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情怀 诗歌 召唤无与伦比的生命激情 ——汪潮涌的诗歌情怀与商业精神
文/张哲诚 西方中世纪著名学者吕斯布鲁克说:“神是那潮汐涨落的大海,涌动不息。”或许是长久以来被大海深渺的神性所感召,虽浸淫商海多年却仍然深具浪漫诗歌情怀的汪潮涌,一掷4亿缔造了“中国之队”,历史性地扬帆“美洲杯帆船赛”,完成了多年来令他魂牵梦绕的梦想。但是,这并不是他作为商人的“梦想”,乃是“诗人”的梦想。它至少向人们昭示了人的“诗心”,并不会被同样变幻的商海所颠覆,更不会泯灭。他的惊人之举,也绝非其诗歌情怀的巅峰写照,或许,这仅仅是他生命巨大梦想刚刚启航的序曲。 在北京国贸饭店的咖啡厅里,汪潮涌迎¬面走来。或许因为不久前才从西班牙地中海海岸归来,在经历了海洋的考验和洗礼之后,他的面容略显黝黑和清瘦,但精神气十足。他语速很快却丝毫不会让周遭的空气变得紧张。与汪的对话,让我们彼此的思绪游走在极远和极近的光阴之间,而当下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定格。 缔造“中国之队”绝非商业梦想 今年4月,在美丽的地中海海岸,历史悠久、多元文化荟萃的西班牙第三大城市巴伦西亚,Ó¬来了第32届美洲杯¬帆船赛,它是全世界四大顶级赛事之一。本届美帆赛的最大新闻,是中国作为亚洲唯一参赛国首次加入了这项“属于欧美人的游戏”,改变了美帆赛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游戏规则。作为“中国之队”的缔造者,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潮涌成为首位拥有美帆赛“船主”身份的中国人,帆船村的名人堂里,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照片。 如果追溯美洲杯¬156年的悠久历史,我们会发现,美洲杯¬在20年前的一百多年里,是没有任何商业赞助的,全部参赛者都是自己掏腰包。各船队的船东和水手均来自不同领域,有艺术家、设计师、记者、科学家、金融家、商人等,很多人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浓厚的浪漫情怀、澎湃的激情,并且都热爱风云变幻的大海。 “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追求和凝聚力,如此昂贵的赛事,能够持续这么久,是难以想象的。”汪潮涌认为,“这样一群人的精神连结,正好体现了美洲杯¬的核心价值,即企业家精神、团队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民族精神,以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对生命品质的追求。” 在美洲杯¬的历史上,在各个参赛队的船东心目中,确实从来都没有把它看成是一项投资。比如,现今美国队的船东是软件狂人甲骨文的老板拉里8226;埃里ɬ;瑞士队的船东是世界第三大生物技术公司所有者、顶级富豪厄内斯托8226;贝塔莱利;意大利队的船东则是世界奢侈品王国Prada集团的老板帕特里奇奥8226;伯特利。他们都是狂热的航海爱好者,对他们而言,没有比这种与海浪搏击的赛事更能唤起 他们无与伦比的生命激情了。 “这根本就不是投资行为。”汪也直言,如果不是为了传播中国影响力,不是为了传承一种精神,而是基于商业回报,那么自己断然不会去出资4亿元组建“中国之队”,其中固然有商业化运作,比如说赞助商、广告、广播权等,但这些收入仅用于船队的再Ѭ环,实际也只回收了2亿元。 的确,当很多外国人听说中国队加入了美帆赛,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惊奇不已,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美帆赛属于欧美人的运动”这一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但是当他们了解了中国日益上升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才猛然意识到,美帆赛的国际化,如今已是大势所趋了。 如果追问汪潮涌此举内心深层的源动力,则来自他从小到大逐渐养成的诗歌情怀,而其中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纯粹的诗人”才具有的深重的“使命”与“救赎”意识。而这种意识,也必将会渗透到他所有的商业(事业)追求中去。 通常在人们看来,商业精神与诗歌情怀,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二者似乎注定要“各奔东西”,永不相交。但从汪潮涌的身上,你却能发现一种全然不同的景象:二者竟然迷一般地紧紧纠缠在了一起。其实,会“写诗”的企业家不少,但是真正怀抱诗歌精神的人,却并不多见(或许有很多还未被发现),就像饱读文史哲著作的人不见得都具有人文精神,是一样的道理。 诗歌情怀的养成 汪潮涌的诗歌功底最早源自于古诗。因为小时候恰逢“文革”,父母被下放到大别山,自己则被送到当地一个亲戚家当养子。养父母家条件艰苦,可以找到的书屈指可数。但书少反而可以精读,比如一本唐诗宋词,被他8226;¬来覆去地读到滚瓜烂熟,当把书读破之后,自己也就能照葫芦画¬瓢写写古诗了。 当地的小学语文老师,是个从前念私塾长大、饱学诗书的“老古董”,虽然当时不敢教四书五经¬,但其言行举止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汪潮涌。国学功底同样深厚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偶尔也会来看望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¾¬常批评他古诗写得不工整。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灵感和激情受限于古诗的韵律和格式,汪潮涌后来还是喜欢上了现代诗。特别是“文革”后期涌现出的一批朦胧诗人,顾城、北岛、芒克、舒婷等,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其实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这样的诗句,可以说是激励了他们这一代人。“生活是汹涌的海洋,海洋是变换的生活”(舒婷《致大海》)令从未见过海的汪潮涌对大海产生了心醉神迷的向往。 在汪潮涌童年的记忆中,总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就是当邮递员背着绿色邮包,骑着绿色自行车出现在山村小路上的时候,这是他每月一次最为盼望的事情。因为邮递员会送来他当时唯一能够读到的期刊——《解放军文艺》,杂志其实是一位从镇上下来村里蹲点的邻家大哥订阅的。杂志中会讲到天山兵站,讲到海岛驻军,讲到长白山的林区,还有中苏边境等。这些文章一时间引领着他幼小的心灵,从大别山中的小小世界飞到了全国的海疆,带给他无穷的想象。 除了写诗,汪潮涌从小也喜欢写对联,还¾¬常帮左邻右舍写,每逢过节或者别人家遇到什么喜庆的时候,他总能应景写出贴近人家心声的对联。比如邻居女孩因病去世,他就写下挽联:“香魂渺渺归天国,倩影依依入梦来。” 令人想不到的是,当他在回味童年这段“美好记忆”之时,却冷不丁说出:“其实我小时候吃的苦可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汪从小由养父母带大,冬天的时候手总是生冻疮,衣服永远不够穿,饭永远吃不饱。养父母没有小孩,身体也不好,汪在9岁的时候就要去水利工地顶他们的名额。每天天不亮,不到5点就得起床去水利工地挖冻土,饿的时候不得不吃冰碴子饭。 这使我想起顾城小时候在乡村放牛的情形。汪却笑叹:“当时哪有这样的‘美事’,放牛多舒服,还能吹吹牧童短笛,牛是生产队的,不可能给你放。”每天早上,即使不去水利工地,也必须很早起来,到两公里外的河里去挑水,然后还要施粪,打猪草,总之家里什么事情都要做。 人们常常会这样去评判有这种童年¾¬历的人:因为他们小时候吃了太多的苦,所以会对社会充满仇怨,总是觉得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然而这段童年的磨难,印刻在汪潮涌心中的景致,却最终幻化成了太多的诗情画¬意:“尽管生活苦,但我所感受到的,是绝对的青山绿水,绝对没有污染的空气,绝对没有车辆的喧嚣。”这便是汪的心态。 诗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ˬ要是静卧于青青草丛,或寄身寂寞山野,侧耳倾听,便能领会天地间的天籁;噢,天地间那如许造物,唯诗人能与之梦魂相通。”想必是童年置身其中的纯净的自然,滋养了汪潮涌少年懵懂的审美之心与浪漫诗情。当他行走在漫长而沉寂的山路上的时候,陪伴他的,常常只是周遭卑微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但是他分明吸纳了它们秘密传来的鲜活生命的气息和营养。因为—— “最卑微的花,也能给人以深沉得不能用眼泪表达的情绪”(浪漫诗哲华滋华斯语)。 因此,所有少年时期¾¬历的磨难,不但没有在汪的内心埋下仇怨的种子,反而被他看成是人生难得的磨炼和激励,结果埋下的是感恩的种子。一如浪漫主义诗人达观、豁朗的生命态度。 因为真心感念于童年磨难的“美好记忆”和价值。汪与许多同龄家长抱定“自己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不能再让小孩吃苦”的观念正好相反,认为这样“大错特错”了。为了“让女儿吃苦”,汪和太太将女儿送进一所网球学校,打了一年的网球。在这所学校,女儿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跑5000米。“人的意志和心智的磨砺是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汪说。 自我的激励 读中学的时候,汪潮涌回到了湖北¬春县。他发现自己就读的Þ¬春县一中有很多图书室,于是便一头扎进了浩瀚书海,与《基度山伯爵》、《茶花女》、《悲惨世界》等无数世界名著开始了神交。当他2004年在法国马赛观看美洲杯¬帆船赛的时候,竟然发现,整个赛场居然就在基度山伯爵被囚的那个岛屿边上。“读小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那种英雄驰骋的岁月和场景在脑海中回放,给了你巨大的想象空间。”汪一时兴奋不已。 汪潮涌爱好文学的领域很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都有广泛涉猎。而在那个年代,留给他最深印象的,还是伤痕文学,尤其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都讲国企改革。其他如《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也给了他很大的激励,他至今还记得自己从《人生》中写¬下来的句子:“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关头只有几处。” 虽然爱好文学,但是在最后报考专业的时候,汪潮涌还是选择了管理工程专业,这正是源自那两本书的影响。他预感中国未来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管理和经¬营人才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而文学爱好更多是为了陶冶情操。后来汪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曾加入了学校的诗社。 相对那些描绘风花雪月、离愁别恨的诗歌,汪更倾心于那种能激励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诗歌,他甚至也把这一喜好传承给了女儿。当女儿才9岁的时候,居然会对他说:“爸爸,文天祥的《正气歌》这首诗写得太棒了。” 在女儿12岁那年冬日的一个午后,汪和女儿坐在家中的客厅里,望着后院的雪景,便说一起来写首关于“咏雪”的诗。于是有了这样的诗句:“飘零尘世意趣闲,轻洒千山万壑间,粉身蚀骨终不悔,换得人间五月天。”本来前边还是写景致,结果却又变成了励志诗。父女俩彼此心领神会。 如果说早期的自我激励主要来自读书,那么当汪潮涌1985年到了美国之后,最大的奋斗动力则是来自他对中美反差的强烈感受。当时他读的金融专业,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中国那时没有股票市场,没有债券市场,所有与之相关的概念都还很陌生。与美国大学生相比,除了数理化不输人之外,金融、法律以及整体知识体系等方面,都远不及人。于是他就将自己看成一块干燥的海绵被扔进了水里,拼命吸取知识。 读书之余,汪还必须到处去打工赚钱,很多人都说这样太辛苦。汪并不以为然:“这算什么苦,吃的是牛奶面包,吹的是空调,跟童年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总会在遭遇挫折时告诫自己,大不了重新回到童年光景之中,也没什么不可以忍受的。 从泰戈尔的箴言中可以找到汪内心的证词:“我们必须亲证到个体的自我不是我们存在的最高意义,在我们身上蕴含着一种不朽的‘世界人’,他不害怕死亡或痛苦,他把痛苦看成欢乐的另一面。” 汪最终被万里挑一地选入顶尖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并做到了亚洲公司副总裁的位置。工作性质使他不停游走在国际财¾¬巨头之间。汪突然发现:“在你周围到处是来自全世界的精英。”从他们身上,汪也获得了巨大的启迪和感召。特别是多年前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一次,巴菲特对所投资企业价值的理解和专注的精神,令汪感觉终身受益。他更加笃定:“人一生无论如何应该给世界留下一些真正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而财富本身是最没有意义的。”或许这才是他组织“中国之队”,去填补美洲杯¬156年空白的内在动因吧。 作为摩根士丹利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的创始人之一,汪曾经负责为财政部、中国银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等政府机构和多家大型企业进行海外融资,总额达数十亿美元。并于1999年创建了信中利投资集团公司,致力于为中国高成长的企业提供国际化投、融资服务。在本世纪初,汪已成为中国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之一。 王石曾说,企业家其实就是闲不住、愿意折腾的一帮人,说好听点就是不甘寂寞和平庸。如果说,“写诗”的“诗人”仅代表了一种职业,那么,“具有诗歌情怀的人”则代表一种精神的存在,怀抱这种精神的人,无论身处任何行业,也注定不会甘于平庸。 使命与救赎 之所以选择风险投资业,汪的想法很简单:中国金融是一个高度管制的行业,但恰恰是在金融链条最高端的风投或私募股权基金方面没有太多管制,并且这也正是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企业不乏有价值的想法和理念,但是缺乏资金。 从三年之前开始,汪潮涌已¾¬对投资方向作了调整,除了提升企业价值以外,在项目选择上更重视有精神品位和社会价值的项目,从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汪潮涌认为,中国企业家当务之急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共建商业伦理”,因为在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确立“对商业伦理的尊崇和敬畏之心”。的确,慈善捐助还是其次,最起码的商业底线应该是“生财有道、生财有度”,但这个道和度常常被忽略。一些暴发户宁可在赌场上一掷千金,也不愿意多花一点钱去改善员工福利;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假货,也仍然层出不穷。 “没错,对外可以义正词严说我们绝大部分产品是有品质保障的,但是像¾¬济远落后于我国的俄罗斯都一度对中国产品嗤之以鼻。我们自己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否则只能自毁品牌、自毁长城。”汪认为,商业伦理的缺失往往是在企业原¬始积累过程中,太忙于生意和生存,而忽视了社会责任造成的,当整个社会更强调品牌、品质和品位的时候,这种概率就会缩小。“美帆赛赛场,集合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品牌,但是以前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品牌,所以我们在选择赞助商的时候,首要考虑的是这家企业的理念和品质。” 在公司的合作伙伴中,有一个“非常苛刻”的瑞士财富家族,掌门的老先生已近80岁了,居然还愿意把家族的钱拿出来交给他管理。以他现有的财富以及已有的家族管理基金,似乎根本不需要再去寻求其他投资方式。 “一方面他认为家族团队对中国投资机会的把握不如我们;同时他也是出于一种很深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把更多的财富留给社会。他们最看重的是企业家是否有远大的理想,这样彼此的追求才是一致的,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赚钱机器的话,不可能得到他的敬重和信任,更不可能在精神上去佩服和认同你的决策。” 汪直言,“对于这种合作,十足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当他发现你会拿自己赚的钱去追求社会和精神回报,那么你去贪图小利或坑害投资人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目前汪潮涌最看重的是一个回报家乡的投资项目。以前虽然也常做一些帮助家乡捐资办学、修桥修路的事情,但他总觉得这些很不够。“因为Þ¬春有100多万人口,是国家级的贫困县,除了输血,必须通过扶持有造血功能的项目才能让家乡摆脱贫困。” 汪潮涌小时候在老家学过中医,并以同乡人李时珍为自豪,虽然后来没有当成中医,但仍然有着强烈的“中医文化情结”。在与当地政府深入探讨之后,汪决定以扶持中医药产业为项目立足点,用3到5年时间,将¬春打造成世界著名的李时珍国际健康文化旅游胜地。在他为此设计的一整套产业链中,包括了中药种植以及药工、药农、药文、药理、药试等一系列过程。 这一项目最终成形的另一个契机,则是汪从韩国持续打造国家文化品牌的行动中获得的启示。“韩国推出的《商道》、《医道》、《大长今》等长剧,乃至向全世界推广的电视片《韩之韵》,几乎都成为国家文化标签,它们已经¬远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时尚文化代表,其中蕴含着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度自信。”汪看完这些片子最深的感触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却远远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更大尊敬和推崇。 汪因此有了投资拍摄《大明医圣》的构思。“我们不能除了选秀还是选秀,然后就是不厌其烦地描述宫廷斗争,让老外觉得中国人的笑容背后似乎总有阴谋。似乎没有人愿意去深刻挖掘人性中最美好的价值、传统的美德,即使勉强表现出来也好似空洞的说教。”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发现更美丽的世界,而诗人无疑具有更敏感的神经¬,正如席勒的诗中所写: “美丽的世界,而今安在?大自然只有在诗歌仙境里才寻得到你美丽的足迹。”
无论汪最终能否如愿以偿,直面当下的商业环境和人文环境,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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