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从年初的南方多个省市遭受的雪灾，到“5·12”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都给持续增长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然而，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看，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更大挑战主要来自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造成中国经济运行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市场形势的变化。 短暂风波过后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 今年年初，人们最大的担心来自于美国次级债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动荡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世界经济结构性的大调整必然影响到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外部经济和国际收支。然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为次级债的拖累而陷入衰退。2008年第一季度，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还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国1-4月份的进出口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保持了24.4%的增长；其中，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1.5%，进口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7.6%，这说明经历了次级债危机之后，中国的外需波动并没有年初所预期的大，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第一季度以后，对美国次级债危机可能引发的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变得越来越小。美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受到次级债危机的拖累，从目前所能得到的经济数据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美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实际下降小于人们预期。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的居民消费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发生明显的下降。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美国消费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消费信贷只是居第二位的。其作用方式也与可支配收入不同，它主要是平滑跨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因此，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发生重大变动时，美国的消费增长不会出现剧烈波动。再加上居民消费向后刚性的存在，使得美国的居民消费在短期中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是维持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3.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在次级债危机期间，许多人担心危机的爆发会影响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动摇美元以及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实际上这种担心在短期中不会成为现实。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是保证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基础所在；第二，如果导致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动摇的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融资自由化的过度发展，而欧洲许多国家房地产融资的自由化发展程度与美国相差无几，那么在美国的信用体系受到次级债危机冲击的同时，欧洲一些国家也正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如果说次级债危机动摇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那么它也同样会动摇投资者对欧洲市场的信心，欧洲也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第三，作为全球的中心国家，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全球金融的控制权，重塑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是美国货币当局在次级债危机之后的首要任务。美联储在危机期间已经运用了包括向投资银行贴现贷款在内的四项创新手段进行金融干预，这样的力度已远远超过了“9.11”之后的美联储干预力度。 上述结论旨在说明，次级债不会成为美国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说明世界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中能够平稳发展。由于美国政府在次级债危机之后仍然运用扩张性的政策手段刺激美国经济，因此，由美国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世界经济失衡的状况在短期内依然存在。但是，维持这种失衡状况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失衡状况逆转的可能性都在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发生次级债危机之后，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 自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是否可持续，由于这种失衡的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主要是由中心国家——美国的内部经济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它是否会因为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爆发而发生逆转？尽管美国经济目前还没有因为次级债危机进一步衰退，但是影响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正在显现。 首先，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美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目前并没有发生急剧的下降。而且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居民消费的周期波动幅度明显变缓，消费与实际GDP波动的同步性也在增强。美国居民消费周期性波动的这些特征变化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有关。从1992年至今，除2001年的居民消费出现明显下降之外，还没有出现变动率为负的居民消费低谷，而这一时期美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金融市场的财富效应。纳斯达克效应减弱之后，与房地产价格相关的财富效应很快扭转了居民消费下滑的趋势。次级债危机之后，美国能否凭借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再次通过金融手段找到能创造出负效应的金融投资热点？商品期货交易与金融市场的结合是否是美国投资机构的下一个目标？这些问题在没有明确答案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变动便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此相关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如果次级债危机的出现意味着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减弱和消失，会不会出现1970年之后的居民消费周期性波动加剧的特征，进而成为美国经济波动的根源？这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其次，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是关系到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美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但是在全球资源型商品价格上升的新周期中，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必然受到影响，而外围国家服务业的落后格局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那么美国对外投资的方向何在？投资收益的来源何在？如果美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出现大幅波动的话，美国贸易逆差便难以维持，失衡背景的世界经济增长路径就会发生逆转。 最后，对世界经济走势持乐观态度的分析往往将美国需求下降之后的增长希望寄托在其他经济体上。但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经济总量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可以替代。欧元区国家只是在2006年之后经常性项目才出现微小的逆差；亚洲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其经济增长依赖外部需求的特征；资源出口国尽管在近一两年中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是如果从近20年的时期看，国际商品价格都处于一种下降的区间中，用这些国家的需求来替代美国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确定性中的确定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的根本之点在于美国的金融资本失去了能够维持目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新的投资方向。在新的投资领域没有出现之前，国别经济关系的重点并不在于财富增长的速度，而在于财富增长利益的分配和全球失衡调整成本的转嫁。因此，国别间国际生存空间的争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身处全球经济失衡一端的中国必然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审时度势，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认识确定性的因素，未雨绸缪，在困难的环境中走出一条光明大道。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定性的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和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焦点的背景下，影响利益分配的手段就不再仅仅是经济手段。当经济手段不能达到利益分配目的的时候，各国政府间的外交、政治手段的效果往往成为国际舞台博弈的关键。从新世纪初期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例的增加到2007年前后对中国商品质量的置疑；从对中国的环境标准到劳工标准的指责；从杯葛奥运到支持藏独，我们不难看出，国际间争夺利益分配的手段已经越来越转向政治领域。因此，如何用政治外交平衡经济利益，或用经济外交平衡政治利益，是中国在面临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所必须审慎权衡的对外策略。 第二，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以此看来，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以减缓国内通胀压力，是目前对外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第三，资源型商品价格上涨，从表面上看财富的分配会有利于资源出口国，而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资源型商品仍然以美元计价，商品期货价格的定价权仍然为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所控制，因此，资源型商品价格上涨的周期随时都可能逆转，其途径或是弱势美元政策的终结，或是期货价格的回落，整个过程将意味着全球财富从制造业中心向金融中心的转移。为此，避免商品价格上涨的对策并不一定是资源储备的增加，而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节能减排指标的落实和能源的勘探与开发。 第四，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必然会制约制造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可能会出现下滑，国际资本会更多地以非贸易、非FDI的方式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冲击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在加大。为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以避免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 作者：雷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