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程亚婷 尽管周星驰在《长江七号》中的戏份，是他近年作品中最少的一部，但这位华语电影喜剧明星还是今年贺岁档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科幻与亲情结合的中国式创新、童年记忆、新一代星女郎，乃至小演员趣事……所有能刺激票房的因素其实都可以还原为“关于周星星的一切”。 不过，高达2000万美元投资的《长江七号》仍担负着巨大的票房压力，一方面中国遭遇史上最大规模及强度的暴雪，多少会在客观上影响票房收入，另一方面，截至1月24日《长》片首映之日，此前两部贺岁电影《投名状》和《集结号》均获得超过2亿人民币的内地票房，尽管《英雄》早在2002年便以2.5亿票房开启中国大片时代。但在同一档期，却从未出现两部国产影片票房双双过2亿的情形——这在无形中为紧随其后的《长江七号》增加了压力。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长》片赶上了中国电影票房的美丽时光。事实上，中国电影在2007年遇上了空前的丰收年景。内地电影票房高达33.27亿元，比前年同比增长26%，至此，中国电影业已连续5年借助20%以上的增长率超过进口影片，在2003年之后，这个数字超过30%。而在2001年之前，内地票房都在8亿徘徊，进口影片占到70%。 很多迹象表明2007年适合载入中国电影史册。譬如，过去一年中，内地新增影院102家，平均每天诞生1.35块银幕，中影星美、北京新影联、上海联和、北京万达4条院线全年票房均超3亿元。 如果说，始于1993年的中国电影体制改革比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晚了十年，并不具备天生的商业基因，那么现在，它正在以超乎传统行业的高增长态势靠近好莱坞的工业化特征：大牌明星，好看的故事，令人目不暇接的营销手段，以及高额投资背后层层叠加的资本权势——连续数年的票房高涨最终激发了资本的渴望，而就在去年，中国电影的资本时代被悄然开启。 2007年年初，IDG和新闻集团(NewCorp.)等公司发起规模约为5000万美金的“IDG中国媒体基金”；5月，规模为1亿美元的“A3国际电影基金”宣布成立；同时，温斯坦公司(TheWeinsteinCompany，简称TWC)成立了规模高达2.85亿美元的“亚洲电影基金”。而民营电影公司的融资也颇为引人关注，6月，华谊兄弟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私募基金；两个月后，海纳资本和红杉资本正式宣布入资保利博纳，据悉，第一轮注资1000万美元后，第二轮2000万美金的融资也已基本完成。 仅从上述公开数字来看，中国电影在去年就有5亿美元入账。实际上，流入中国电影业的各种资本名目繁多，规模不一，很难做出准确统计。这意味着，中国电影很可能经历韩国电影走过的路径。1999年韩式大片《生死谍变》以创纪录的票房收入标志着韩国本土电影的崛起，接下来的数年，民间资本、风险资金、国际及企业的投资基金等多种融资方式进入韩国本土电影产业，最终导致韩国电影面向工业化的升级。现在，中国电影产业正准备经历一场类似的“蝶变”。 从根本上，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他们日益释放的强大消费力是电影业良性发展的基础，也因此，中国被视为东方的好莱坞。“有10亿人的娱乐问题要解决，所以中国电影市场的空间巨大”，海纳亚洲创投基金合伙人龚挺如是说。
以市场潜力来看，目前的资本热潮仅仅是好莱坞开局的标志。在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中军看来，虽然热钱汹涌，但去年“电影也就是年底热闹了一下。中国还是缺好电影，靠一、两部大戏救不了中国电影市场，要靠量。”而覆盖全链条的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则公开表示：“中国电影产业需要大量资本进入合作，迅速扩大市场规模和份额。”无疑，在未来数年，会有更多资本涌向电影产业，推助后者井喷式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资本带来的改变不仅是提高产能，在更深的意义上，它会在逐步改变中国电影壁垒重重、行业不透明度的既有面貌，同时推动产业升级。无论是国有电影公司还是占据不同产业链环节的民营电影公司，面向资本的渴求都蕴涵着他们实现自身变革的努力。“对于本土的民营企业来说，就2、3年时间，这个时间的空隙不允许我靠自己来滚动。”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说，“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时代华纳，有自己的派拉蒙。” 松绑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吸引风险投资的民营公司，保利博纳以发行商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从近期两部贺岁档电影《投名状》和《长江七号》中获利。不过此前，保利博纳在投资界只是一张“白纸”。对保利博纳来说，中国电影产业的成长更类似于一个在“松绑”中逐步开放的过程。2003年，广电总局接连发布《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等四个总局令，降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资格准入门槛。也是在这一年，保利博纳作为民营企业获准在国内发行国产电影。尽管政策开放具有迂回性，但在全球化时代，打破电影产业的封闭状态是不可逆转的方向。“我们缺乏的是跟产业以外的领域横向的合作。”于冬说。 实际上，这个过程中，资本也一直在寻找介入中国电影产业的机会。只是，对风险高度警惕的行业外资本来说，要在高风险的电影业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需要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在国内投电影，可以选择的并不多。”龚挺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首个进驻中国民营电影业的机构投资者，海纳亚洲创投基金和红杉资本和注资保利博纳的经历值得剖析。 2006年年中，海纳合伙人龚挺和于冬第一次喝咖啡以前，他几乎看遍了国内所有影视公司。有过从外部的了解，也有深入内部的详细勘察。偶尔几次，龚有了投资冲动，但进一步做尽职调查时，又叹息而退。 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发行公司，保利博纳发行的影片以国内总票房20%的份额位居中影公司和华夏公司、这两个国字头企业之后，第四名发行公司的体量，可能仅有其1/10。这种行业位势，的确是吸引海纳的首要原因。不过，从根本上说，这家唯一依靠电影业务盈利的民营公司对自身未来的思考引发了风投的真正兴趣。 按照目前国内电影发行惯例，保利博纳每年20部电影的发行，能够保证基本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同时规模发行带来了成本的整体降低，比如整年包下人流量大的户外广告位置，以及优先获得院线的排片和结账。稳定的利润模式乃至良好的现金流引发了龚挺的好奇：“既然不缺钱，保利博纳为何要融资呢？” 随后，龚挺把红杉资本的沈南鹏引入谈判，沈的疑问更为直接是：一部名导演的电影票房很可能超过保利博纳发行20部的收益，那么，保利博纳优势何在？ 这个问题正好触及了于冬的真实想法。“单做发行，我只能获得15%的佣金。如果参与影片的投资，我能按照投资比例分得余下85%的部分”，于一语道破了保利博纳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保利博纳希望借此实现发行人、投资者的双重身份。显见的好处是，凡保利博纳投资的影片，发行权几乎从不落旁，该公司则可以实现向产业链条上游的拓展。据悉，这家曾被视为中国米拉麦克斯的公司。2008年上映的《赤壁》(吴宇森)，《新宿事件》(尔东升和成龙)，《三国之见龙卸甲》(刘德华)，《江山美人》(程小东)等影片都有保利博纳的投资，“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2008年的大档期和大片，”于冬说。 这不仅是对新的收益方式的挖掘，而且暗示了资本对中国民营电影业的真正意义所在：政策对媒体投资仍相当敏感，这种背景下，民营电影公司希望借助任何可能的资本来提升自己在未来市场格局中的位置。 对于冬来说，海纳和红杉的投资仅仅是个开始。据悉，目前已有十家基金试图进入保利博纳。而更为关键的是，这家曾被视为中国米拉麦克斯(Miramax，曾是美国最强势的发行公司)在去年表示要成为兼有投资、发行功能的派拉蒙，但现在，在资本驱动下，保利博纳正在从发行切入到电影产业的全链条。除了制片，其业务已渗透到院线和演员经纪领域。在2007年12月，保利集团旗下在西安和深圳开出两家电影院，今年，西安，长沙、南京等城市将会相继有影院开业，作为保利参股的企业，这些资产将在未来保利博纳上市时成为其布局的一部分。新的院线收购计划也在酝酿之中。2月初，保利博纳和英皇集团在北京宣布成立一家演艺经纪公司，由成龙出任董事长。 这个过程中，资本扮演的角色很可能比想象中重要。在中国娱乐业，除了保利博纳，海纳资本还投资了海蝶音乐、印象和天盛传媒，将监制和发行功能集于一身。“中影是我们的榜样，但做法会不同。中国很难出现像美国那样大的制片公司。”龚挺说。应该说，在这场逐步磨合的游戏中，资本和电影产业自身，都试图寻找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 非大片时代 在于冬看来，资本的推助使保利博纳在收益方式上更为自如，比如电影版权享有、片库的积累，以及维权收入。2006年，保利博纳共投资5000万元用于保证2007年的片源，去年，则投入1亿1千万用于保证2007至2008年度的片源，而这一年，保利博纳的利润在500万美元以上。的确，介入制片环节总意味着最高风险，保利博纳必须学习如何用更多的收益方式来分散风险。 即使从好莱坞的经验来看，电影仍是最无规律可循的行业之一。在美国，《碟中碟》、《魔戒》这样的票房和利润双收的影片屈指可数，但它们仍能引来资本不可抑制的欲望。1980年代至1990年代，海外投资者买下了哥伦比亚、环球和米高梅，现在几乎悉数出手。坚守至今的索尼公司则以高达30亿美元的学费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全新的赌注。即便是有十年票房佳绩的冯小刚，也会为《集结号》做好20%亏损的心理准备。“更多的钱会涌向中国拍片。但是拍电影很少有人赚钱。”龚挺表示，海纳进入上游的态度相当谨慎。 事实上，从目前保利博纳向上游延伸的路径来看，它试图探索一条独特的分散风险之路。《投名状》的总投资高达4000万美元，很多人置疑其能否收回成本，而截至目前，《投》片海外版权的买家仍在寻找之中。但作为八个投资方之一，保利博纳只占其内地总投资的20%，加之有稳定的发行收入和有针对性的投资合同做基础，这桩生意，对保利博纳来说属于“稳赚不赔”。 其实，分散风险、多家合作已成为中国内地大投资电影的主流投资方式。就是说，电影公司在大片制作上形成了一个默契的联盟：对每个投资方来说，一个大投资项目相当于被分解为风险可控的小投资。而从目前的政策导向看，制作、发行、放映都存在一定投资机会，这无疑为资金准入提供了更多空间，后者可以根据自身的介质特征选择不同渠道。 不过，在本文的采访过程中，不少人对电影业超乎传统产业的高增长态势不以为然。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是，目前涌向中国电影的资本集中于大制作和低成本电影两端，而300万-3000万人民币投资的中成本电影却易被架空。“现在2000万元的电影没有人投资，但是3亿元的影片就能找到投资。”《投名状》导演陈可辛说。 而正如陈认为的那样，类似一个社会中，中产是最重要的阶层，中成本电影是电影业健康的一个指标。在中国电影业，打破《疯狂的石头》和《投名状》这种非小即大的固定思维，形成良性的金字塔结构，其实可以转化为一个更切实的问题：打破名导演垄断商业片的模式。 就前者来说，国内商业片第一梯队的导演都有成熟的融资组合，在王中军与冯小刚、张伟平与张艺谋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合作关系没有为资本留下多少空间。“电影基金想流向大导演，根本流不进来”。王中军说。 不过现在，陈可辛凭借《投名状》成功晋级“两亿元俱乐部”或许可被看作一个重要信号：目前暂居二线的一批香港导演最有现实条件，跃升至一线商业大片导演的位置。事实上，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合拍片预示着下一投资机会。以几乎包揽了港片在大陆发行的保利博纳为例，受惠于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拍摄的华语影片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若保利博纳借资本之力盘活港片资源，将改变那种仅依靠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等数位导演主导大片市场的情形。 按照这个思路推测，如果包括尔东升、吴宇森、王家卫等在内的香港导演、乃至新锐的韩国导演，他们潜在的商业价值有望吸纳足够的资本，必会迅速组成起华语商业片导演的第二梯队，从而加快片源金字塔结构的建构。 “草莽英雄” 很多时候，资本和中国电影的对接过程充满戏剧性。“大家都是家族企业，作坊，一个导演或者编剧就是一个制片公司，这是产业结构的问题。”王中军说。就中国电影的粗放性发展来看，资本的进驻正在逐步去除民营电影业天生的“江湖味”。 对此，华谊兄弟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多年来和资本的磨合已极大地改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于《集结号》获得招商银行（爱股,行情,资讯）5000万人民币无担保授信贷款的创新之举，王中军的解释是：“放在5年前让我去说服银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王之所以敢于尝试，除了制片记录，也基于华谊兄弟正在从一个草莽英雄具备了更为“西化”的意识，“你的治理结构越完整、越透明，就越能说服银行”。 尽管在2000年，华谊兄弟就开始以私募方式进行股权融资，但在王中军看来，那只是“兄弟间拍脑门”，华谊真正的资本启蒙是在2005年获得Tom集团1000万美元投资。 此前，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那里，王意识到融资杠杆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对金融完全陌生的王中军请朱云来将基本的金融知识画成图表，为自己补课。不久后，王中军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大堂偶遇TOM集团前首席执行官王，后者正在大陆广泛收纳各类媒体——此番合作启发了华谊兄弟的融资想象力。 2006年，王中军为《夜宴》的海外发行，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购买了为期一年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他又凭此“担保”，使《夜宴》获得深圳发展银行5000万人民币的贷款，成为中国影视产品海外发行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首度携手。 虽然心中并无十足把握，但王中军游说银行的能力越来越有策略。拍电影和盖楼一样，但拍电影的周期比盖楼快很多——“我把这个理论跟银行讲，他们都能接受”，王中军说。 对电影投资的“去魅”在中国电影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不断磨合中进行。对国内银行来说，放贷给电影制作项目是个新鲜事务。但在好莱坞，金融配套产品几乎是大片模式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电影制作最大风险，并非票房惨败，而是影片制作没有完成，或超出预算。因此，曾参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和《赤壁》两部华语片投资的渣打银行媒体娱乐部门主管白斯理(LeeBeasley)表示，渣打在亚洲投资的电影必须有完片保险(CompletionBond)，以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 这是一个繁复的过程。确定投资前，白斯理首先判断项目本身是否具备商业诉求，然后审核电影的预售合同，包括导演和制片人，阅读剧本之后，查看完片保险，确保电影可以按时、且不超过预算的完成。拥有亚洲最强势发行人组合的A3国际电影基金在每个项目投拍前，包括施南生、于冬、前寰亚国际发行总监陈永雄在内的6个成员都要完成各个国家市场票房及投资金额的预估。 这样一来，资本不仅能够通过严格的筛片过程提升影片质量，而且决策步骤中蕴含的规范化操作理念会不断引领中国电影与国际市场接轨。事实上，操作规范是民营电影公司所感受到的切实变化：如依照境外上市公司的要求做好法律结构、内控和财务制度。“资本的介入，为保利博纳两三年以后与境外企业的接轨打好了基础”，于冬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不过，对这一代电影工作者来说，将国际化理念融入到刚刚开放的中国电影产业链条，将是个更为耗时的磨砺过程。改变电影发行格局曾被视为中国电影变革最关键的步骤。而现在，人们普遍担心，汹涌的资本会受阻于终端院线相对滞后的发展。“找资金不难，问题在于，电影上了院线收不到钱。”一位业内人士说。 事实上，无论是华谊兄弟，还是保利博纳，都倾向于将资本的强势发挥到极致，以全线覆盖产业链条。去年9月，华谊兄弟已进入上市辅导期，预计两年内完成IPO计划，目的非常明确：影院投资和院线投资。而一直寄望于国际接轨的保利博纳，很可能会将上市目的地选在纳斯达克。 尽管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两家民营电影公司目前的思路空前一致：借资本之力覆盖产业全链条，以便打通中国电影产业的血脉，形成良性回款机制。这意味着，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沿革过程。不过，作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开局者，这是他们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的幸运在于，伴随着这个产业成长。”于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