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周勤 东南大家
黄仁宇认为，历史是大历史，经济是小历史。研究经济问题是无法回避历史史实的。但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样本是多种多样的，而面对历史，我们的解读也差异极大，但是综观世界历史的众多样本，可能中国历史是一个无法替代的样本，至少有四个方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中华民族自远古就繁延生息在以长江和黄河为主的两河流域，虽历经战乱和国家的分分合合，其原生种族一直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这是其他几个文明古国难以比拟的，也就是地域的相对完整性。 其次，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进入帝国时代，在此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华民族起起落落，有过万国朝拜的荣耀，也有受尽列强欺辱的痛苦，但是，我们一直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为奋斗目标，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统一一直是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整个民族的目标是一致的。 再次，在秦帝国之后，中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政治体制下运行了二千多年。在秦帝国建立的以郡县制为基础，以文官制度为主要运行机制的国家，历经秦汉至明清的数朝更叠，而其运行机制大致不变，也是亘古未见的。尽管这一制度己结束了近百年，但制度的影响力将长久存在，其固有的价值观和行为逻辑无时不在影响今天的人们，而且会长久地影响下去。因此，我不得不承认，一个远行了两千年的制度必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今天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实际是自远古至今的各民族相互融合过程的结果，相对现在多民族组成的美国而言，中国至少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但是，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无论那个民族原来身处何处，一旦融合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几乎再没有分离出去，无论自己过去是什么人，自后就称为中国人，也就是我们常说，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民族认同感，也可以认为民族的统一性。 如此，可以归纳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以一个统一的民族，以一个长期被认同的制度，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了二千多年。从这个意思上讲，这个历史问题就转化为一个经济增长的命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领先世界，而又为什么逐步落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人类文明的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超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在现有经济增长理论中，无法解释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一个经济体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目标的，或者说，影响一个地区超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Acemoglu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条件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言，不同国家的制度变量对其最终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他举出的典型案例是大西洋贸易对欧洲各国的不同影响，最终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和英帝国的崛起。但是，这种看似漫长数据放在二千年的时间序列显得十分短暂。Acemoglu的观点无法解释在同一地区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什么力量促使她分分合合，她所达到的历史顶峰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为什么会在同一体制下走向衰落。特别是在大西洋贸易日益兴盛之时，我们己经扬帆远航，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一个掠夺性的国家?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Acemoglu提出的制度假说比较现在流行的几种观点更有说服力。比如“环境说”，认为中国人身处地域自然环境恶劣，如果不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之下，无法抵街自然对人类的侵害，由此推论，自然条件优越地区易于分裂，尽管这一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赞同，也有局部数据的证明，那么世界是否应以环境划分国家，显然这难园其说。而在此观点之后，流行“文字说”认为中国的汉字是中国长期趋向稳定的决定因素，并通过文字发展史来加以说明。中国的文字自汉隶之后基本一致，同样文字在不同的时期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文字可能使我们受到长期趋于统一的心理暗示。无论如何不可能同时成为推进或者阻碍经济发展的变量。其他包括“厚葬说”，以及更加有名的“李约瑟命题”等，都是在既定的历史下，讨论其静态的原因。 那么，回顾自秦帝国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制度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比较于秦帝国前后的制度中最本质的差别是是什么呢？就是仕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的形成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竞争为基础的门客制度，逐步让位于标准化的文官选拔制度。 可以想象，门客制度似乎能看到一点点现代公司制中研发部门的影子，春秋争霸所造就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是仕阶层最好展示自己的舞台，以竞争为主要手段造就了仕本身必须差异化生存，从而为我们今天留下无数瑰宝，使今人汗颜的伟大著作和学说。而这些在中国日趋强盛的一千年中，仕阶层或多或少保留着这种情怀，也成为中国超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但是，需要一个制度设计。 在春秋创造这些伟大思想留下纷争，却是在战国那个时代的人们最先品尝，秦的统一实际上是选择差异化还是标准化，今天我们常常用秦人以“军功晋爵”而赢天下，有人证明这不是充要条件，明朝末期也采用相似制度却加速帝国的灭亡。 本人的观点是，秦统一实际是以标准化降低差异化的成本，因为在那个经济水平下，标准化也许是一个成本更低的选择，从秦人留下大量文物可以看出当时标准化水平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民心向背实际上是民众更愿意选择一个成本较低的制度形式，至于是周天子下封建模式还是秦始皇帝国模式，这不是最重要，只要不是成本较高的战国模式即可，而后者封闭了仕阶层独立表现自我的舞台。也许，这也就是一种均衡。 但是，统一之后，面临的巨大问题是一个广阔的疆域需要合格的人才管理，而战争时期的标准化制度和靠军功累积晋升的官员面临两方面。一是过高的军功，使其功高盖主，不急流勇退，多半遭杀身之祸。因为帝王由于信息不对称无法知道功臣们是否有篡位之心，但是长期共同战斗帝王对其是否有篡位之能是十分清楚。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就是这个原理;二是战争时期的大部分官员不适应和平时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将打天下，文官做天下”。无论怎样，一个朝代的和平时期要远长于战争状态，一个常备的文官制度成为决定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 秦统一后不久进入汉朝，汉在文官制度的主要贡献就是举孝廉制度为选拔下级优秀官员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引导了在秦以后大量备受压制的仕重新选择自己的奋斗之路，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一是选拔标准难以标准化;二是大量的做假;三是数量严重不足，每三万人中选择一人;四是以达到孝廉的道德标准是否胜任官员，这是难以统一的。但是，这一制度为国家体制下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契机。 应该承认，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是人类历史中文官制度的伟大创举，这一制度的建立基本解决长期存在仕阶层在社会中尴尬地位，为后来唐宋鼎盛时期来临奠定了基础。 总之，一个区域超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解决仕阶层的差异性和标准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机制设计问题。有了这些，其他相关联的制度也就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