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好市长耿彦波走了，大同的天塌了。 好市长走了后怎么办？这似乎是个宿命般的带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正如上世纪初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之问。只是，这次现实感更强。 于是，大同民众行动起来了，数以万计的市民走向了街头、广场、市政府门口，“非组织”地挽留好市长。不知这样的活动有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了审批，反正春节期间连续多天都这么做了，还有标语、有横幅、有巨照、有口号、有签名、有请愿、有眼泪、有下跪，呼喊“耿市长，请回来”“翻身不忘共产党，巨变离不了耿市长”……场面颇为光怪陆离，说不清是真情还是假意，是公心还是私利，是庄严还是荒诞。 耿彦波市长的大同造城运动，似乎还没有随着他的离任而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或许，在目前状态下永远也得不出正式的结论，正如耿彦波曾经任职过的灵石、榆次，他在任上所作所为的是是非非至今仍未尘埃落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官员评价体系的扭曲。只要官员还在职，没有因为贪腐等问题被法律、组织处理，就不可能完全否定他以前的工作；也是因为官民信息的严重不对等。比如，耿彦波的宏伟规划所描绘的美好前景给了长期被灰暗色彩笼罩的煤城百姓以希望，他造的古城墙、修的新路，市民也都能看得见；但这一切的代价，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更不是眼前能看得见。 很多人都质疑过，耿市长高达500亿元的古城建设工程，其规划和预算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经过市人大批准？每年不过百亿元上下的地方财政收入能否支撑这样的宏伟蓝图？据大同市统计局数据，2011年大同地方税收53.1亿元，一般预算收入64.64亿元，一般预算支出169.2亿元；2012年一般预算收入80.3亿元。2009-2011年间，大同卖地收入130多亿元，平均每年40多亿元。如此，大同市每年地方财政收入也就是一百多亿元，当地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财政总收入是162.3亿元。除去维持党政机关运转、公共建设投资和基本民生支出，财政能用于古城建设的资金寥寥无几。耿彦波曾经说古城建设资金的筹措是政府贷款100亿元，自筹100亿元，中央和省转移支付50亿元，其余250亿元来自于“经营城市”，但这其中，充满了太多不确定因素，恐怕不是耿彦波所能掌控的，更不是大同市民所能清楚了解的。如今耿市长刚走，即爆出大同市财政负债上百亿元的新闻，而那随处可见的半拉子工程、烂尾楼，还需要多少后续资金，以及真建成了一个崭新的“明朝古城”，是否就能引来一年三百万游客和滚滚财源，在财政危机爆发、大同市政府破产以前能否把财政窟窿填上，大同市民就更没概念了。 奇怪的是，耿彦波市长多次被大同人民的热情感动得眼泪“唏哩哗啦的”，却为何不把这预算情况详细汇报给广大市民呢？毕竟市长花的都是市民的钱啊！而市民对此似乎也不愿深究，表现出对于耿市长的莫大信任。 无论是力挺耿彦波的还是质疑耿彦波的，似乎都围绕着这笔账该如何算、眼前利益和长远代价怎么衡量、为多数人利益是否可以损害少数人权益等问题，但我更想探讨的是，挺耿彦波的民众心态是什么？纯粹是因为耿彦波满足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吗？还是因为耿市长代表了他们的一种理想和向往？乃至一种精神寄托？ 三年以前，我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耿彦波的评论文章，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对耿市长的小小质疑遭到了标榜为“大同人民”的铺天盖地的谩骂，污言秽语之外，甚至到了人身威胁的地步。现在我知道，大同官方有所谓的120名网评员，以引导舆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据说在这次春节游行事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确保了导向没有出轨、情绪没有失控；那时尚不知道这个好玩的“组织”是否已经建立，不过也能看得出骂我者确实有很多普通市民，但正因此，恰好能从中看出普遍存在的奴性人格。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明君、青天情结。明君可遇而不可求，就只好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了。或者，皇帝都是好的，都是贪官污吏把事情搞坏了，所以反贪官不反皇帝，也会导致青天情结。至今，官员名为公仆，实则仍以父母官自居，也以“爱民如子”为最高官德。百姓们从不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能祈祷明君派下好官来，为民造福。不幸遇上了贪官、恶官，只有忍受，敢怒不敢言，恨自己命苦；若有幸遇见个好官、清官，则拍手称庆，欢呼自己好命之余，自然拼命维护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了！--也正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少见“青天”，因为这种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民众心态都只能批量生产贪官、昏官、恶官，好官、清官只能是凤毛麟角。 大同市民对于耿彦波市长的维护和歌颂，正体现了这样的心态。 耿彦波现象，本来并不复杂。如果说吕日周引发的争议还是因为涉及了更多制度层面的改革，导致对他的作为难以遽下定论；耿彦波却不是这样，他的作为全不牵涉制度或体制改革，基本在城建方面，对错应该很容易判断,但却恰在这里暴露出了民众心中的奴性人格。 我毫不怀疑：耿市长是个清官的可能性远比那些没有争议的官员大；我也不怀疑，耿市长确实是想干事，也有一定能力。但在缺乏必要的制约和法律意识、民权意识的环境下，乱作为的危害比不干事更大，清官为祸甚至有时比贪官腐败更烈！
如果说，良好的制度设计是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体制保证；那么，健康的民众心态和健全的公民人格则是建立良好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不可想象，在奴性人格基础上，能够诞生出现代政治文明。 所以，很悲哀的，在新文化运动的先辈们提出了“娜拉出走”这样的命题，倡导去除国民奴性、建立独立自由人格的一百年以后，我们却毫不惊讶地发现了“娜拉没有出走”这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