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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的珠三角外资大撤离事件，让广东省政府痛定思痛，再次解放思想，打破发展中的低端路径依赖。事实上，珠三角产业大转移不只是港资或者台资企业的转移，也包括很多国有和民营企业的转移。转移，不是简单的把珠三角的产业搬走，而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解决结构性矛盾 “沉舟侧畔千帆竞，病树前头万木春。”3月20日，记者在佛山采访，试图约见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煜光，了解去年8月该公司老板张树鸿因“有毒玩具”自杀身亡之后的工厂善后事宜（参见《商务周刊》2007年12月20日一期文章《商人之死与中国制造之殇》）。谢煜光告诉记者，到3月底，工厂基本清算完毕，对于采访则婉言谢绝，只是送给记者上述两句诗。 在春天，这是很能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诗句。就在谢煜光忙着处理利达公司善后事宜的同时，万里之外的人民大会堂，人们正讨论珠三角产业如何走出低端化生存的路径依赖。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给珠三角正在发生的变化做了解释：“珠三角企业没有出现大量外资撤离的现象。更好地巩固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是广东省政府未来要做好的事情。而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做好产业的转移升级。” 他还介绍说：“广东正准备出台新政策，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本省山区、东西两翼转移。” 酝酿三年的“腾笼换鸟” 产业转移，在广东省内部被称为“腾笼换鸟”，这一战略早在2005年便已提出。当年3月，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广东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但3年来实行的效果并不明显。 “产业转移很考验政府智慧，这项工作过去几年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是产业转移触及很多地方政府的既有利益，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也比较大，各方都习惯了低端化生存，有了路径依赖。现在时机成熟了，或者说是到了不得不加快推进的时候了。”广东省经贸委工业处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说。该处是广东省产业转移的具体一线协调机构。 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刚刚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珠三角这个世界制造业重地在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等大幅上涨的形势下，如何继续发展成为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大抉择。于是，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工作便成为一个重要手段。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各方达成了难得的妥协和一致，特别是汪洋书记来了之后，提出了再次解放思想的口号，让大家的目光宽阔了很多，不再守着自己的利益不放。”上述省经贸委工业处的官员说。 广东省云浮市是典型的广东山区城市，也是未来广东产业转移的重要洼地。该市主管产业转移的副市长李尧坤对《商务周刊》介绍说，上一届广东省政府就明确了要推动产业转移的工作思路。当时省政府意识到，外省的招商引资势头很猛，与其让它自由流动到外省或者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如由云浮这样的广东内地城市主动“接盘”，让这些企业有序的留下，而不是无序的流出。 从2003年开始，广东省政府多次召开产业转移工作会议。“这些会我都参加了，每次开会省领导都提醒我们这些欠发达山区，要引导、承接产业转移，通过这样的机会使自己的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到2005年左右，最早一批承接的城市，包括云浮、河源、清远等开始了承接的工作。”李尧坤告诉《商务周刊》。产业转移的工作由省经贸委牵头，会同环保、国土、建设规划和发改委等部门，组建联席会议制度。 2005年8月，广东省经贸委下发《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随后又下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省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中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2006］14号》，该省环保和国土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环境保护和用地等政策意见。 2005年3月和2007年4月，广东省政府分别在韶关、河源召开两次全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工作现场会。 本刊记者在珠三角调查期间，无论东莞和佛山等迁出地，还是河源和云浮等承接地，很多官员都形象地将此次珠三角的“腾笼换鸟”与战争术语中的“交叉掩护，梯次撤退”相提并论，形象地将产业转移称为“交叉协调，梯次后撤”。 “注意哦，不能够说我们撤退，是后撤！有点类似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一位广东省官员这样对《商务周刊》强调。 经省政府批准，目前全广东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已有韶关、梅州、河源、惠州、肇庆、湛江、茂名、阳江、云浮、汕尾、潮州等11个市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等5个珠三角城市共建了23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 李尧坤对《商务周刊》介绍说，在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上，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三角城市有不同的模式。 有的采取产业整体迁移模式，如东莞大朗(信宜)产业转移工业园，大朗600多家纺织企业全部搬到信宜；深圳福田(和平)产业转移工业园，即福田的钟表企业将陆续搬到和平。 有的采取企业直接转移模式，如顺德龙江(德庆)产业转移工业园，转移工业园内的企业多数是直接从顺德龙江转到德庆。 有的采取对口扶贫模式，如中山(河源)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山投入1亿多元资金，与河源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 有的采取品牌和渠道转移模式，如中山火炬(阳西)产业转移工业园，中山火炬是“带牌子、带班子、出票子、引路子”，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园区内基础设施。 23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包括五金机械、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电子信息、汽车、医药、家电、家具等。 总部的归总部工厂的归工厂 但记者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调查后发现，相当多企业对于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颇有微词，认为他们遭到政府的“有意排挤”，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此，李尧坤对记者解释说，这是对广东的产业转移政策的误解。 “不要只把产业转移看作简单的把那些落后企业搬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有媒体将珠三角的一些港资撤离现象归结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我们这里没有港资抱怨的情况，现在很多人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造成如何大的消极影响，其实它才刚刚实施没多久，影响还谈不上巨大。”李尧坤对《商务周刊》分析说，广东发展到一定程度，珠三角的资金、生产要素要进行重新配置，才能够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我国现在很多生产性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就需要通过产业转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在李尧坤看来，珠三角产业大转移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它不只是港资或者台资企业的转移，也包括珠三角很多国有、民营企业的转移；同时，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不是政府简单下命令把珠三角的产业搬走，而是通过市场规律去转移。 据本刊在当地了解，本次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扩张性转移。珠三角很多起步较早的加工企业，设备已经比较陈旧，需要扩张，但对这类加工企业来说珠三角的发展空间有限。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劳动力成本都在增加，所以这些企业要往外发展，需要新上一些生产线，采用一些新的技术。 以佛山的陶瓷工业为例，随着窑炉技术和陶瓷工艺的发展，整个行业需要整体升级。但这种扩张不是马上把佛山的旧工厂拆掉，而是进入到粤北，采用一些新工艺和设备，建立新厂房，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在新厂房建好后，才把原来的厂房拆掉，同时依靠土地升值获利，也有很多佛山企业将旧址改造成研发中心。 第二种转移类型是寻找新的投资商机。珠三角很多产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很多企业主希望到其他地区或进入其他行业谋求机会。于是粤北、粤西、粤东就成为他们的选择。这些地方开发较晚，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商业市场、房地产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这就吸引了珠三角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的流入。所以，这种产业转移是一种投资的输入。 第三种转移才是真正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而撤离珠三角。“在东莞和深圳，一个普通的劳动力可能要1000多元的工资，但在山区可能就只需要800元左右。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影响很大。”李尧坤对本刊强调说，广东的产业转移，是一种按照市场规律对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政府出面将企业赶走。新的一轮产业升级，就是通过这个市场调节为主的产业转移去实现的，让发达地区的总部经济特征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前夕的2月中旬，履新不久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率团前往上海考察，提出“对照先进地区查摆差距，解放思想谋划广东发展”的观点。 2006年时，广东省发布了《广东省国资委关于加快省属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计划在未来5年内形成1—2家营业收入超千亿元、主业突出的省属国企“航母”，以及一批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 但在打造“千亿国企航母”的道路上，上海走在了广东的前面。目前，上海市国企改革重组已经初见成效，2003年以后，上海已经完成了百联、锦江国际、电气、农工商、电科所、国际港务、仪电等大型国企集团的重组，涉及资产近3000亿元。但更让广东省“眼热”的是，上海市政府在国企规划上的做法很是大胆超前。目前上海正积极筹划重新规划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融投资公司、上海大盛投资公司四家国有投资公司的布局和重组工作。 按照媒体的公开报道，上海市希望将上海国资经营公司的资产纳入一家新的金融控股集团，以此作为上海金融资产的控股平台。同时，谋划将上海盛融投资公司与大盛资产公司合二为一，组建一家综合类投资公司，以运作上海的产业类股权资产。 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也参与了此次上海之行。记者在云浮采访期间，郑利平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特别提到，珠三角需要转移的不仅仅是出口加工贸易型企业，一些国有企业同样被纳入了此次产业转移的范畴之内。实际上，从产业性质来看，珠三角的东莞、深圳主要是港澳台企业居多，佛山主要是民营企业为主，中山国有企业比较多。 “上海利用看得见的手在调配国有资产资源方面做的比较成功，所以最近汪洋书记带我们到上海，浙江和江苏学习，回来后让我们每人交一份作业，谈感想和建议。我只提建议，那就是广东省产业转移要成功，包括投资率要上去，必须重视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郑利平对《商务周刊》说。 46岁的“海归”书记郑利平曾经担任深圳市南山区常务副区长，1996年到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1998年毕业回国后担任深圳市外资局局长，1999年来到云浮。在这位视野开阔的官员看来，珠三角需要转移的产业不仅仅是三资企业，更包括国有企业。他形象地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产业转移比喻为“国军”作战和“非国军”，并强调这两个战场要做适当的分开。在他看来，非“国军”作战需要的是政府创造发展条件，而“国军”作战则需要政府动用看得见的手做适当的干预。 建设“工业飞地” 实际上，不单是云浮已经展开行动，很多广东省的山区和东西两翼的城市都已经主动出击，纷纷在珠三角的佛山、东莞和深圳等城市驻扎招商引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一方面宣传当地的投资环境，一方面主动出击跟企业沟通，将企业争取到本地。这些地区都立志于成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工业飞地。 云浮甚至“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主动出击形式，他们派遣一批干部到佛山去挂职锻炼，第一是学习，看对方怎么发展经济，第二是让他们跟企业交朋友，第三是有机会把企业家拉回云浮来投资。而地理位置相对靠近珠三角的河源和清远等城市，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承接了不少珠三角的各类产业。 不过，对于广东省来说，更为看好的珠三角产业转移承接洼地还是云浮。2006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曾前往视察云浮市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建设工作。张德江特别提到，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是个大政策，省里支持，珠三角也支持，但是主动权在山区。现在广东省山区和东西两翼共14个市，云浮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在珠三角旁边。云浮高速公路开通以后，云浮到广州只有一个半小时车程。 “可以说，云浮实际上就是珠三角边上的山区市，地理位置决定其最有条件承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张德江说。 近年来，云浮的对外招商引资开始转变为以吸引珠三角产业转移为重点，走珠三角经济区延伸发展的路子成为云浮市发展的新战略，并提出了“东渐西联，优内拓外、错位竞争、统筹并进”的发展战略。 “东渐的战略，把云浮融入珠三角经济区的决策摆上了议事日程。西联是利用广西和贵州的劳动力、能源、煤炭和矿产资源，为承接产业转移服务，并发展云浮的电力、化工和水泥产业。”云浮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副局长刘知云告诉《商务周刊》，为对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云浮市在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设立了13个招商引资联络处。 “我们将加快基础产业的建设作为我们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方面。”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云浮市重点项目办公室主任黄朴对《商务周刊》介绍说，这几年，云浮市对于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打通云浮到珠三角的快速通道，改善云浮的交通环境，缩短与珠三角的距离。云浮“西联”战略中举足轻重的郁南县，一直以来发展缓慢，一旦广梧高速公路郁南段建设完工，广西和贵州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将可以快捷地进入云浮。 在罗定市素龙岗镇嘴至罗平黄牛木沿素水线东侧一带，云浮市投资设立罗定市承接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工业园，重点承接佛山南海区急需转移的五金、塑料、化工、陶瓷、玻璃等产业。 目前，云浮市正打算加快云浮到罗定等各县区的高速公路建设步伐。另外，从郁南县高速公路的接口到罗定的高速公路项目也已经落定。从罗定到江门的高速公路，云浮方面通过努力做工作，也被纳入广东省的高速公路规划中。罗定离江门所在的珠三角地区非常近，一旦这条高速公路贯通，云浮与珠三角的很多城市的距离将大大缩短。 “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把南中国打造成珠三角共同体，建立粤港澳经济区，我们这段时间也和交通局研究过，只有云浮的区位劣势弱化了，才能更好地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黄朴说。 目前，铁道部正牵头筹划南宁到广州的快速列车交通线，最初的方案是经过肇庆，取道西江铺设铁路。经过云浮方面的争取，这一项目决定绕道云浮。快线开通之后，从南宁到广州三个小时的车程里，将在云浮规划三个站，其中郁南就被纳入其中一个站的规划中去，目前云浮方面还在争取其中一个站点设立在产业转移园区旁边。 早在1994年，云浮就开始了对西江航道的码头建设，但后来由于资金问题停了下来。2007年，这个项目重新启动，目前投资商的资金已经到位并开始动工。 为承接珠三角的工业迁移做准备，云浮还加大了对能源产业的投入。“尽管目前省里对电能的项目和发电厂的设置有所限制，但我们还是想把这方面的项目拿到手，将云浮打造成广东省的能源基地。”黄朴说，从中长期规划来看，云浮的设想是能够将装机容量提升到800万千瓦到1000万千瓦左右。 “这个规模如果达到，我们也差不多就是广东的能源基地了。这样我们承接产业转移的用电问题就解决了。”黄朴透露，云浮还在西江附近选择了一个厂址以建立核电厂，预计装机规模是400万千瓦，目前也已经纳入了广东省项目规划中。同时，云浮还在风力发电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在罗定等地区选择了几个实验点，初步的打算是能够提供20万千瓦的电能。 不过，由于国家收紧了土地资源管理，云浮产业转移园区的土地规划受到广东省经贸委和广东省国土资源部门的严格监控，地方政府对园区土地的调配受限越来越严格。 2006年，云浮市出台了产业转移园区的优惠政策。对于投资者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云浮的态度是：零地价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政府会想办法以最低价格转让给投资方——政府花了多少征地费，就从投资方那里收取多少土地转让费。前提条件是，投资方最起码在签订合同后的第三年要启动项目。在佛山南海工业区，一亩土地的征地费用高达20万—30万元，而在云浮则只需要6万—10万元。 “我们实行一厂一策，一般的企业按照政策去做，对实力很强的，对我们产业发展有带动作用的高新科技产业，不限定在我们优惠政策以内。”黄朴补充说。 产业走廊的新“鸟笼” 按照广东省政府的规划，山区及东西两翼将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具体的形式就是转移双方共建产业转移园区。上述广东经贸委工业处官员介绍说，山区或东西两翼地区政府经国务院、省政府批准后在本地设立产业转移园区，并负责园区外部道路、供水、供电线路和排水、排污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地开发手续的办理等事项；而珠三角地区政府负责组织规划、投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通过自筹或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等多种形式，负责提供园区的开发建设资金。双方按商定比例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利益分成。 “2005年以来，在省里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把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抓手。”云浮市经济贸易局局长郭福对《商务周刊》说，与一般的工业园区定位于吸引各种不同企业进驻不同，云浮市对产业转移园区的定位很明确——着重承接产业转移的中上游环节。 “这个产业链如果我们把关不好，进入的全部都是下游，那这个产业转移园变成垃圾回收站了。”郭福介绍说，云浮市的两个产业转移园是广东省第二批拿到批文的园区。 目前云浮和佛山是省政府指定的产业转移的结对子城市。2005年，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为什么要跟佛山签合作协议呢？一是历史的原因，历史上佛山跟云浮经济往来一直都比较密切，第二，佛山的企业确实需要转移，我们离佛山也很近。”郭福介绍说，目前云浮市正重点推进与佛山市联手打造“佛山禅城（云城都杨）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都杨转移园）和“佛山顺德（新兴新成）产业转移工业园（以下简称新成转移园）”的建设。 本刊记者了解到，都杨转移园于2006年3月正式动工建设，征地拆迁、推山填土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进行。首期用地1800亩的征地拆迁大部分已完成，但仍有700多亩土地正在办理征用手续。到目前为止，都杨转移园完成土地平整1025亩，并正在进行园区道路、排水沟等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工业用地基本条件。 新成转移园于2006年5月正式动工建设，首期用地2328亩于2007年5月完成征地和补偿工作，园区完成土地平整1900多亩。 至2007年年底，两园区累计完成投资2.3507亿元，其中都杨转移园投入建设开发资金9007万元；新成转移园投入建设开发资金1.45亿元。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郭福向记者透露，广东省财政补助产业转移工业园外部基础设施专项资金4000万元去年下拨到云浮市，其中市里安排给都杨转移园3100万元，安排给新成转移园900万元。对省财政补助资金，两园均专款专用，设有专账管理。 目前，珠三角地区有意到都杨工业园进行投资经营的企业有15家，计划总投资达到11.05亿元。其中的一家木制家具企业和一家家用电器企业于2007年9月正式入园动工兴建。这两家企业计划总投资8800万元。 新成转移园目前有8家企业有意向进入，计划总投资2.45亿元。其中已落实进园项目12个，计划总投资6.34亿元，用地821.6亩。目前温氏佳润、安泰电子、德纳斯金属制品、温氏佳味食品有限公司、新兴嘉信制衣有限公司、110KV新兴西城变电站等6个项目首先进园开工，计划总投资3.5985亿元，计划2008年上半年建成投（试）产。 在过去的2007年，除了推进都杨转移园和新成转移园建设，云浮还积极推进建设南海（罗定）和中山（郁南）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工作。 对于今后的工作设想，郭福表示，云浮市要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规划。按照集约发展、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的要求，争取在每个县（市、区）建设一个产业转移工业园。让工业园的建设实现连片发展，发挥集聚效应。 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平衡 当记者问李尧坤，云浮和佛山是广东省政府“指婚”的结对子城市，两个城市的经济互补性是否足够大时，李尧坤说：“和谁结对子都无所谓。佛山只是作为我们承接产业转移的一个跳板，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把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做好。” “省政府也没有把我们两个城市强行捆绑在一起，各方面都非常尊重市场规律。我们平时需要做的只是跟省一级的产业领导小组保持沟通，省产业转移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协调和指导作用。”李尧坤表示，“产业转移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是说两三年就可以完成。因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动态的，往往会有一个曲线性的发展。这种曲线性也正说明它应该更多地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调节，而不是行政色彩浓厚的政府主导。”在李尧坤看来，省政府通过产业转移联席会议，认定、批准和监管各个地区的产业转移园区，同时给以一定的资金扶持，以便承接地更好的承接，而剩下的就交给两个地方政府去做。同时，地方一级的政府也主要是搭建交流和对接的平台，能够成功合作当然好，不成功也没关系，只有充分尊重市场的作用就行。 不过，云浮的官员们认为，光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不够，对于云浮这样的工业飞地和产业走廊里的“新鸟笼”来说，正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节功能。 “上面对山区做产业转移，最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环境，把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上次在省里开会，我也提到，给钱是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尽快打通几个重要交通通道，拉近云浮和珠三角的距离。”在黄朴看来，资金支持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不到位，要谈珠三角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很不现实。 随团从上海考察回来之后，郑利平在给汪洋的建议书里，除了提出省一级如果希望相关产业转移到省内山区，就要有配套的产业转移政策之外，另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广东省产业转移要成功，包括投资率要上去，必须重视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 在郑利平看来，对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一定要运用市场这只手，通过创造发展的平台和政策性的导向来完成产业转移；而对于大的国有企业和资源性国资，则是需要政府应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的范围。 经过两年多的产业转移承接实践，郭福也对《商务周刊》提出了5条关于改进产业转移工作的建议： 一，省财政应该加大对园区外部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对入园企业在申报技改、创新、服务平台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给予倾斜照顾。“现在政府这一块支持的力度还不是很大，每一个园区，一个地级市只给4000万元，这远远不够。”郭福说，为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多方位引入资金，云浮市已经加强了与金融机构的沟通联系，向他们推介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前景，争取更大支持。 二，建立健全省督查制度,包括组织有关部门定期不定期对各自出台的政策、与合作双方政府所签合作协议的落实情况、园区硬件建设和推进、企业入园情况等进行督查，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及时分析、研究解决。 “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转移园的性质改变。”他介绍说，云浮市已经明确都杨、新成两园区都是经省政府批准认定的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工业园，而不是安排本地企业进驻发展的一般工业园，避免本地企业与珠三角转移企业互相挤占。 三，进一步加大合作双方政府的沟通合作力度。他建议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发挥桥梁作用，分别组织或约请合作双方政府通过交流解剖“麻雀”，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让云浮比较头疼的是那些扩张性转移的企业。比如佛山的一些陶瓷企业在移入后，税收依然归佛山。目前，广东省方面正在衔接这个问题。而为了提高云浮（佛山）经贸洽谈会推介会上已经签约的转移项目，郭福等人几乎每周都往返佛山和云浮之间，跟踪落实项目进展，力争有较高的履约率。 四，制订激励机制，如对GDP统计、税收等方面制订优惠政策，调动珠三角转出地政府和企业的转移热情。 五，研究制订珠三角转出地政府帮助筹集资金解决园区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用地指标不足问题的措施，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入园条件，支持企业的对接工作，联手促成更多的企业下决心到产业转移工业园来投资经营。 显然，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有梯度的辐射性过程，产业转移永远不会停止。今天珠三角获得的高技术产业，可能十年以后也将落后，需要转移和往外发展。从目前广东的产业结构来说，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金融业等还不很发达。现在广东已提出要打造粤港澳一体化，以后的广东可能要变成一个全国性经营中心，那么现在的高科技产业同样可能需要再次转移。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广东省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产业大后撤，既是再一次的摸着石头过河，更是走上了再次“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征程。不管怎样，珠三角的凤凰涅已经开始。 “产业转移是市场驱动的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专访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郑利平 《商务周刊》：最近，广东省的企业迁移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在今年的“两会”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表示，为了更好地巩固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广东省各级政府要做好产业的转移升级工作。这对于作为产业移入地区的云浮意味着什么？ 郑利平：在广东，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是我最早提出来的。1999年我刚到云浮不久，一位老干部对我说，云浮经济建设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思路，对此你应该仔细思考一下。 当时，云浮的经济总量规模非常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项目、人才以及管理的提升，都得依靠外部。从地理位置上，云浮挨着肇庆，是珠三角的外围。关于珠三角的概念，最早提的是小珠三角，也就是南海、番禺、顺德和东莞。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提出大珠三角的概念，将香港、广州、深圳、惠州、肇庆和江门也纳入大三角的范围。 经过调研后，我试着回答这位老干部的提问：云浮作为珠三角的外围，是珠三角经济中心的延伸地带，云浮的发展一定是要通过接受经济中心的辐射，走深圳20年前，东莞15年前的路子，通过迎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来实现飞跃。 当年我第一次向云浮市人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了走珠三角经济区发展延伸之路，积极创造条件迎接珠三角的产业转移。 一年后的夏天，广东省在清远市开了山洽会，提出山区的发展要和珠三角对接，当时还不叫产业转移。产业对接或转移在理论上可以向360度任何一个方向延伸。但现实是，它要向符合企业发展条件的地方转移，因此创造发展的平台和环境十分重要。 后来云浮市的整个经济工作思路都是朝着这方面做的。到2004年，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都来自于产业转移，本地企业也发展壮大了，但实际上也是跟转入的产业促进有关。这些转移进来的企业跟当地的资源和产业基础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和促进。 以前很多地方政府习惯于整天跑项目，书记、市长一上任往往在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在任内拿下多少多少个项目。地方政府的领导自己充当起运动员的角色，这在当时国情下也在所难免，但现在的新形势要求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通过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投资上。而云浮更是将承接产业转移摆在发展最根本的源泉位置。 2004年，云浮提出了一个更综合的发展理念：东渐西联，优内拓外，错位竞争，统筹并进。这就将促进产业转移的课题摆在最重要位置上，并体现了科学和协调发展的思路。 《商务周刊》：您不去跑项目而是创造环境的做法在当时有没有人不理解？ 郑利平：当时很多人说我讲话没重点，工作没思路。我就问他们，什么是重点？他们说当然是经济。我跟他们说，经济发展确实是重点，但是要通过间接的办法来先搞好配套设施和环境。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贷款搞项目，但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云浮的财政也没有这个能力，就经济论经济没出路。当时云浮经济停滞了五六年，很多干部很着急，一些人甚至认为，珠三角都发展起来了，云浮逐渐被边缘化。 我来云浮上任之前在深圳外资局做局长，当时云浮很多干部希望我带几十个项目来上任，我来的时候也确实带了很多企业家考察云浮，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来这里搞项目。于是我得出结论，综合环境不搞好没用，每次客商来，县长都陪着喝酒，客商很感动，但是一回去就不再来了。 1999年国庆前夕，云浮召开老干部会议，我列了10条具体发展纲要。经济发展是主旋律，这没的说，下面就是教育、科技、文化、社会治安、公务员队伍的建设、环境保护、乡村的发展等等，这10个方面要齐头并进。实际上，我提出的十六字综合发展理念，体现了综合协调发展的意图，这也在后来印证了科学发展观。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这次产业转移应该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还是政府需要积极干预呢？ 郑利平：今年“两会”上也再次谈到政府职能的转换。很多代表提到我们要做什么，要加强什么。但我建议是不是换种思维，探讨一下我们是否管多了，管的过头了，牺牲了生产力？ 我的观点是，不该管的别管。当年凯恩斯为了治理滞涨，提出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观点。没想到这在国内变成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依据。我记得一位领导说过，市场经济的鼻祖凯恩斯说过要利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但市场经济的鼻祖不是凯恩斯。 珠三角需要转移的产业有国有企业、有三资企业。所以“国军”作战和“非国军”要分开。非“国军”作战需要的就是政府创造发展条件，而“国军”作战则需要政府动用看得见的手做适当的干预。这个观点在我最近的一次上海之行得到了印证。上海利用看得见的手在调配国有资产资源方面做的比较成功，所以最近汪洋书记带我们到上海，浙江和江苏学习，回来后让我们每人交一份作业，谈感想和建议。我只提了建议，一，广东省产业转移要成功，包括投资率要上去，必须重视通过看得见的手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二，作为省一级，如果希望相关产业转移到省内山区，就要有配套的产业转移政策。 另外，我还想讲一个观点，本次产业转移是市场驱动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是哪个人说你该留该走。如果更多的让市场去调节，释放的生产力会更大。 在产业转移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政府的政策导向，比如如果想让某个产业转移到省内山区，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项目到期就不批准了。当然前提是到期了，没到期你关闭不行，政府要守法。 《商务周刊》：您的第二条建议是省里要给配套政策，云浮市希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获得哪些支持？ 郑利平：在促进产业转移这方面，我们希望省政府帮我们创造一些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的环境。比如云浮最缺乏的是技工，一些老的地级市如清远和肇庆有几十个技工学校，我们只有区区几个技工学校。最理想的是省里能够帮我搞10个技工学校，技工培养出来了就形成当地的投资环境。我很早就提出，我们的农村人口接受培训后可以满足产业转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农民人口转移，不仅仅是科技兴农和提高耕作技术。 你不要小看原来一些老地级市的技工学校，没有个把亿搞不起一家像样的技工学校。云浮自己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尽管我们的人均财政收入已经是全省第13位，但我们现在还是吃饭财政。 除了教育培训外，我们还希望省里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2003年在全国人大广东组的讨论上，我提出开发西江航道，之后当时的省领导张德江和交通部长专门来考察过西江。省里提出要投入20亿元开发西江，但到现在为止进展还是比较缓慢。实际上，西江航道搞起来后，我们当地的运输成本能进一步降低。我们承接产业转移需要黔西南和黔东南的煤炭，这些资源原来是经过400多公里的铁路到广西贵港市，再由贵港走几百公里的水路到云浮，如果西江航运开发后，对云浮益处是很大的。 还有高速公路的布局要适当考虑倾斜，我们是广东省最后通高速公路的市。以前省里的文件里提到多少年内全省要通高速公路，但后面跟个括号——云浮除外。我觉得省里对我们这块的支持太少了。 最后就是在工业布局时要重视云浮。前几年大家都没有想起搞电厂的时候，我们搞了云浮电厂一期和二期，但那时候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搞不了太大。如今，大家都开始搞电厂了，我们也开始报批第三期项目，但是排了差不多5年的队才在最近批准下来。 《商务周刊》：是不是你们还是努力的不够，为什么清远和河源就能够大规模产业转移？ 郑利平：地理位置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珠三角产业转移的第一站就是肇庆，转移是梯度转移，落了肇庆才到我这里。河源和清远承接产业转移的量确实比我们大，但你要知道，清远离广州只有60公里，河源离深圳和广州也都是一个小时车程。河源有大量的山坡地，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储备了好多地，河源刚建市没多久，就开始搞产业园区的开发，起步比我们早。 云浮是山区，人均土地面积很小。我们的人均耕地大概三分多，人均山地也是三分多。地理位置远，土地非常缺乏。1994年建市以前，我们这里“大干快上”的战略引发了一些问题，欠了一屁股债。我来之后的头几年都是为发工资而奋斗，有的县和区一年只能发7个月的工资。当时云浮除了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外，其他所有人均指标都是全省倒数第一的。 广东省的经济分成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珠三角，第二板块是广东省东西两翼，第三板块是山区。通过几年在产业转移方面下工夫，现在云浮已经排在了广东经济第三板块的前头，如果算人均指标，我们很多方面都已经在河源和清远之前。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是全省第17，人均财政第13，农民人均纯收入第10，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都在第14的水平。 事实上，云浮的发展走的不是捷途，但是个固本强基的做法。我们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通信建设，开发西江航道，改善大气环境和水质量，提升城市综合功能配套的水平，提高城市的可居住性和城市科教文卫事业来促进发展。 《商务周刊》：那现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契机摆在云浮面前了，云浮的软硬环境也仍然需要提升，你们还打算“慢慢来”吗？别的地方甚至江西可都在抢着接收珠三角的产业呢。 郑利平：如果地方政府的服务不好，发展环境不好，你怎么去抢？原来的招商工作，很多人都调侃成是依靠喝酒、零地价和送土地。我们不是没有革命热情，只是我比较推崇先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再引资的模式。现在政府的职能要求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府应该是做一个协调员、服务员和后勤部长。小平同志就曾说过要做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觉得我们的思路跟小平同志的思路是一样的。 以前下面的干部跟我汇报说：郑书记，我们最近很忙啊，我们去三角洲抢了很多项目回来。但我告诉他们，政府要注重的是搭台而不是做运动员。当然，政府也不应该是消极的等待心态，不要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你也会看到我们在三角洲有专门的招商点，我们也会举办推介会。我们在珠三角很多高速路边都有广告牌——进驻云浮，事业从此精彩。 我们要优内拓外，优化内部环境，拓展外部生存空间，要东渐西联，加强和东部的合作与承接，连接西部以取得原材料和劳动力。我总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政府的职能转换，从全国来看，目前我们政府的职能转换还是不到位，太多的卷入经济活动了。 《商务周刊》：云浮最希望承接珠三角什么样的产业？ 郑利平：我的思路很简单。第一，云浮的产业要顺其自然的发展，谁愿意来，什么样的企业愿意来都欢迎，只要不是黄赌毒，贩卖枪支和高污染，来者不拒。 云浮的土地同样比较宝贵，希望单位土地产生的价值和税收多一点。但希望归希望，我们挑选的余地还不是特别大，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还没到那地步。至于你是来自深圳、广州、东莞和佛山都一样。我们还有来自新疆的呢，比如天山水泥。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态控制线，对于污染的企业绝对不要，除非是经过污染处理能够达到要求的我们才欢迎。我们在罗定搞了一个环保工业园区，对有污染的电镀、五金等产业，统一规划在一个园区里，污水统一回收。 云浮没有青山绿水就完蛋了。在环境考核方面，云浮前年是84分，去年是89分，水源和空气的质量是广东省最好的市之一。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树都不怎么长，水泥灰落满树叶，种了10年的树还没手粗，客商看到这样的生活质量肯定就不来了。这是血的教训。 《商务周刊》：财税的协调是不是目前影响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难题？ 郑利平：现在都在说总部经济和总部纳税，但我认为，我们这些承接地不能忙活了半天连税收都没有。有些人一边说要协调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边又主张总部纳税。提出要通过几年的过渡再实行税收的二次分配。其实这是把问题搞复杂了，在哪里办企业就在哪里纳税，这样处理最简单明了。 《商务周刊》：本次对于产业转移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关于广东模式转型的讨论，而广东转型背后又是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失的讨论。最近，汪洋书记再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 郑利平：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绝对是先声夺人，在当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当时的广东省委冒了非常大的政策风险，做了很多全国第一。特别是办经济特区，这绝对需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精神，需要承担很多风险。现在汪洋书记再次提出了解放思想，我们地方政府也同样不能够坐井观天。 记得两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提出过要“重新思考渐进改革的方法”的观点。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改”。渐进的方向有很多，要完成一个改革有时甚至需要从数百个方面开展，这就需要把某些相互制约的方面打包成一个整体，整块整块的解决掉。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研究哪些方面是应该打包作为一个板块来一次性考虑，更多的是只改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动。这就造成改革难以操作，进而造成反弹，反弹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渐进方式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走的渐进式道路不正确，而是缺乏好的操作方法。 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政策及管理硕士的时候，一个总的体会是，西方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能够实证地告诉我们“如何做”的方法。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用足用活自己的“自选”动作，充分发挥地方上的自主权，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对现有体制做一些“补台”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