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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丁丁
11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关于三峡水库建设成果及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外国记者们出于长期积蓄的对三峡工程的疑问，提出了许多尖锐问题，由此招致两院院士潘家铮的伴随着个人感慨的批评：他很尊重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客观和真实的报道，但是最近注意到一些外国媒体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报道，他希望这些外国媒体尊重事实。
在潘教授发言之后，外国记者们仍“顽强”地反复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例如关于三峡工程款项的违规使用问题、三峡移民问题以及生态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最后仍由三峡办公室汪主任亲自回答了。值得指出的是，潘教授和汪主任的发言都含有令人感动的私人回忆。 人均收入的大幅增长和市场生活方式的普及，强化了公众的权利意识，从而有了逐渐变得更自由的新闻报道。新闻的自由将使新闻工作者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充当“喉舌”。事实上，他们早已从西方新闻同行那里接受并充分地认同了“严肃新闻”的职业立场。曾因捍卫这一立场而获得普利策奖的一位著名记者这样表述严肃的新闻工作者们每日每时都要克服的困难——“真正困难的不是说出真相，而是说出全部真相。” 我们有能力表达任何一件哪怕最简单的事情的全部真相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以，严肃新闻的追求者们的努力，其实是要披露主流社会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真相。 对于任一事件的报道，可以有许多不同角度和深度。当新闻享有充分自由时，市场原理告诉我们，从事新闻报道的各种媒体，基于比较竞争优势，可形成不同的风格，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视角和报道深度。例如一份晚报，或许只能追求在截稿之前的有限时间内尽可能“有趣”地报道当天发生的事件。因为，一份晨报或一份日报的风格往往更严肃。只要新闻市场的竞争足够完美，只要读者购买足够大量的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真相总是可以呈现出来的，哪怕有一些真相会被既得利益群体掩盖得很深。 当新闻处于被严格管制的状态时，例如，35年前，假如我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那么，为了我们自己的长远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什么样的真相呢？我自己的体会是，我们希望知道与主流意见或多或少不一致的意见。不错，是“意见”，不是“真相”。因为后者几乎总是从我们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析和推测中隐约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在任何社会里，真相几乎总是通过不同意见的冲突才逐渐呈现出来的。只不过，当新闻被严格控制时，不同意见少得可怜。这时我们首先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仅此而已。所以，当主流的意见只不过是不同版本的赞美诗时，就让我们联想到王小波写的“花喇子模信使问题”。于是我们就希望听到更多负面的意见，哪怕那是一些负面到有“妖魔化”嫌疑的意见。 转型期社会的新闻，是处于上述两极端情形之间的——已经开始变得更自由，但还没有正式地享有独立于官方权威的自由。这就引发了两方面的行为。其一典型地就是由潘教授的这番感慨与批评所表明的，其二则典型地是那些顽强地继续提出同类问题的外国记者们的行为。 30年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国社会变迁主要地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一过程引发了社会的整体性转型，我们甚至更倾向于将这一过程本身视为其实已经延续了至少150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这一巨大转型还远未结束，而且没有谁能够断言它将把我们带往何方。 就目前的趋势推测，我相信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将变得更加市场化，尽管我不很喜欢而且常常批评这一趋势。不论如何，当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日益被市场化的时候，大众媒体的行为也将日益接近上述的那种充分竞争的市场行为。 大众媒体的市场化行为是利润导向的，虽然为任何一份大众媒体工作的新闻记者们仍要追求他们理想中的“严肃新闻”。以我的观察，一份媒体的风格是由这两种相互冲突着的力量能够达成的妥协方式所决定的。有时，我发现，这种妥协所决定的风格很有趣。例如销路甚佳的《生活周刊》，其实是“小布尔乔亚”风格与“新左派”风格的恰当混合。 一般而言，对事件的报道，当主编们在“利润”和“严肃新闻”这两种冲突的标准之间找到了某种妥协时，报道的风格或许可用两个维度来刻画：⑴“夸张”，这是在利润指标的压力下形成的。因为，消费者似乎更喜欢读那些有趣而且多少保持了客观性的报道。如果二者不能兼顾，则屈服于利润压力的主编们宁愿放弃客观性，此时就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夸张；⑵“批判”，这是在严肃新闻的压力下形成的。它与利润动机常可保持一致，因为只唱赞美诗的报纸往往不受读者欢迎。“批判”被“夸张”之后，有了妖魔化之嫌。 这样，妖魔化与赞美诗，其实是转型期新闻的两种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