马脱销。而列车一出俄国边境进入中国,“倒爷”们又都松了一口气,“回家真好!”

  从“倒爷”到华商

  正是这些“倒爷”们的所作所为,使铁板一块的流通体制出现松动,直至坍塌。沿着他们的足迹,原来为国家所独有的外贸体系在私营企业和国际“倒爷”的联手作用下走向开放。而随着贸易的发展,从前的“倒爷”也成了如今的华商。

  中俄贸易的演变历史或许能成为国际“倒爷”作用的最好注脚。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令中俄两国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俄罗斯急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原料及工业产品,加大双边贸易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萧条,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大批中国货开始进入俄市场。进入俄罗斯的温州商人都对那个年代怀念不已。

  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2000年为80亿美元,而前苏联时期最高贸易额仅是46亿美元,苏联解体后,1993年贸易最高峰为72.8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俄出口额为22.3亿美元,其中服装出口约10亿美元,鞋3.2亿美元,以上两项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

  22.3亿美元的出口中,其中包括10亿美元的民营出口。也就是说,2000年对俄出口几乎一半是中国私营企业、个体户完成的。显然,在俄罗斯的中国个体商人、也就是那些国际“倒爷”们功不可没。

  国际“倒爷”在浙江曾盛极一时。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当地的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

  温州外贸部门一位人士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温州一家皮包公司在俄罗斯投资多年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员工频繁申请旅游签证去俄罗斯,才发现实际情况。”最后还是相关部门说服企业报批对外投资,之后协助公司员工申请商务签证。

  莫斯科华人报社社长温锦华在央视《财富故事会》里曾回忆说,当初俄罗斯人本身也是很欢迎“倒爷”。就连倒爷们随身携带自己吃的方便面在那也都能卖出去。于是,本来在那倒卖皮夹克的,最后连方便面都一块儿倒出去了。

  只是当年那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许多不法商贩,甚至采用胶水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绒服。

  中国货的以次充好,乱标价格,伪劣假冒,严重损害了中国货的声誉。林文和就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有一段时间,“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林文和说。

  这也直接导致了贸易量的下降。《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当地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国际倒爷的生存环境。

  2007年4月1日,俄罗斯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开始正式生效。据媒体报道,自从2006年12月该条令颁布以来,每到周末,各大市场就会上演华商甩卖货物的景象。这些顾客更多地来自周边城市,他们闻讯赶来购买低价甩卖的中国货,一些俄罗斯商人则大批收购囤积,希望等中国人走后卖个好价钱。

  而在此之前,精明的温州商人郑秀康等人,在俄罗斯投资20亿元建经济合作区,把原来出口到俄罗斯的成品,以半成品运来,在当地加工,把中国制造变成俄罗斯制造。这样,禁售令对他的产品就失效了。

  这两年,随着俄罗斯国家经济逐渐恢复,人们手上的钱逐渐增多,就开始买价格高的。中国的“倒爷”这个时候就逐步改变观念了,再卖那些廉价的不行了。过去有很多在俄罗斯的“浙江村”,现在没有了,中国产品的质量也在逐渐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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