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低端制造业外迁会带来短期的低端劳动力就业状况恶化，但产业结构能否快速升级才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的最大考验
潘向东/文
2008年真是中国经济环境的多事之秋，新年刚过就有报道称，青岛市有100多家韩资企业“撤离”;同时，珠三角地区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千家鞋厂倒闭，万余港企面临关闭，更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计划外迁。 外资企业出现搬迁短期内会加大中国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引起了大众的极度关注，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搬迁的现象并不奇怪。跨国企业为了实现资源的全球有效配置，降低企业成本，会动态地在全球各地布局其生产、销售、服务和研发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制造业搬入中国之前，全球制造业中心已经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20世纪50、60年代，欧美的生产制造业中心开始向日本进行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制造业开始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地区实施转移。到了90年代，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制造业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转移更为迅速，主要集聚在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山东沿海地区。 既然制造业搬迁是一种自然迁徙，只要把握得当，就不必杞人忧天。日本在70、80年代，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制造业出现了快速向“四小龙”地区进行搬迁，但日本经济并没有出现快速下降，即便是出口，也没有因为加工业的搬迁而使出口出现快速的下降。相反，在制造业搬迁过程中，通过“腾笼换鸟”，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迎来了经济20多年的辉煌。“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本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开始下降的时候，通过政府主导，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开始搬迁至中国的山东，这种搬迁并没有导致韩国经济的下滑，相反，由于引导合理，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国沿海地区利用加工贸易方式，承接了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如今随着人民币升值效应的显现、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新劳动法的实施、环境成本的提高，以及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价格全面上涨，完全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前制造业所依附的低成本、低要素价格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已时过境迁。那些更多靠低成本、低利润起家，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缺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要生存下来，只有搬迁到更适合低端生产的区域。 现在出现搬迁的还只是部分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会动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然而随着人民币的继续升值和物价的不断攀升，制造业进行搬迁的程度和广度还会加大，这将对中国的经济提出考验:首先这种搬迁能否带来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转移方向。 沿海地区搬迁出来的加工企业并不一定会选择中国中西部或欠发达的沿海地区，他们也可能选择印度、东南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区，这些地区在工资成本和交通便利上都有一定优势。中国中西部要吸引这些加工贸易企业，更需要从政府政策等软环境方面着手，这样才能形成区域发展梯队。 产业结构能否快速升级是对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大考验，目前要完成的升级换代是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惟有生产效率的提高才能抵消本币升值和生产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负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一靠外部输入，其次靠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一项长期战略，美国一直是这方面的领先者。日本和四小龙完成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均依赖于外部输入，对目前中国东部沿海而言，也很难例外。 尽管人民币不断升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但近期FDI增速相当迅猛，今年1、2月份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达到75%，一扫2005年以来FDI增速放缓的阴霾。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由于中国人才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政策环境的不断改善，已具备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而升级所带来的巨大机会已经开始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 (作者为中信建投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