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二十年潮起潮落。
206本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近期在青岛爆出的206家韩国企业非法撤离事件，引起了中韩两国的高度关注。 《环球财经》记者通过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实地调查发现，206家青岛韩企的离开，也许只是这一轮韩资撤退大潮中的冰山一角。而韩国权威媒体《东亚日报》报道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华韩国企业有3万余家，目前仅存1万余家，并仍在迅速减少。KOTRA青岛贸易馆黄在原副馆长也对外表示，2003年韩国对华的投资比重达到了41%，但去年锐减到30%。 有迹象表明，大部分韩国商人纷纷撤资回国或者转站柬埔寨、越南等劳动力比中国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甚至印度、朝鲜开城工业园区。 作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大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国，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潮退，正在引起中国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外资政策和中国一般加工业发展趋势的深刻思考。文/本刊记者 高韬 陈莉莉 发自北京天津 上海 青岛
三万减去两万等于多少？ 去年10月22日，韩国权威机构大韩商工会议所就作了这样一道“简单”的减法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共有三万多家韩国企业。今天，只剩下了大约一万家。当韩国三大报之一《东亚日报》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后，引立刻引起了韩国舆论界一阵热议。 但四个月后，热议传导到了中国，关于韩企撤出中国的话题，甚至成为了中国“两会”上的焦点之一。 而在此时，大韩商工会议所正在继续演算他们的那个减法题，当然，这个题目绝非绝对数字变化那样简单。 夜幕下的“裸撤” 三年前，有一家韩国皮革企业进入中国山东胶州市。期间三年，皮革出口加工企业都面临着订单减少、人工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恶劣环境，但三年来，该公司不断增加当地银行贷款，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对房租和供应商的货款也一拖再拖，甚至对客户的“负债”也增加到最大限度。 三年后的一个晚上，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级管理人员留下总额为2亿人民币的债务，“夜半逃跑”了。该起事件在胶州引发轩然大波。当地的一位企业界人士说，3年来该公司一直就在为逃跑做准备。
这是韩国第一大报纸《朝鲜日报》2月底某日社论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这篇评论的的标题为《对韩企“赤裸之逃”的反思》。信一、信五皮革有限公司就是文中提到的原型公司，两家公司是韩国三大皮革公司中的两家，当时在青岛胶州市都拥有上万员工的工厂。 这两家韩国公司给许多胶州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年关即将来临的日子里，在呼啸而过的警车旁，当地政府不得不紧急筹集百万巨资，以平息数千名中国工人的回家路费，还有他们愤怒的眼神。 胶州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2007年9月，青岛佛克斯餐具有限责任公司韩方管理人员，在拖欠126名员工两个月工资、社保费和部分银行贷款的情况下“人间蒸发”。 2007年10月20日，在出了最后一批货后，青岛光近鞋业有限公司韩国籍老板称要外出借钱发工资，但此后就离厂消失了。当地媒体报道称，他的确是找韩国同业借钱去了，但没有用借到的钱给工人发工资。该老板不仅拖欠210名员工1个半月的工资，还欺骗了借钱给他的韩国同胞。 作为和韩国经贸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青岛拥有超过5000家的韩国企业，也是此次韩资撤离潮的重灾之地。上述提到的光近鞋业、信一公司和信五公司、佛克斯餐具公司等韩资企业，正是由于非法撤离的恶劣行为，而这些公司在青岛地区“声名鹊起”。 也就是从去年冬天开始，青岛坊间传出了“青岛韩企，数量最多，纳税最少，逃跑最快”的声音。 城阳区，是青岛市韩国企业最集中的行政区，目前已经能明显能感觉到韩国企业撤资后的萧瑟气氛。在郝家营社区一家工厂大门口，厂房招牌不知去向，而工厂内一栋2层800平方米厂房空空荡荡，车间里徒有四壁，像被龙卷风扫过一样。这曾经是韩国老板朴庆原开的一家首饰厂。但1月26日，400名工人来上班时，却发现一把铜锁将卷帘门紧闭，如梦方醒的原料供应商和工人一齐打探老板下落。前一天晚上，韩国老板从工厂直接前往机场。而在他逃回国的前几天，曾以“过年”的名义组织员工聚餐，宣布全体放假2天。“原来是金蝉脱壳。”一名工人事后对当地媒体回忆道。 2月12日，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指出，从2000年到2007年，共有8344家韩国企业在青岛投资，其中的206家非法撤离。2003年，首次出现了21家“夜半逃逸”，此后每年都在增加，去年非法撤离的企业数量多达87家。 警惕裸逃 青岛不是韩企潮退的唯一浪花。去年1月12日，青岛世刚纤维有限公司10余名韩国管理人员在夜幕掩护下，从烟台乘飞机逃走。他们同样留给当地政府一个难题：3000人的数月工资，还有1.2亿的银行债务。 韩国老板的“悄无声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天津东丽区无暇街道办事处的几位领导，就是这样一群瞪大眼睛“盯”韩国企业一举一动的人。 在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担心地对《环球财经》记者说道：“我们辖区内还有11家劳动密集型的韩国企业。我们每天都在担心，他们再撂挑子走人。”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2006年11月的某个早上，东丽区无暇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大门，被辖区里的东进不锈钢餐具有限公司(韩国独资)的十几名员工敲得碰碰响。东进公司拖欠员工工资40多万元，还有厂房租金180多万元，几家原材料供货商300多万元。 非法撤离的韩国企业到底有多少家？目前没有具体的统计，但从韩国媒体的报道当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类型的企业为数不少。《朝鲜日报》还曾经派出记者，专门报道了一家干净退出中国的韩国公司作为“榜样”。这家位于东莞的韩国老板给工人发放了所有的工资和供应商的货款。 “只有欠工厂对面一家中餐馆的两次拉面钱，忘了还，只有拜托别人去还了。”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他对韩国记者说道。 没撤多少？ “这是谁说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对记者拿出《东亚日报》曾经报道出的两万家韩国企业离开中国的报告，韩国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国际委员会会长李映周(内阁部长级官员)表示了严重的怀疑。“今天接受你们杂志采访之前，我还专门派人到韩国和青岛了解一些情况。” “据我所知，现在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有4万多家，目前已经离开中国的大概有0.5%左右，就是两百多家。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撤离的情况”，他明确表示。 “两万”数字的来源，是韩国商界最有影响力的协会——大韩商工会议所(KCCI)。这是由来自韩国各行业大、中小企业组成的韩国最大的综合民间经济团体，现有会员企业7.8万家。 该协会近日还发布报告称，大约有5000家韩国企业进入中国青岛，受租金上升和经营环境变化的不利因素影响，估计从08年1月至6月可能会有1000家韩国企业撤出中国，占该地区韩国企业的五分之一。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青岛贸易馆黄在原副馆长也公开表示，除了青岛以外，其它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特别是今年，退出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数量剧增。 KOTRA是隶属于韩国知识经济部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负责协助企业开拓国外市场、赴海外投资，目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均设有韩国贸易馆。 黄在原还明确表示，2003年，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比重达到了41%。但是，去年锐减到30%，并在继续迅速减少。 而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04年韩国对华投资额为62.5亿美元，2007年1月至11月的韩国对华投资额仅为32.3亿美元，缩减了近一半。 撤了许多 撤离中国的韩国企业到底有多少？在统计上，这是一个很难掌握的数字。除了上述的“两万家”和“1000家”外，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明确的统计数字。不过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问题。 去年年初，韩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大韩商工会议所、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大韩贸易协会等9家韩国政府机关，对广州、东莞、青岛、大连、烟台等地的50多家韩资中小企业进行“企业实况调查”。在此次调查得出的报告中，2006年年底，青岛两家韩国皮革企业积欠巨额银行贷款及工资后“逃跑”了，山东地区原有的1000多家韩资服装配饰企业也因此减少到700家。 向来喜欢扎推生产的韩国企业，在核心工厂撤退后，为其配套的工厂往往也随之“销声匿迹”。 除了明显的转移产能外，将工厂转让给当地企业也是韩国企业撤走的形式之一。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东善曾经作过调查，在华大多数韩国皮革企业已经破产或将工厂转让给中国企业。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空心工厂”更是韩国企业撤离的最常见方式。现代集团在东北某地有一家号称投资2.5亿美元的工厂经营不善，当时就挂出了转让的信息。但三年来该工厂一直没有转让成功，该工厂和为其配套的其它工厂早就停止了生产活动。 不仅在山东、天津等韩企投资重地，即使在珠三角这个韩资长期“忽视”的地区，撤离行动也在不声不响地进行。香港贸发局报告显示，2002年韩国人在珠江三角洲十几个城市投资建立了50余家工厂。现在，除了三星电子在东莞的几家公司外，韩国企业更是的踪影难以寻找。 一位东莞玩具商对《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大概五六年前，广东地区的韩国玩具企业最多达到100多家，而现在几乎全部跑光了，连10家韩国的玩具商都找不到，其中位于东莞的35家韩资玩具企业更是全部撤走。 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金东善也对此承认，最近东莞的韩国企业从40多家大幅减少到15家。 不得不撤？ 800元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在武汉，你可以买一部诺基亚新款的N95手机(8G版)；在广州，你可以买6、7斤的猪肉；在北京，你可以租在到市区通勤时间为四十分钟的十平方米单间。 但在某些韩国老板的眼里，800元钱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中国工人的最高月薪。2002年，天津市大港区一家专门为三星生产手机耳机工厂的韩国老板，对中方人事总管说“如果有一天，天津市的基本工资涨到800元了，我们就得撤到越南了。”最近几年，越南大规模调整工资，现在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110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800元)。 韩国人口中的“有一天”马上就要来临。2008年4月1日起，天津市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统一调整为每月820元。 “很多韩国中小企业只有价格竞争力，没有技术含量。为了利用中国比较低的劳动成本，才到中国来投资的。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就立刻变得了难做了。”三星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院表旻灿(PyoMinchan)对《环球财经》说。 他还接着分析道：“新的《劳动合同法》不仅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而且也强制性规定了职工应当享受的福利标准。由于在华韩国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其新增成本可想而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俊峰副所长向《环球财经》算了一笔账：“新劳动法出来后，对于在职的劳动力，成本至少提高20%以上，不光是工资，还有福利和保险。” 《环球财经》记者获悉，去年曾，胶州市国税局退回了大量韩国企业为接受年检而提交的财务报表。原因是，与欧洲、美国、新加坡、日本企业相比，亏损申报比率太高，而且没有加入养老保险的职员太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长达近30年的外资优惠税率，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但此次两税合一以后，有些中小企业就得去越南、印度等地方寻找新的成本和税率洼地了。”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映周博士对此表示。 王俊峰还特意强调道：“部分韩企的走，和人民币升值也有很大关系。很多韩国企业以出口为主，国内成本以人民币计算，出去的时候换成美元，这样一进一出的话，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的很厉害。” “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后肯定会继续减少。如果单纯看数字的话，对中国似乎确实不利；但看里面的话，对中国也是一件好事。中美之间的顺差，有一部分是和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这对于平衡中国对外贸易是有利的。”表旻灿解释道。 “韩企撤离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所有劳动密集型的韩国企业，将来都会撤出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表旻灿再三强调道。 有撤有进 2004年11月，当韩国商人金俊一在中国上海市著名的高档商业中心淮海中路，开了第一家乐扣乐扣Lock&Lock专卖店时，曾经令他的许多同胞感到困惑。他们认为，那里铺面房租金高、货物一般、生意不会太多。 三年以后，这家专卖店月销售收入超过100万人民币，事实证明金老板的选择是正确的。去年，数以百万计的乐扣乐扣进入了中国人的冰箱和橱柜，也给品牌所有者韩国海纳开碧公司起码带来3.5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金老板在中国的投资热情变得空前高涨，先后在江苏苏州、山东威海建立了三个工厂。 田中信彦，前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在上海惊奇地发现，韩国的“ParisBaguette”(巴黎贝甜)凭借高档口感和购物环境，和老牌的台资面包房“马哥孛罗”、强调新鲜出炉特点的新加坡“BreadTalk”(面包新语)争夺高档面包房的市场。 “ParisBaguette”，是韩国首家上市的面包房连锁店。虽然是上海市场的后进入者，但高举高打，凭借夹火腿、鸡蛋以及生鲜蔬菜等的三明治类食品和长面包(法式面包)系列产品，在上海市场渐渐站稳了脚跟。 韩厂潮退，韩店潮进。在华韩国企业不再生产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而转向消费市场，以本地消费性投资取代低级制造业投资。许多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已经在中国得出了这一生意经。 服务行业，是韩国公司强攻的领域。今年1月，韩国乐天百货公司宣布以8380万美元收购中贸联万客隆的控股权，并计划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开设其旗舰乐天百货连锁店的第一家分店；2月底，韩国另一零售巨头新世界集团以5324万元增持上海易买得超市16%股权。易买得由韩国新世界集团和上海九百合资成立，在收购之后，新世界集团控股高达97%。 在零售领域，有韩国特色的专卖店也发展迅速。韩资零售集团衣恋(E.Land)也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将其中国业务实现香港上市，衣恋在中国拥有900个零售店，共销售11个品牌。1月20日，LG下面服装品牌HAZZYS也在北京开出中国首家旗舰店。 韩国众多金融机构也开始在华试水业务。3月，按资产排名为韩国第二大银行的新韩银行将在北京成立本地法人；2月4日，韩国排名前列两大银行——韩国外换银行、韩国朝兴银行也在天津提交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申请。目前，在天津的韩资银行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日美银行数量。 最新的消息是，韩国第一大地主性银行釜山银行决定将青岛作为其第一个拓展海外业务的城市，尽管，这里是韩企撤退最明显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