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以来，李克强副总理多次提到城镇化的问题，引发了很多讨论，温总理在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此前讨论的回应。中国的城镇化有很大的推进空间，但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不能拔苗助长。政府能够做的是消除城镇化的障碍，把障碍消除了，城镇化之路才会健康；但如果是利用人为手段来盲目“造城”，这样的“城镇化”对整个社会来讲，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现在城镇化的短板，不是城市的楼太少，而是人的城镇化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2亿多流动人口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市。 其中的障碍我们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就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相连带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资源配置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城镇化的另一障碍是来自城市居民的反抗，如果大量外地人都来北上广参加高考，那么会给本地居民带来比较大的竞争压力，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城里人肯定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虽然城镇化的空间很大，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资金的压力，还是观念上的障碍，都不那么容易解决。所以，大家要理性看待城镇化，不要认为城镇化会一日千里。 政府要意识到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农业生产率提高极其缓慢，根本原因是原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没有打破，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要把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推行现代农业和集约化生产，如此农业的生产效率才会根本提高。意识到这一点，政府就应该抓紧完善城市社保体系，不打破这个瓶颈，城镇化就无法得到迅速推进。政府要慢慢引导社会向平等权利转换，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大家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这也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很多人在不涉及既得利益时，都会承认权利的平等，而在涉及自身利益时都不愿意让步了，这需要在观念上做引导。 过去是有城乡差距的。从社会进步来讲，这是不合理的。任何的改革都会引起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都是痛苦的过程。比如当年国有企业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对很多人来说是痛彻心扉的过程，但还是挺过来了。今天也是一样，政府领导者要理性，一点阻力和障碍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无痛改革的可能性。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警惕和防范的是城镇化演化为“造城运动”，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教训，地方官员是有投资冲动的。因为城镇化和保障房一样，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一些地方官员很可能会把“城镇化”口号当作政策的保护伞。要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应该对“城镇化”作出界定，应该通过怎样的改革来推动，不能让“城镇化”成为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一旦成为抽象的口号就容易被人利用或者歪曲。与之相配套的，应该是财政的公开民主化，现在官员的贪腐浪费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此，只有在财政上形成约束，才能遏制地方政府盲目的“造城”冲动。 由于不尊重规律、过度超前发展，带来的债务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在很多城市已经有所体现，一些城市大额举债建城，盲目开发建设，很多项目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导致坏账率上升，形成债务风险，这实际上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事实上，中国现阶段有条件去推动城镇化，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有钱，问题是钱能不能用在刀刃上。现在央企的钱如果不用到养老保险上，贪官污吏就会挥霍掉，等需要用钱的时候，就会发现钱没了。
另一个是城市规模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多建超大型城市，还是着重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这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不同级别的城市，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数量配比关系，如果上海拥有3000万人，那么上海周边的城市肯定会被拉动起来，这是市场规律，里面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居住成本、市场机会等。需要注意的是城市规划应当具有超前性，一个好的城市规划是文明的推进，如果不好，像北京这样，城市就可能变成生态灾难。一系列城市病，导致城市生活质量降低，也就构成城镇化的新障碍。政府要做好城市规划，避免出现失败的城镇化。 与城镇化相配套的是农业现代化，从技术上来讲，其实不难实现。因为现在机械化的程度可以很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技术突破，真正的障碍在于原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小农经济的观念所带来的土地分割。过去在政治上这些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大家认为如果出现失地农民，社会就会不稳定，其实这是与城镇化相关的。如果失地农民能在城市拥有工作和社保，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反过来讲，如果这些人一无所有，他们当然会成为不稳定因素。所以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要做的是能不能让农民放心地顺利退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剩下的农业现代化，从技术上讲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