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徐杰 自2005年7月以来，中国实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开始了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持续小幅升值过程。同年中国股票市场上推行的股权分置改革，摧毁了长期悬在广大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股票市场从此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A股平均市盈率从2005年中期的16倍上升至2007年10月底的70倍左右，其涨势之猛令人惊叹。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大好背景催化下，中国大型上市公司市值不断膨胀。据最新的统计，以市值为标准，在世界前十大企业中，中国已占据五席，而美国仅拥有三席。 凭借着大好的东风，中国金融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攻城掠地。第一笔交易是中国投资公司斥资30亿美元，购买美国著名的私募基金黑石10%的股权。可惜出师不利，黑石继上市后股价一路下滑，最低时自30美元下降至22美元，中国投资公司蒙受浮亏7亿多美元。随后国家开发银行购买英国老牌银行巴克莱的股权，并试图收购荷兰银行。受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的影响，巴克莱银行股价也呈下降趋势。另外还有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中信证券与美国券商贝尔斯登互换股权等案例。据Dealogic统计，截至10月27日，2007年以来中国银行业共宣布6笔海外并购项目，并购交易额已达1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占中国海外并购总交易额的50.7%，并购频率之高和金额之大前所未有。可以看出，中国金融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欲望很强烈，决策很果断。 诚然，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升级，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更加开放，力争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金融市场开放就意味着不仅外资金融机构可以进来，中资金融机构也可以走出去，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中竞争，配置资源，分散风险，发现新的商机。这对于中资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大势所趋。但是中国金融机构真的已经强大到可以进行大肆的金融扩张了吗？真的明白国际金融市场的水有多深吗？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中国金融企业到底有多强大？ 以原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很难想象，这些几年前还在为大量不良贷款发愁的银行现在已经脱胎换骨，转变成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化银行。不容否认，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原国有商业银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获得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注资之后，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纷纷改制上市，一方面融得大量的资金以充实自有资本金，另一方面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但是，这些大型商业银行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引入了战略投资者，但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仍由中央政府任命，公司治理结构在实质并没有明显改善；银行经营管理上行政色彩仍然存在，欠缺具有丰富国际金融市场经验的管理和专业人才；银行的盈利模式未发生明显变化，存贷利息差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且银行业务同质化较为严重。 另外，尽管近两年的年报显示，大型商业银行的盈利大幅提高，但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景气之中，资金流动性强，各行各业大都表现良好，银行的盈利增长是理所当然的。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的检验，不能贸然得出结论：大型商业银行就此改革成功，成为能够自担风险、盈利能力强、竞争力强的市场主体。 随着股价上升，中国工商银行市值曾超越美国花旗银行，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一些人就此认为，中国的银行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与国际大银行媲美。但实际情况是：首先，工行资产总量只有花旗银行一半左右，盈利能力更是有较大差距；其次，工行并不“强”，凭借多年经营建立的品牌、网络和客户优势，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有一定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如何还有待观望。 实际上工商银行的规模、效率、盈利能力等各项指标都在花旗银行之后。另外， 2005年花旗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以下，而同年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4.69%。在短短的数年里，工商银行能将不良贷款率从高达20%以上降至5%以下，除了其自身的努力外，中央政府在各方面提供的支持也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差别在管理软件、治理结构、内控能力、市场定位、金融创新、以及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熟悉程度等等。能否顺利渡过经济周期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也有许多面临的考验，中国工商银行较花旗银行都存在不小差距，那么其它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对此应有更清醒认识，不能盲目跟风与乐观。 跨国经营风险重重 金融机构走出去主要有收购兼并、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上个世纪中国金融机构主要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近两年来则主要采取收购兼并的方式。收购兼并意味着要与被兼并企业在业务、管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因此尽管拥有被兼并企业原有的品牌、网络和客户群，尽快进入目标国市场等好处，但其难度也不可低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内两种不同文化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公司兼并后出现的文化冲突往往是一些失败案例的根本原因。据统计，超过70%并购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在这方面，国际国内著名的案例举不胜举。 跨国经营对于任何一个金融企业来说都非易事，尤其是对于那些先行者。在一个不熟悉国度里，和众多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竞争，走出去的中国金融企业必须度过哪些难关呢？ 首先，必须迅速熟悉目标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同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具体的法律法规各不相同。例如，美国在金融市场准入方面监管非常严格，而一些拉美国家就相对宽松。在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国关于市场准入、市场运营以及市场退出等各方面的金融监管法律，一切行为都要合规。为了较快地融入目标国市场，要善于利用当地的金融和法律人才。 其次，要了解目标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想在目标国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壮大，最重要的是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大环境中，让其国民不再认为你是一家外来的企业，产生认同感。不少跨国经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不为其国民所认同。在一只脚迈入目标国国土之前，就要对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深入了解；一旦进入之后，更要潜下心来，制定好长中短期发展战略，做好长远打算。 1980年代，日本正值经济发展鼎盛期。日元大幅升值，股票市场经历了长达四年的繁荣，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资产总量和市值不断上升，极大地激发了它们进行金融扩张的欲望。当时世界排名前十的银行中，日本占据大多数。这些巨无霸们大肆购买以美国为主的他国金融资产，一时令世人惊恐。但是随着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日本大银行不仅在世界大银行的排名中不断下滑，更是为大量不良贷款以及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困扰，之前高价购买的金融资产不得不低价卖出。 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与当年的日本有类似之处。宏观经济上，都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本币升值；在资产价格上，都是股票与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有泡沫之嫌；在微观的金融企业上，都存在受本国政府的保护，缺乏足够的自生能力，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缺陷。鉴于日本金融扩张最后惨败的前车之鉴，中国金融企业在走出去的问题上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困难，避免重蹈覆辙。 走出去前应做足功课 跨国经营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裹足不前。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唯一道路，是大势所趋。俗话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希望中国金融机构能够在走出去之前做好准备,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少走弯路，少交学费。
■做到有的放矢 上至国家综合性金融监管部门，下至金融机构自身，要为跨国经营制定总体战略。金融企业首先要有明确的发展战略，跨国经营战略要符合总体的战略。在走出去之前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企业长期和短期目标是什么？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是什么？通过跨国并购能否实现资源、能力整合？实现跨国并购后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跨国经营需要有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需要选择好标的国，需要确定合适的目标市场。可以由先行者打前阵，积累一些初步经验和教训，然后再逐步走出去。千万不可一窝蜂，争先恐后地出去。否则将目标金融资产价格炒高，无疑提高了成本。在选择目标国上，应侧重于与中国内地经贸联系密切的日本、美国、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信用及法制较完善，有优惠灵活的政策，但金融业不发达、管制较松的拉美、东欧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中心。在进入目标国后，要认真研究其客户群体，合理确定目标客户群，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主要是为国内企业和本国跨国公司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一般经营服务，办理的业务大多是贸易贷款、外汇贷款、国际结算、国际信贷等传统业务，缺少专长。今后应针对目标市场，创新银行业务品种，提供综合化服务。在初期，可以从海外华资企业入手，然后逐步开发一些在中国有分支的跨国公司以及中小型国际企业的业务。 ■要熟悉国际金融规则 国际金融市场容量很大,充满了各类市场主体和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相应地国际金融规则非常复杂。如果不熟悉这些国际规则,那就必然会碰壁。前些年中航油和中储铜事件，就是惨痛教训。其中凸显的不仅是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无知和漠视,更可怕的是缺乏必要的监管和约束，任由错误一再扩大。 要尽快熟悉国际金融规则,最快的捷径是引进有关的国际金融人才。可以高薪聘请一些具有丰富国际市场经验的专业人才,不拘一格地使用,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自己的合格专业人才。在这方面,一定要避免过多的行政色彩，政府委派的高层管理人员只能进行宏观的决策,具体的市场操作应该由专业人才来做。由不懂市场的行政官员来进行投资等市场行为,同时缺乏严格的监管,是一种愚蠢的冒险行为。 ■金融监管机构应严格监管 由于中国的绝大多数金融企业都是国有资本占主体地位，因此金融监管机构应该代理政府，对它们跨国经营行为进行尽职的监管，对风险进行必要的控制。对于跨国金融企业，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是母国监管原则，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应与东道国监管部门合作，对金融企业的跨国分支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使之既符合母国相关规则，也符合东道国的规则，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这就要求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尽快制定相应的跨国监管规则，培育出一批合格的监管人才。 国内目前在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研究比较充分，但在对走出去的本国金融企业分支机构的监管上研究得很不够。今后应在相应的监管法律法规上加强研究，并及时地弥补实践上的不足。 （本文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