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市集”在中国更有可能演变为一种个人的、小众的艺术体验场所,而非商业机会的集散地
文/周政华 权蕾
8月18日到19日这两天,白日里的北京南锣鼓巷比往常热闹许多。此间,一场正在举行的名为“创意市集游击店”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新潮青年涌入。他们穿着另类,但又未必出格。他们是专门为淘宝而来的“赶集者”。 “创意市集游击店”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来自全国各地的40名创意设计师,在广州《城市画报》杂志的组织下,暂时入驻北京南锣鼓巷的20间酒吧。在不影响酒吧正常营业的前提下,创意设计师们借助两个白天的时光,展示和兜售各自DIY的创意产品。贩卖的创意产品以个性设计的T恤、绒毛玩具、小首饰、抄写本居多。 对于这些进进出出的陌生人,南锣鼓巷的居民习以为常。近年来,30多家酒吧先后落户这条胡同,成为北京继三里屯、什刹海之后的另一酒吧聚集区。 作为“创意市集游击店”的组织者,《城市画报》编辑总监刘琼雄也是看中了这条元代古街的静谧和平民。“这是一条很文艺的小巷。”刘琼雄对《经济》记者说,他希望“创意市集”能在南锣鼓巷安下家来。 此前,海外舶来的“创意市集”大都以地摊形象示人,仅零星地在广州、北京、上海、厦门、苏州等城市开展过数次,影响范围和人群都相对狭小。如何把“创意市集”从一个概念培育成一种生活方式,乃至一种产业乃是主事者的意指所向。但是DIY文化的缺失,市政管理的限制等外围环境同样制约“创意市集”的发展。 搭一个创意的平台随着《城市画报》以“创意市集”发起人和组织者的身份介入,一项搭建创意平台的工程已经开工。虽然平台还没有完全竣工,但是“创意市集”这一舶来概念,终究迈出了从书本走向现实的第一步。 举办“创意市集”也迎合了国内的趋势。一大批富有创意动力与能力的年轻人缺乏一个合适的平台,直接把他们创意的作品跟喜欢他们的人面对面沟通,而“创意市集”所倡导的就是这种人人可以成为创作人的理念。 努力始于去年。从2006年至今,《城市画报》已经在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厦门举办了近10场的“i-MART创意市集”,此外南京、杭州、成都、重庆、天津等城市也陆续表示合作意向。 “i-MART创意市集”尽管并没有大肆宣传,但追随者仍然趋之若鹜。刘琼雄说,“现在要求和我们合作的单位太多了,忙都忙不过来。”这大概就物以类聚的群聚效应在发挥作用。 2006年5月1日到4日在北京的迷笛音乐节上,“i-MART创意市集”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活动,接近25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意团汇聚这一全国最大的露天音乐艺术节,堪称“i-MART创意市集”的一个地摊顶峰。 但《城市画报》的本意并不是想把“创意市集”局限在一次次的大型活动。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个固定场所,让青年人可以去展示自己的创意作品。这才有了“i-MART创意市集”在南锣鼓巷举办“创意市集游击店”的活动。 取“游击”之名,乃是因为40名创意设计师每人只有一天时间入驻酒吧,而且时间仅限在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短短六个小时,活动还有一个前提,即不影响酒吧正常营业。比如在一些餐吧的进餐高峰时间,设计师们得暂时从店内撤到门口,重新把产品摆放成地摊。 源于一本书 其实一切事情都是源于一本书,以及这本书里所倡导的一种生活方式。 2005年一本名为《创意市集》的小册子出版,在中国多个城市掀起了一股“创意市集”的热潮。这本书的作者王怡颖,目前定居伦敦,她不但是自由作家及插画工作者,也是noodoll品牌设计师。 灵感来自伦敦跳蚤市场。早在十几年前留学英伦之初,王怡颖就惊喜地发现伦敦跳蚤市场竟然可以如此多元化:不仅出售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同时有很多有人贩卖自己的创意产品。 先是有了惊喜的发现,然后才酝酿了写作一本的书的冲动。《创意市集》访问了16位在伦敦的几个著名的流行市集(fashionmarket)里摆摊的设计师、艺术家。该书为中国的读者打开一扇窗户,让他们有机会窥探这些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个性、创作意念和生活等。 所谓的“创意市集”其实是王怡颖自己翻译的一个词语而已。伦敦并不存在一个专门的“创意市集”。她在书中记录的那些地摊都是零散分布在跳蚤市场上。但“创意市集”已经内化为伦敦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王怡颖也有过在英国跳蚤市场摆地摊的经历。今年早些时候,她在接受《城市画报》访谈的时透露了她的卖包故事:“我知道做市集有多么辛苦,站一天,要承受很多生活的压力。”但王同时表示,这一辛苦的过程对于创作会有更多的启发,因为“你碰到这么多同好的人,你会知道有多少人跟你一样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家可以一起去努力,这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与GDP无关 去南锣鼓巷逛“创意市集”,你得准备好两样东西,充满好奇的心灵和足够的人民币。这里贩卖的虽然都是T恤、绒毛玩具、小首饰、抄写本这些小物件。但是由于注入了个性创意,小玩意也可以卖出好价钱,因为制作这些小物件的都是国内一流的设计师。 蔡玲萍是众多的受邀者之一。她和另外一个创意合作人一起,于17日下午从杭州出发,次日早上乘火车抵达北京站后,她们就背着装满产品的行囊,直奔南锣鼓巷。蔡玲萍目前已经是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的设计师,她的产品主要是制作各式形状独特的布娃娃。 蔡玲萍把她制作的布娃娃摆放在一间酒吧门口的茶几上,不到一会儿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一位和女儿来逛的阿姨,拿起一个一根手指长短的布娃娃,爱不释手,当她看到标签上35元的标价后,不由地皱起眉头,伸出二根指头,问蔡玲萍20元卖不卖。蔡只有露出尴尬的微笑,“阿姨,我们这里的东西都是纯手工制作,不还价的。”最后,这只布娃娃还是以30元的价格成交。 蔡玲萍在淘宝网上开的一家店铺就不会遭遇这样的砍价尴尬。但是“一口价”的买卖方式并没有带来滚滚客流——这就是她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在正式和朋友成立创意玩家工作室之前,蔡供职于一家纺织品设计公司。但现在离职之后,蔡发现,贩卖自己制作的这些布娃娃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她对《经济》记者说,从杭州到北京她们是一路硬座过来的。 尽管眼下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但蔡对于前景仍然看好。蔡说现在上海已经有两家知名的饰品店同意代售她的布娃娃,这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消费人群会了解她们的产品。 类似于蔡玲萍这样的设计师,中国还有很多,他们在网络店铺中崭露头角,在“创意市集”中获得更大名声,但是最终的实现赢利仍然仰赖于传统的商业渠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创意市集”现在更多的还是一种橱窗功能,它仍然是在一小部分艺术人士的主导之下,在不同城市间的巡回展示。 “创意市集”着实撩动了不少青年人DIY的神经,但是正准备将激情付诸行动时,他们忽然发现,这里是中国——情况自然与英国大不相同。 首先,地摊行为在北京、上海等大部分城市属于限制乃至禁止的范围内。而大量存在的市集也以销售日常生活用品为主,离艺术的氛围还相差太远。此外,DIY的文化并没有在中国扎根。正如所有海外舶来品一样,一个概念的引入或许是容易的,但是否能够在本土落地生根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活动的主办者来说,障碍也不少。据了解,“创意市集”曾引入一些商业赞助,但是在后来的运作过程中,组织者发现,引入商业赞助,挂起广告招牌,这样做容易招致创意青年的反感,同时也会削弱“创意市集”的特色,于是后来就干脆取消掉了。 与此同时,近年来,创意经济、创意产业的提法不断出现。对此,参与协办“创意市集”活动的创意中国网站的一位图片编辑对《经济》记者表示,这些名词主要是政府的提法,和“创意市集”完全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创意市集”里的创意产品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自发的活动,属于“玩经济”的状态,与GDP无关。 因此,“创意市集”在中国发展更有可能的一种结局是,是演变为一种个人的、小众的艺术体验,而非可以大规模复制的商业神话。 尽管《城市画报》对于“创意市集”的远景规划是将其变成一种NGO的民间自治组织,之后逐步淡出领导者的位置。理想固然清晰,但是路径却模糊,而且注定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