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 话剧 杨绛话剧在上海



    一部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于上海的风俗喜剧,64年后在上海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上海观众和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鲁迅在上海 话剧 杨绛话剧在上海

    文/王悦阳

  《弄真成假》是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这部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时便引起巨大轰动。64年后,这部本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作品终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弄真成假》的来龙去脉

  《弄真成假》的剧情并不复杂,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青年周大璋,仪表非凡却穷困不堪,与早年守寡的母亲寄住舅父开的杂货铺楼上。他原有个女朋友张燕华,是个自食其力的女职员,也是因为家境清贫,寄住在她伯父、地产商张祥甫家中。周大璋因此结识了地产商的阔小姐张婉如,立刻移情另注,准备把阔小姐当作他的登天梯。两位姑娘同时被他吹得神魂颠倒,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大人物。最终,张燕华费尽心机,用闪电式的巧妙手腕赚得周大璋旅行结婚。周大璋的母亲不见了儿子,却误以为地产商要把宝贝儿子入赘,登门拜访,向亲家要人却出尽了洋相,她儿子天花乱坠的谎话也彻底拆穿……

  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副博士,杨绛本身并非专业剧作家,她的戏剧创作出于偶然,首演大获成功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而实际上,杨绛与现代戏剧的渊源颇深。她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外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是曾受教于戏剧大家贝克的王文显教授,其所开设的“外国戏剧”、“戏剧概要”等课程,使清华外文系毕业的许多同学如洪深、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深受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最终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

  在英国牛津和巴黎大学进修西洋文学时,杨绛遍读古希腊以来的外文戏剧经典,对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悲喜剧概念的理解更清晰了。她生性开朗幽默,对喜剧体会尤深。她认为,喜剧不应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还应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这便是其创作中国式风俗喜剧的初衷。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创作的。1938年秋,杨绛带着一岁的女儿钱媛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并与父亲一起避难到上海的法租界。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来后,与杨绛住在淮海路淮海坊杨绛的妹夫家。夫妻二人与戏剧家石华父、李健吾交往甚密,但当时,石、李只知道钱钟书是个学问家、“书虫”,并不知道他有写小说的才能(钱尚未写《围城》),他们倒是觉得杨绛在创作上很有天赋。有一回,石华父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邀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吃饭庆祝,同席的还有李健吾。就在饭桌上,李、石两位学长都对杨绛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鼓励杨绛创作话剧剧本。

  杨绛当时正在当小学教员,夫妻二人的生活很困难,写剧本可以赚取稿费,摆脱寄居生活,买下自己的房子。于是,她便利用起业余时间,在石华父的指导下写出了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并交给了李健吾。不久,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看中了这个剧本,亲自着手排演,李健吾甚至也决定粉墨登场,在戏中担任徐朗斋一角……种种好运让杨绛觉得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那时,杨绛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她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的大名就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称心如意》上演后,引起巨大轰动,杨绛一下子出了名。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她又写了《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写成,即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上演后,获得了更大的反响,沦陷区的各大报刊上都有宣传与评论,还有些朋友给她寄来剪报,鼓励她继续创作这类喜剧,剧团的演员也以演出她的喜剧为荣,联名写信给她表示谢意。当时中国的话剧喜剧,几乎都是改编自外国的作品,杨绛“喜剧双璧”的出现,令李健吾先生赞赏有加:“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杨绛几乎成了当时文艺青年竞相崇拜的偶像。据其晚年回忆,当时有人介绍钱钟书时,常常会冠以“这是杨绛的先生”。一天夜晚,钱先生看了杨绛的话剧以后,从戏院出来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妻子说,自己决定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正是后来风靡文坛至今不衰的《围城》。杨绛听了以后大为高兴,竭尽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她让钱先生减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钟点,并将本来就很节俭的家庭生活进一步加以省俭,甚至辞退了女仆,自己兼任一切家务,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围城》于1946年完成,但在当时,杨绛的盛名仍在钱先生之上。

  钱钟书先生在1959年写给杨绛的十首诗中,有两首还提起这一段时间的往事:“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他责怪自

  己是个书呆子,不会家务琐事,耽误了杨绛先生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使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另一首诗中,钱先生的内疚之情则更为强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不仅赞扬了杨绛的剧作生动传神,更自悔当年不该像赵明诚嫉妒李清照那样文士争名,要与自己的贤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又接着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上演,剧作家姚克导演,他极力保持了喜剧的纯洁性,对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杨绛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并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未及上演,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遥遥无期。此后杨绛先生没有再创作剧本。

  话剧百年,重现舞台

  对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96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

  “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实际上,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下,当时很多作家都无法直抒胸臆地创作反日抗日表现民族忧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张爱玲外,还有太多作家和学者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杨绛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尽管杨先生在原作中并没有对当时环境的过多描写,但我希望通过剧组的努力,尽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现孤岛时期的众生相。希望《弄真成假》能够成为观众窥视和认识孤岛文化的一扇新窗口。”

  杨绛先生特意撰写了《杨绛与杨季康》一文,祝贺《弄真成假》的上演。对于64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台,杨先生感慨良多:“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又将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其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说,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明年《弄真成假》来北京首演,我一定会亲自来剧场观看。”杨绛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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