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过去几年银行相互对冲风险的安排并没有减少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这和在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甲板上重排座次没什么区别
专栏作家 查尔斯-盖斯特
开栏的话：十年前，对华尔街新闻的需求还属于好学不倦的中国人对全球金融中心的仰视，但今天这已经是进行投资决策必备的依据。这方面的变化没有比2007年爆发的次级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更明显的了，美国金融市场动荡导致香港股市暴跌，而和香港市场联动越来越明显的内地市场也因此受到拖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华尔街的各大机构更深地参与中国资本市场，而即使普通居民，也开始有机会接触这些顶级金融机构提供的银行、保险服务。 华尔街不再是地球遥远的一端，而是很多情况下电脑屏幕上打开的信息窗口。因此有必要增加对它的报道密度，而最好的方法，是由常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人提供第一手实地的观察和评论。 查尔斯·盖斯特先生是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学家，著有《华尔街历史》等专著。1970年代供职于华尔街，此后作为资本市场分析员和投资银行家在伦敦数家投资银行工作。从1985年开始，在曼哈顿学院教授金融课程，并为华宝、哈德森研究所以及摩根大通提供咨询服务。他还是畅销书作家，为《华尔街日报》、《国际先驱导报》等撰文，并作为ABC、CBS、CNN电视节目的客座嘉宾。 从本期开始，盖斯特将在《环球企业家》的专栏中，以历史的视角，提供他对华尔街最新变化的解读。 随着全球信贷市场危机不断加剧，人们不免将现在与过去作一番比较。1980年代初期的危机成了最常用的比较对象，那时美国经济陷入了滞涨和高利率的双重压力。但是要弄清眼下这场危机，还需要寻找一个银行和市场同样出现麻烦的历史片段，这要求我们回溯得更远。 在危机时刻，CEO们的表态成了领悟个中缘由的关键。通常情况下，在公众场合的言论往往被设计用来取悦股东，或者缓解金融市场压力。承认损失可能会超出预期并不是CEO们能够习惯的，但是在这次次级债危机中，这却成了一个习惯动作。 瑞信成为了最新报告惨重损失的金融机构。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损失宣布前一周，瑞信的CEO杜德恒(BradyDougan)还宣称该行已经避免了如UBS、花旗银行和美林所遭受的巨额损失。 不少评论家的回应是，瑞信的损失确实不及其他银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瑞信还是处在比对手更有利的地位。但是杜德恒发表此番讲话的时机爆出了一个比损失本身更严重也可能具有更长远影响的问题：一个CEO怎么能在结果公开发布前的一个星期，对自己银行的情况如此不确定？ 宣布的时机预示着若干种可能的解释。也许他在公开讲话的时候，对接下来的损失已经了然于胸。而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临时稳定市场，拯救股价。或者他也许不知道损失如此巨大。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其对银行界和股市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这与美林两年前的情况很相似。那时，美林CEO斯坦·奥尼尔(StanO’Neal)宣布，为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美林正在向新的业务领域扩张，比如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债券，但该行无论如何也不会料想到涉足这块业务有什么风险。去年10月，美林宣布了华尔街历史上一个证券公司所造成的最惨重的损失，而这个损失使得哪怕是一名低层风险控制经理都感到蒙羞。 对于这些在糟糕的时机发表的言论，最好的一种解释就是他们缺乏真诚。作为世界上的金融巨头，其CEO怎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银行的实际情况呢？或者一个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的证券公司CEO怎么可能不明白次级抵押市场的本质呢？ 损失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将持续。各家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所遭受的伤害是广泛的，而解决之道还远未清晰。一些银行正在纷纷调整自己的资本，从一度获利丰厚的抵押贷款相关业务中抽身。华尔街以及各大银行的名誉已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最终，名誉的破坏可能会成为所有后果中最严重的。但并不是瑞信或者美林引发的灾难。这要“归功于”花旗银行，正是该行不遗余力地促成了今日的市场环境。 数年来，美国的银行家们都不遗余力地试图废止1930年代诞生的限制他们业务的法律。他们的目标是欧洲式的“全能银行”，即将所有银行业的服务融合在一个单一机构中。在大萧条时代，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此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该法案有效地塑造了2000年之前的华尔街，证券公司称霸证券市场，银行统治银行业务。 199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在桑迪·威尔(SandfordWeill)的带领下，发起了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猛攻。1998年他领导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桑迪·威尔成为花旗集团CEO，从此在美国银行界创造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机构。保险与银行业务的分离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而新的机构将这两块业务合并，加之已有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其他多种金融服务，缔造了美国资产最大的金融机构。 新的花旗集团显然对银行业的局面造成了挑战，但美联储还是把祝福献给了这家新机构。艾伦·格林斯潘允许这个新模式存活两年，而国会不得不重新书写法律，以适应新的银行业结构，这一切发生在1999年底。 桑迪·威尔的副将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Prince)是一名律师，在推翻1933年的法律过程中身先士卒。国会最终作了有利于新银行模式的回复，并于1999年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FinancialServicesModernizationAct)，有效地清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的种种限制。 银行迎来了兼并的自由，由此创造了新的金融大型超市模式，1920年代以来的想法终于得到了复兴。讽刺的是，在1920年代，1929年大萧条之前积极呼吁这种想法付诸实现的，正是花旗银行的前身——NationalCityBank。当时的CEOCharlesMitchell由于被指责在1929年股灾中负有责任而最终丢了饭碗。萧条伊始，NationalCity承销的数个债券也变得一文不值。 正是由于1930年代初的这场机构危机，随后的证券法才得以通过。其中一个目的是确保市场更加透明。尽管并不完美，市场在二战后的60年里实现了长足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市场各方已经习惯了制度规范，并且这种金融文化扎下了根。一旦旧法律被改变，金融市场的氛围和风险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这次信贷市场危机中暴露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风险分析以及谁对此负责。从操作的层面讲，各种风险应由风险经理们把控，他们被指派分管不同的市场，精通于各自市场的情况，以及各种衍生的对冲工具。 但很明显，风险经理将一种风险与另外一种风险互换的时候，并不会显著减少银行系统的整体风险。那些用某个单一险种保险对冲贷款抵押债券风险的银行们，最终只是将一个风险代替了另一种风险。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做法尚属可行，但问题在于单一险种保险商也开始像其他机构一样开始涉足银行，试图对冲掉风险的债券种类。最终，银行承担的风险是更多，而非更少。 这种风险管理表明，对冲机制确实到位，但总体的引导却是缺失的。若干经理们排排坐在交易大厅，他们之间对冲风险的安排和在泰坦尼克的甲板上重排座位没什么区别。哪怕每个人的行为都是那么恰当的，但他们的整体很可能是一团糟。 当交易员无法预期风险，评定他们行为的后果就更难了。法国兴业银行（爱股,行情,资讯）的丑闻就是明证：当泰坦尼克驶向冰山的时候，负责风险管理的经理们还在沉睡。但是最有意义的问题十分简单：在一家大银行，谁对风险管理拥有最终权威？ 最近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Dimon)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责任落在CEO，而非其他任何人身上。负责风险管理的经理们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总有一个人有责任告诉他们一个银行能够接受的风险水平。根据新的《巴塞尔协定》，关于风险控制的决策绝大部分留给了中、高管理层，而这些人很可能对机构本身的风险缺乏全面了解。 目前这次危机中的绝大部分都鲜有历史先例，因此从过去寻找解决方案十分困难。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生效的时候，只有两家大银行遭遇了麻烦。另一次危机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诱因是金融机构轻率地对发展中国家大举借贷。其直接结果是，国际清算银行提高了资本要求。 当新的金融环境在2000年开启时，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风险模型被概念模糊了。银行不再仅仅是贷款人了，他们现在作为做市商和风险承担者获取了巨额利润，而国际清算银行也通过更改资本计算的模型认可了这种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连CEO们偶尔都感到困惑的新业务诞生了。 所有这些表明，现在的危机只是这种新管理模式所带来的银行危机的第一阶段。市场无法事先评估风险，而只能事后调节。 信贷市场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使得大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金融高管们愁云惨淡，心情沮丧。如果投资者认为金融高管们无力控制风险或无法理解现在的艰难境地，那么金融系统恐怕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信心危机。这一点有证可寻。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政府忽视华尔街的集资能力，因为华尔街在新政初期对政府表现出了敌意的态度，而且在导致大萧条发生中难辞其咎。结果是，罗斯福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用以监督借贷和资助战时机构。于是，华尔街在融资、承销和并购等方面退居次要地位长达15年。 造成1930年代萧条的部分原因在于金融高管们没有公开承认当时美国的经济状况。银行CEO们更感兴趣如何避免收入所得税，而非在金融市场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情况似乎在此刻又上演了。 目前这场危机中一个很大的讽刺是，所有之前的教训都是在具有深远意义的银行和证券法律出台之前发生的。取消管制被证明比保留管制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截至目前的历史情况很清晰地阐释了这一点，过去100年中两次最大的金融灾难都发生在管制松散或者干脆缺失的时期。 为了重建投资者对银行系统的信心，金融机构的CEO们需要在损失、风险水平和其他潜在问题上以更坦诚的态度面对公众。用尽可能令人愉悦的讲话获得股东的欢心也许在经济尚好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战略，但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却具有误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