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侯隽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出了名的困难”。本年度经济学奖的最终评选结果再次验证了这句话，此前虽有媒体和知名人士列出了有望折桂的数位经济学家的名单，但仍未能将最终的获奖者网罗在内。 北京时间10月15日19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森（RogerB.Myerson）、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赫维奇（LeonidHurwicz）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以表彰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 不仅此前呼声最高的法国学者梯若尔与今年的诺奖无缘，就连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哈佛学者科尔奈等媒体心目中的“备选方案”也名落孙山。英国博彩业者立博公司（Ladbrokes）甚至开出赌盘，把研究金融市场经济学家法马赔率定为1赔8，研究政府支出与成长理论的巴罗为1赔9，但也纷纷落马。 至于获奖者本人在15日凌晨接到外界打来的通知或祝贺电话时反应也几乎一致：对获奖先是感到“困惑”，继而则是无比兴奋和“光荣”。例如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迈尔森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当被电话通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一开始有点“困惑”，但随后醒悟过来，对能加入到这一获奖名单感到非常“光荣”。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赫维奇在获奖后表示，从未想过有一天能获此奖，“我总以为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因为他本人今年已经90岁，所以今年的经济学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即诞生了一位最年长的得主。 诺贝尔青睐什么样的经济学家和理论 对于这三位有些“陌生”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终从两百多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分享154万美元的诺贝尔奖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此外，借助“机制设计理论”，人们还可以确定最佳和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区分运作良好的市场和运作不良的市场，它帮助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体系和投票程序”。 所谓机制设计理论，就是如何通过一套体制的设计，使得在发挥个人最大积极性的情况下，达到政府或组织目标的最大化。目前这一理论已在税收、公司改革等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政治学的一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最近二十年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在实际经济中具有很广阔的应用空间。 仔细解读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声明，可以发现今年的得主产生其实并不意外。根据瑞典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及其主要贡献（即获奖理由），不难发现受诺贝尔经济学青睐的学者有些共同特征。
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开玩笑地总结出三条可以提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概率的“秘诀”：足够长寿；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执教；最好是英美人士。 虽然这是戏言,但分析近年的得主的年龄构成,不难看出获奖者都是那些资深学者和教授。对此,伦敦《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蒂姆·哈佛德发表评论认为，评选委员会成员们经常耐心地等待时间来证明经济学理论的真伪。哈佛德说，经济学奖近年来都被年老的经济学家夺得，因为根据评选规则该奖不能颁发给已经过世的人，而评委会则希望在经济学元老们的有生之年对他们的学术成就给予肯定。“相对年轻的，即使（在研究领域）成功，获奖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其研究成果需要很长时间被社会实践检验和慢慢接受。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有切身体会。因为他们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就进行了大量的市场信息研究工作，可是当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对此持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市场并不一定总是可以反映完整的信息。“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斯蒂格利茨说，就如同他在获奖时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希望向世人证明信息经济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如今次级债危机都证明了他理论的正确性。 从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来看，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与诺奖有缘。继美国经济学家纳什、海萨尼和德国经济学家泽尔滕，因在博弈论领域的贡献而分享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包括1996年、2001年、200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授予了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周业安教授认为，诺贝尔青睐该领域说明该领域对经济学发展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影响力。“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领域的学者获奖太正常了，博弈论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经济界的分析思路和分析方法，以及对整个经济政策产生影响。” 诺贝尔能否花落中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当代世界经济学的王冠，是许多国家的学者们心中最为看重的荣誉。中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学在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备受国人瞩目。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开发在9月20日的《新民周刊》上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学家离诺贝尔奖多远》的署名文章，提出也许再过20年时间，中国经济学家有希望问鼎诺贝尔奖。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决定着经济学家在问鼎诺奖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再加上目前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自身建设不足也妨碍了其问鼎诺贝尔奖的前进步伐。但同时他也强调中国经济学家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等于中国经济学家没有骄人业绩，更不等于说中国经济学家不成功。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演变上努力，致力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实际问题。 9月19日的《文汇报》登载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林毅夫在这篇题目为《中国经济学：机遇和挑战》的演讲中提出,中国很可能迎来国际上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原因还在于中国的经济现象提供了许多理论创新的机会。所以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问题上有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创新、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林毅夫还认为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有所创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很有可能像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英国，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现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出在美国那样，迎来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出在中国的时代。 对此观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规划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前主任李青原持相同态度，她对《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表示，其实中国已经出了大师,比如袁隆平，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但是大师需要时间的检验，这个时间可能会长达几十年，目前中国经济形式发展势头良好，所以我们应持乐观态度。 不仅国内的学者对目前中国经济学持乐观态度，国外专家和权威也在关注中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认为，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丽娜接受《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的大环境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氛围,诺贝尔奖固然重要,但每年颁发也只是专著于某一领域的奖项,不可能面面俱到。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应受到奖项的拘泥,只有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关注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才能做到理论创新。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则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以目前中国的态势来看，出不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注重对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方向则偏重于政策理论和中国国情的实际研究，因此出现了许多研究现实领域问题的专家，虽然备受国人瞩目，但不会获得诺贝尔的青睐。 中国经济学界的9位代表人物 诺贝尔曾说：“传播知识就是播种幸福……科学研究的进展及日益扩大的领域将唤起我们的希望，而存在于人类身心上的细菌也将逐渐消失。”但是，获得诺贝尔奖仍是全球每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梦想。目前，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众多学人和名人，谁离诺贝尔奖最近？ 元老级代表人物：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等 吴敬琏 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曾从师于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适时转变到整体改革战略，规划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路径，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有“吴市场”之称。 厉以宁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的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厉以宁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所以在海内外享有“厉股份”之称，受到商务人士中高端人群的欢迎。 茅于轼 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起关心道德问题，在1997年出版名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名声在外型代表人物:张五常，钱颖一等 张五常 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在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1997年张五常教授当选为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是目前在国际上最具知名度的华人经济学家。 钱颖一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钱颖一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引起广泛关注。钱颖一认为，深入地在理论上探讨法治、市场、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推动政府角色在市场和法治的背景下的转变，不仅是学者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海归派代表人物:林毅夫，邹恒甫等 林毅夫 生于台湾宜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也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具有一整套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其主要学术思想概括为以下体系：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独创性研究；农业监督问题与农业制度变迁；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 邹恒甫 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也是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1994年，邹恒甫创办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与国际惯例接轨。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本经济学英文期刊《经济学与金融年刊》，该刊成为国际经济学主流刊物之一。 学术明星型代表人物：张维迎，易宪容等 张维迎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而不久前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 易宪容 1989年获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易宪容在《买房警惕利率风险，别成了买房的奴隶》、《房地产商大吹泡沫迷惑民众，高价楼市攫取暴利》等多篇文章中，揭出开发商的“黑幕”，还曾多次和潘石屹、任志强等地产商在公众场合辩论，被誉为房地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