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文/沈黄燕
穿越历史的迷雾
当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登上历史舞台，缔造财富神话时；当杰克·韦尔奇掀起“文化革命”，将通用电气带入辉煌时；当卡莉·费奥瑞纳重振“惠普模式”，领导企业破茧化蝶时……我们无不从这些企业家身上看到一种精神，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这些来自西方经济巨人的咆哮，同时也激荡着中国人的神经。国人开始苦心寻觅，属于我们本土企业家自己的魂魄与风骨。
中华民族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沉淀了超过两千年的商业文化。无论是远古祖先尊崇的创新精神，还是孔子倡导的合理谋利精神，抑或是“变大地为黄金、搅长河为酥酪”、“悬崖撒手、自肯承当”、“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觉觉他”的禅宗精神，都闪烁着现代商业精神的因子。它们交相辉映，造就了官府背景的大商人范蠡、吕不韦以及民间背景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乔致庸这样一批杰出的企业家，甚至乔致庸家族经营的企业延绵发展近200年。
“企业家精神”在近现代的中国，在这片充斥了苦难和无知的土壤上，甚至到了苟延残息的地步。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计划经济和把个体其他能力与其是否具有“企业家精神”混淆起来的国有企业制度，同真正的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不相容时，我们逐渐摆脱建国初期那个敌视“企业家”称号并丧失“企业家精神”的时代羁绊，开始了一段市场经济制度和民营经济从无到有、历经波折、逐步壮大的新中国经济史。熊彼特笔下的“创新者”终于得以在这个极具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舞台上演绎各自的角色。他们快速进入逐个被政府放开、允许以市场为市场配置方式运行的产业，承担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不确定性，调配补充各种生产要素，填补短缺经济以获取利润。尽管备受口碑争议，但其中确实不乏优秀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善于捕捉机遇，敢于承担风险，追求和谐双赢，并通过强烈的内驱力来持续提升企业的业务表现。他们也致力于打造一个健康并负责任的经济体系，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公开透明和正直诚信。同时，全球企业家们都惊讶于中国企业领导在自我反省和持续学习中所表现的能量。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企业经营者更像是一个青春期小伙，冲动而青涩。唐氏兄弟，甚至是周正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现状。但是当我们看到善于开拓的柳传志、采取“压强战术”的任正非、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倪润峰、“永远如履薄冰，永远战战兢兢”的张瑞敏，以及许多默默奋斗的中小企业家，我们知道：建设一支有刚毅“魂魄”的企业家队伍，并非那般遥不可及。
新生，脱下悲情的外衣
我们不曾预想，2008的冬天会这般寒风瑟瑟。一只“鹿”（三鹿）引发的恐慌和危机席卷了整个乳制品行业。伊利出问题了，蒙牛也出问题了。即使牛根生公开发表“处理不好事情，我就辞去董事长”和“含泪万言书”，依然遭致漫天骂名。这位出身贫寒、大智大勇、乐善好施的企业家，因为其非凡的商业成就和朴素的思想光芒曾一度成为企业家精神的象征，是大家心目中的企业领袖和精神偶像。如今，他的蒙牛也出事了，领袖也犯错了，偶像随之摇摇欲坠，轰然倒塌，失落陡增。深厚的爱演变为愤愤的责与恨，同时也唤起了更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反思。
当我们透过洛克菲勒精神的百年历史，会发现商业上的成就从来不是其奋斗的终点和唯一。对经济和道德两种力量的双重把握，使其成为美国企业家最成功的样板。而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却在追求最本源的商业价值和企业家的伦理精神时迷失了。就像著名企业家黄鸣感叹的那样：“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太多的财富故事刺激，很多人都在下滑。无商不奸，居然成为业内默认的公理。”几十年前穷怕了的中国催生了一批批白手起家、点滴拼搏的企业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但是“草根性”固有的小农意识却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致命的绊脚石。他们抑或是小富即安，停滞不前，不求创新，璀璨一时便日渐暗淡；抑或是成为纯市场经济的动物，在某些时候过分追求个人利益，弃社会责任于不顾。洛克菲勒式的将谋利和禁欲结合起来的“发展型人格”一直没能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流，为纵欲而谋利的不正之风却变相弥漫，企业使命常常在团团浊雾中夭折。
如果说牛根生、黄光裕伤害了本已非常脆弱的社会信任体系，那么朱新礼的“汇源西嫁”则是对民族自尊心的另一痛击。179亿元换不来掌声，而是满城的痛心疾首、谴责和不理解。我们姑且不谈朱新礼是否目光短浅、惟利是图、胸无大志，而尝试理解这个“忍痛卖儿”的故事背后多少挣扎与无奈。追溯历史，技术和资本，我们国家都不缺，但并没有发展起发达的商业文明，没有锻造出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良好的营商氛围是主要原因。虽然轻商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中国历史上也创造过无数璀璨的商业成就。但纵观整个历史，制度设计从来都只是为尊崇文治武功服务，而对经商济世千百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予以肯定。即使到了今天，当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引爆一波波热浪，西方社会鼓励通过个人主义和颠覆打破旧习来实现创新时，中国企业家精神强调的却是“创造性建设”，这依然意味着接受一定程度的政府控制和民主自我表达的缺失。“学而优则仕”转变为“商而忧则仕”，可见企业家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从来都没有安全感。没有对企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形成共识，就不存在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民族品牌。这使得不仅是朱新礼，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都心旌摇曳。而再谈到伊利、蒙牛，不是想为他们喊冤叫屈，只是心痛于伊利、蒙牛这样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企业不幸和三鹿这样一个利益熏心的企业落到了同一个标靶上，任凭抨击践踏过后光彩不在。小问题虽然也是问题，但如何保护民族品牌？是否应作为政府部门的永恒议题，而不是在出现危机后，将其推至问责风暴的峰尖浪口，便草草了之？
能力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只有注入能力素质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在保证体制和文化土壤的供给后，成为参天大树，为人类创造福祉。2008年的金融海啸，淹没了中国几万家企业。大浪淘沙，留下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下一轮惊涛骇浪的商业搏击中拼杀，也让侥幸残存的企业总结和思量：短板和软肋是什么？为何在风险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团队领导能力的缺失，培养下属能力的同时却明显缺乏全球化视野，警醒着中国企业家在花费潜心于融资、收购兼并、市场扩张或调整等进攻性活动上时，也在人才培养和组织能力建设上下点功夫。显而易见的市场机会将越来越少，如何找到“蓝海”，并在“蓝海”中畅游，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但是高涨的成就欲背后却是严重创新性不足、偏好“凭直觉、拍脑袋”的决策风格，这只会加速企业衰落的辐轴。正如一位大型家电集团总裁自我反思时说的：“靠经验、靠机遇造成了一种依赖于单一思维方式的做事风格，造成了投资决策失误并附出了代价。我们没有一种科学、认真、细致的调研，对大的宏观因素也没有进行有机的匹配。”
企业需要更多兼具本土文化基因与时代符码的企业家精神积淀，从而创造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引领企业家们拨云见雾，站在更高的视界里完成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美国涌现的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商业领袖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繁荣，中国又何尝不需要这样一群领导人来创造下一次腾飞？世界经济局势变化莫测，速度之快变化之无常，非凡夫俗子所能预见和把握。过去30年间昙花一现的企业故事告诉我们，只有保证源源不断的企业家精神供给，才有财富追求的基业长青。中国企业家站在新时期的转折点上，若想在硝烟滚滚的品牌战争中风雨不倒，自我救赎与提升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