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无数的纪念仪式中，最成功、最独特的一次，无疑是由时年98岁的科斯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那一次的座谈会据说让很多人感动流泪，除了学者，还包括不少来自中国的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说“最成功”，是因为这次会议生产了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张五常所作的开场论文《中国的经济制度》，他自己说“动笔之前就知道是大文”，传世几十年没有问题；周其仁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则认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造成了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这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等等。
最重要的成果无疑来自科斯自己，这就是新近出版《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据作者之一、科斯的助手王宁透露，会议之前，他们没有任何写书的计划。会议之后，曾经在1981年发表过张五常“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之作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简称IEA)邀请科斯为IEA写一篇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后续文章，这样便开始了两人的合作，同时，也决定了英文版书名—“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王宁从1998年开始给科斯做助手，当时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到2008年，王宁耳濡目染，浸润于科斯经济学已经春秋十载，自信对老先生理论和思路的把握比较到位。据王宁介绍，书的第一稿主要由他撰写。每写完一章，就把打印稿快寄给科斯。老先生不用电脑，在打印稿上逐行逐段作详细的点评、修正和补充，在有疑问的地方作上记号。老先生不用电邮，两人平常靠电话联系。王宁每月飞赴芝加哥一次，拜访科斯，一起讨论书稿。“这些讨论时常催生很多新的想法，包括对已有材料新的解释，以及找寻新材料的线索。”王宁说，“在整个过程中，从没有大师和后学的区分，只有惟实求真的两位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老先生和我通力合作的结晶。” 众所周知，虽然已经103岁的科斯从未踏足中国，但对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充满浓厚的兴趣。在这些年间，中国迅速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并成长为全球有着最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之一，但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是困扰经济学人的一个“中国结”。 在最近NPR的一次简短采访中，科斯说，“我原本想，这（中国崛起）至少要一百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判断错误，幽默地说，“我老是犯错，所以这个错误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也许，这本新著就是他不甘心犯错并反思自己的“错误”的结果。 在2008年的芝大会议上，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科斯不否认这一过程的“伟大”，但同时指出，事实上导致中国转型的一系列事件并非事先“计划”的（programmed），最终的结果也完全是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正好是如哈耶克所说的，“人类行为的非意图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 科斯是在对中国“后毛主席时代”作了经济史一般的精细描述和新制度主义的解读之后作出这番结论的。熟悉中国当代史的读者也可能会觉得，《变革中国》更像是一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的确，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史实的细节性描写。王宁也向笔者坦言，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而重历史叙事。两位作者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真实还原中国经济大转型的惊人故事。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样是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的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也是对经济变革的研究文献的重大贡献。他说，“在我所知的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所有文献中，还没有人对一个社会的变迁努力—尤其是中国—做如此细致入微的研究。” 传统的观点认为，1978年，中国政府神奇地设计并启动了改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是一种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设计，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科斯和王宁看来，中国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路是由两种力量构筑的。一个是由北京主导的改革，要把中国变成“现代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一种力量更加重要，即作者所称的“边缘革命”，它包括了底层行动和地方举措两方面。政府主导的改革集中在提高国有企业的激励上，而边缘革命则给中国带回了曾经的私人创业精神和市场力量。 更重要的是，科斯看到了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缺陷。在王宁看来，科斯尤其强调的是“思想市场”的概念，这对分析中国市场转型的成败、思考中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2012年4月，两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是如何“大跃进”的》文章，指出中国今天践行的市场经济有一个严重的缺失：没有一个思想的市场。思想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是知识增长的前提，而在任何有创新性、持续性的经济体中，知识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制造”如今遍布全球各地。但很少西方消费者能记得什么中国品牌的名字。两个世纪前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产品，创造了新的产业。相比之下，中国工业革命的创新性差得太多。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仍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