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 ——英·狄更斯 《双城记》
站在历史的分水岭
文/姬大鹏
每一个人都是自我历史的囚徒和特定经验的人质，深入其中可能被情绪和偏好绑架，置身事外则容易被舆论和宣教蒙蔽。在举国上下巨浪排空般的煽情报道中，刚刚抽身远去的30年改革开放历程——这段注定成为中国最难以复制的经济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扬弃、原生文明的激发和普世文明的勾兑，使得任何一种力图完备解释它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显得苍白空洞；它提供了一个最复杂也最完整的历史切片，让喜欢宏大叙事的历史学家和自认洞察了文明演进轨迹的社会学家有了皓首穷经的研究对象，而其恢宏的标本学价值可能需要参与者用更大的耐心来等待时间的仲裁。
1919年的中国站在了如何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十字路口，1949年的中国站在了如何构建全新发展范式的十字路口，1979年的中国站在了如何追赶先进文明体的十字路口，2009年的中国站在了如何打造“中国世纪”的十字路口。在筚路蓝缕地跨越式发展之旅中，“1840情结”始终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主流文明试探与互窥、融合与摩擦、协同与对抗的文化深层诱因。既要学习师傅之制度技术又要否定师傅之道德价值的心理冲突，对国人道术一体的评价传统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它不仅蕴含了以往我们的社会变革中大喜大悲的所有秘密，还将在未来漫漫的征途中长久地扮演着道德天平。
而在上述几个转型节点中，1979年以来的变革最为复杂多元，它完全不同于1919年和1949年强劲清晰的线性整合战略——在与西方强国的对抗中独立自主地壮大文明实力——而是在坚持制度优势的前提下强力变革发展模式，在自我矛盾和中外矛盾错综复杂的纠缠下“摸着石头过河”。也正因为如此，1979模型的魅力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商鞅变法可以比肩。这两个伟大的试验都解决了一个文明发展史上最古老的难题：在力挺国家原有骨架的基础上猛烈创新血脉，既避免了文明的代际更新所带来的断代黑洞与撕裂破坏，也防止了文明在功能体的共同体化和麻痹僵化中被异体文明整合。
故而，在巨大喜悦和充满忧伤的二极氛围中以足够的冷静重新审视1979模型的约束条件、突破层次、路径抉择与遗留问题，是我们这代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将成为下一个30年模型主角的同仁们不能回避的功课。
一、1979模型的约束条件：存在“三个割裂”。老一辈革命家生活在一个由信仰构成的英雄主义的年代，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和旧中国腐朽政权的反动性在那代人的心灵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创伤。1949年建国后的冷战大局迫使中国选择了一个在政治上模仿苏联的一元化管理、在经济上偏重国家集体建设的大头小尾的发展模型。但在现实地解决了国家对抗性实力需要的矛盾后，组织和成员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大，因此到了改革开放前夕，中国面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割裂（生产关系高于生产力）、城市与乡村的割裂（剪刀差）、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割裂（冷战及意识形态对立）。
二、1979模型的突破层次：实现“三个突破”。发轫于1978年年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1979年开花结果，小岗村的农民从这年试验成功，开启了中国独特的“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的基层战略主导范式；蛇口招商局终于呱呱坠地，奠定了中国改革实践大于理论的崭新格局；皮尔·卡丹和霍英东的破冰之旅昭示了开放与改革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确立了中国双引擎驱动而非改革带动开放的单极增长模式。因此，思想突破中的“市场导向”，唯真务实，制度突破中的搁置争论、实践大于理论，模式突破中的执行层先行、管理层升华、改革开放双引擎驱动的策略，成为1979模型中摆脱约束的三驾马车。
三、1979模型的演进路径：抉择“三个优先”。组织管理和组织变革有着三个诉求，道德优先、秩序优先和目标优先，分别对应着组织高层、中层和基层。在组织变革中是否能恰当选择其路径，将是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为变革型管理和惯例型管理不同，需要组织高层关注目标优先——邓小平的“猫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恰恰把控了这个最为关键的战略要害，一举屏蔽了当时大而无当的道德优先和僵化保守的秩序优先，给中国改革提供了一幅扎实可靠的演进路线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的大河在过去的30年回旋激荡，浪潮滚滚。但2008年的食品行业危机宣告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缺失，透射出我们软实力的孱弱。当面对经济战略的实用主义——这个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大资产和负债时，当寄生型经济体在金融风暴的拍打中瑟瑟发抖时，重温历史先贤们大争于世、奋发求强的故事，将给我们不一般的勇气和智慧，不一般的长策与战略，不一般的世界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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