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正是这批人不自觉的努力，冲垮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流通体制和价格管制体系
★本刊记者/谢良兵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就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堤防。 20多年过去了，曾令计划经济下流通体制坍塌的“倒爷”，也已经成为一个过往时代的名词。但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年近50岁的温州商人林文和就是其中之一。“从倒木材，到倒地皮，再到俄罗斯倒服装，我算是把‘倒爷’当了个遍。但‘倒爷’毕竟不是个事业。”林说。自从1998年在俄罗斯的几次失败经验之后，林彻底安心在温州办起了实业。 疯狂的“倒爷” 林文和的“第一桶金”源自一张批条。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林文和的一个亲戚在湖南某县政府任要职，林从这个亲戚那得到了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利用这个批条，林开始了木材的倒卖生意。那个时候，湖南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批条只能用一次。但在那个双轨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资源倒空卖空，已经心照不宣。精明的林文和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也因为当初林那张批条的深厚背景，林与湖南当地的木材管理站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打通了木材买卖通道。 而后，林文和的视野逐渐扩大，他又把目光从木材转移到电子产品——一种两喇叭的录音机产品。林文和回忆说，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甚至把两个木头盒子外边包上一层钢丝网，都能够以录音机的价格卖出去。 在那个时代，火车硬座、麻包袋几乎成了“倒爷们”共同的道具。据说温州美特斯邦威老总在用200万元做大一个品牌之前，也是用麻包袋装着布料蜷缩在火车硬座底下跑买卖。而林文和同样是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这些倒卖行为在当时被命名为“投机倒把”。 1986年，受价格管控的影响，彩电生产量大滑坡。1988年，国家允许各地浮动20%，这又吸引了林文和这些“倒爷们”的目光。但一年后，国家为了制止“黑市交易”，再度控制流通体系和价格，导致“生产和需求”同时萎缩。 此时，林文和又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建省不久的海南。那是中国地产的一个癫狂时代。“一个楼盘，一楼签合同买进，到四楼就卖出去了，接着就是点钱，晚上就数小费了。”林回忆起当初在海南倒地皮的事依然很兴奋。 据说某地产大佬的“第一桶金”也源自一张批条。1988年，他将某中央机关给其筹建海南下属机构的经费——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家外贸公司的老总，这位老总当即拍出了30万元。后来地产圈也开玩笑地把他称为“倒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分析说，上个世纪80年代，“官倒”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其主因是价格双轨制。“官倒”主要是通过“走后门”“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倒买倒卖。 于是，“打击官倒”成为1989年廉政的一个口号。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回忆说，当初为了铲除“官倒”，中央决定价格并轨，价格并轨后没有差价。只是当时的价格改革的条件实际上是不具备的，一时间的抢购风潮，最终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后来，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只有未被取消且暂行了20多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偶尔还是会像幽灵般溜出来让人们再次领教“投机倒把”的含义。 奔向俄罗斯 在国内遭受打击之后，很快，“倒爷”们把目光转向了国外。 “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上世纪90年代，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林文和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进军俄罗斯，当起了“国际倒爷”。“当时大包小包的，就和逃难差不多。”林文和这样形容自己当初的形象。 事实上，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等地，中俄边境贸易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相当兴盛，许多村庄几乎村村都有人在俄罗斯做“倒爷”，回来又走，走了又回。当地人至今念念不忘当年“一车西瓜换一辆坦克”的“盛景”。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有“国际倒爷后仓库”之称的秀水街，逐渐成为中国与东欧相互了解的重要通道。那个年代，北京人曾亲眼目睹过俄罗斯商人席卷秀水街的采购狂潮，于是，胆大和聪明的一些人便试着也奔向俄罗斯。 20多年来，北京通过这条小街的民间贸易，不自觉地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商道。而那些抓住了机遇、冲破了旧经济体制的“二道贩子”，后来统统在王朔的笔下被尊称为“爷”，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时代特色的称呼为世人耳熟能详。 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那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而这条线路在“倒爷”们的眼中，熟悉得如同回乡的乡间小路。“这是条伟大的铁路。”林说。 一位北京的“倒爷”回忆说，开始的时候，从北京上车时限制重量，一个人只能带38公斤的货。后来好多人生意从零售到批发，销货量越来越大，大家开始直接包车厢。“我最多的时候曾经买断一列车厢，整整17个包厢。”这位倒爷说。 林文和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会儿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每一个包厢都被货物塞得满满的，倒爷们几乎全都是买下整个包厢，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货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连窗户都遮得严严的。 列车一进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皮夹克、羽绒服等蜂拥而下，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生意火爆得难以置信！那么多的货，倾刻之间就一抢而空，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销到什么地方去了。”林说。 这些“倒爷”们都挣了大钱，这些传奇经回国后的“倒爷”们口口相传，极具煽动效应。一时间，中俄边境，掀起了全民搞边贸的高潮。从最初的黑龙江“倒爷”、北京“倒爷”，发展到后来主要以福建和浙江的“倒爷”为主。只是，个中艰辛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 毫不夸张地说，中俄民间贸易的线路，就是他们用汗水乃至血水杀开的，其间的故事惊心动魄，当事人回首往事心情也异常复杂。“那时这条铁路沿线的每一个小站都充满了躁动、激情与恐惧。”林文和说。 在倒爷生涯道路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几乎都遇到过抢劫，也有人送了命。 “我有两回被人袭击，第一次抢匪向我喷射瓦斯，泪眼迷离间我掏出手枪，抢匪一看我带着枪，吓得落荒而逃，临走时还没忘了拽上我一件皮衣。”一位北京“倒爷”回忆说。 据说在俄罗斯最大的中国货市场莫斯科市阿斯太，虽然外观简陋，但租金奇高。由两个废旧集装箱上下搭建的店铺，年租金和各类“好处费”“保护费”，总共在50万人民币左右。不过比起生意的利润，这些“打发俄罗斯人的小钱”已经不在“倒爷”们的算计之内。 生意做大了，钱也赚得多了，艰难的是要将挣回来的钱带回中国去。查没中国商人携带的美金便成了俄罗斯海关的重要任务。因为那时候，火车是惟一的渠道，“倒爷”们只能冒险将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金随身携带回国。 于是，每次进出俄罗斯，都成了一种狂欢似的宣泄。列车一进俄罗斯，进入餐车就餐的都是中国“倒爷”们，因为每到一个俄罗斯的车站，货物都会立马脱销。而列车一出俄国边境进入中国，“倒爷”们又都松了一口气，“回家真好！” 从“倒爷”到华商 正是这些“倒爷”们的所作所为，使铁板一块的流通体制出现松动，直至坍塌。沿着他们的足迹，原来为国家所独有的外贸体系在私营企业和国际“倒爷”的联手作用下走向开放。而随着贸易的发展，从前的“倒爷”也成了如今的华商。 中俄贸易的演变历史或许能成为国际“倒爷”作用的最好注脚。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令中俄两国经济有很大的互补性，一方面俄罗斯急需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原料及工业产品，加大双边贸易符合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萧条，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中国的轻工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大批中国货开始进入俄市场。进入俄罗斯的温州商人都对那个年代怀念不已。 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2000年为80亿美元，而前苏联时期最高贸易额仅是46亿美元，苏联解体后，1993年贸易最高峰为72.8亿美元。2000年中国对俄出口额为22.3亿美元，其中服装出口约10亿美元，鞋3.2亿美元，以上两项占据了出口总额的60%。 22.3亿美元的出口中，其中包括10亿美元的民营出口。也就是说，2000年对俄出口几乎一半是中国私营企业、个体户完成的。显然，在俄罗斯的中国个体商人、也就是那些国际“倒爷”们功不可没。 国际“倒爷”在浙江曾盛极一时。在对俄投资比较密集的浙江嘉兴、温州，当地的外经贸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不完全掌握当地对俄投资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投资不经报批就出去了。 温州外贸部门一位人士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温州一家皮包公司在俄罗斯投资多年后，“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员工频繁申请旅游签证去俄罗斯，才发现实际情况。”最后还是相关部门说服企业报批对外投资，之后协助公司员工申请商务签证。 莫斯科华人报社社长温锦华在央视《财富故事会》里曾回忆说，当初俄罗斯人本身也是很欢迎“倒爷”。就连倒爷们随身携带自己吃的方便面在那也都能卖出去。于是，本来在那倒卖皮夹克的，最后连方便面都一块儿倒出去了。 只是当年那批早年的“倒爷”中“鱼龙混杂”，一些人把劣质产品带到了俄罗斯，比如说棉絮里夹杂着玻璃碴的“羽绒服”。许多不法商贩，甚至采用胶水把毛粘在人造革上，用黑心棉填充羽绒服。 中国货的以次充好，乱标价格，伪劣假冒，严重损害了中国货的声誉。林文和就目睹了那些年中国商品在俄境遇的巨大反差。有一段时间，“有些莫斯科商店门口干脆挂出牌子：本店不售盗版商品和中国商品。”林文和说。 这也直接导致了贸易量的下降。《黑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也证实，中俄边境贸易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后开始走下坡路，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2003年只有1.9%，仅为1990年3.7%的一半。 当地的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国际倒爷的生存环境。 2007年4月1日，俄罗斯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在市场从事零售经营的法律开始正式生效。据媒体报道，自从2006年12月该条令颁布以来，每到周末，各大市场就会上演华商甩卖货物的景象。这些顾客更多地来自周边城市，他们闻讯赶来购买低价甩卖的中国货，一些俄罗斯商人则大批收购囤积，希望等中国人走后卖个好价钱。 而在此之前，精明的温州商人郑秀康等人，在俄罗斯投资20亿元建经济合作区，把原来出口到俄罗斯的成品，以半成品运来，在当地加工，把中国制造变成俄罗斯制造。这样，禁售令对他的产品就失效了。 这两年，随着俄罗斯国家经济逐渐恢复，人们手上的钱逐渐增多，就开始买价格高的。中国的“倒爷”这个时候就逐步改变观念了，再卖那些廉价的不行了。过去有很多在俄罗斯的“浙江村”，现在没有了，中国产品的质量也在逐渐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