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个越来越热的世界，气候变化不再仅是个科学问题，更演化成为了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双重问题
□记者 曾娜
6月初的电视新闻上，美国中西部遭遇暴雨袭击的画面不断闪现，雨水夹杂着上涨的河水滚滚而过，岸边白色屋顶的别墅被撕扯、裹挟，最终变成一块块散木架顺流漂下。与此同时，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新泽西和华盛顿特区却提早进入了高温天气，身穿T恤的年轻人漫步街头。而就在这个月，东南部的极度干旱迫使佐治亚州批准新建多座水库。 好天气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求。《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别了，好天气》的文章指出：“如今，人类正处在极端天气状况频发的时代。水灾、旱灾此起彼伏，飓风肆虐，极端的炎热和寒冷席卷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灾难流行病学研究中心（CRED）的统计，过去30年间，全球经历的天气所致的自然灾难是之前75年的4倍以上。仅在2007年上半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资料，严重的季风性洪灾肆虐亚洲南部、欧洲北部，中国、苏丹、莫桑比克和乌拉圭都经历异常的暴雨；俄国西部5月出现历史最高气温，欧洲东南部高温纪录也在2007年的夏天连续被打破；而南美洲阿根廷和智利的6月却出奇的寒冷；南非出现了自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降雪。 地球果真变得不正常了吗？所有这一切异常气候由何引起？答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现在所有人都能很轻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科学家们总是要显得严谨一些，虽然他们也没有比常人高明多少。“20世纪中期以来所观测到的大部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非常可能是由于人造温室气体增多所致。”这句话出现在2007年2月2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部分中。稍微有点拗口，但这毕竟是权威性国际组织首次使用“非常可能”这样的强硬措辞肯定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的联系。 该报告展示了至今为止最清晰的证据：目前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了0.74度；在海平面以下，至少有三公里海域的海洋温度升高；两极的冰川、雪层和冰冻层已经缩减；海平面正在以每年2毫米的速度提升。20世纪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过去的50年又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 “IPCC报告中真正令人恐惧的是，这是几千名对温室气体的影响有着不同看法的气候专家的共同认识。该报告的每一个用词都反复争吵并仔细审查过。只有那些无争议的观点才会保留下来。”英国的一名资深气候专家说。 报告得出的结论直接提升了各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2007年底，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现实》（AnInconvenient Truth），“以充满激情与灵感的视角，揭露了全球变暖的种种谜团以及有关的错误概念”。 与科学家和公众的空前团结相比，政治家们则显得顾虑重重。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90年，当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委员会，组织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直到7年后的1997年，《京都议定书》才在欧盟、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重重中艰难问世。疲惫的谈判代表们还来不及庆祝，随后的细节性谈判与履约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沉重打击了此前的所有努力。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脆弱不堪的全球谈判一步三晃，经过欧盟、日本积极不断的挽救和巨大让步，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根据《京都议定书》协议规定，2008—2012年的5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义务。国际谈判上的讨价还价折射出对生态权力的寸土必争，其背后则是对商业利益的反复计算。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顾问的米哈伊尔·杰里亚金指出：欧盟经济具有高度生态性的特点，实现减排承诺的总成本以及对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而美国在1990年代经济增长较快，美国人养成了花全世界的钱、用全世界石油的奢华消费习惯，近年来实际温室气体排放一直呈上升趋势，所以实施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以印度和中国为首的后发国家则明确表示不会承担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义务，并强调西方社会应为减排提供具体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表态改变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义务的谈判进展缓慢。而气候变化很难容许年复一年的拖延——人们担心拖延会使未来的惩罚越来越大。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巴厘岛召开。会议前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科学家已经完成了份内的工作，现在，我呼吁政治领导人开始他们的工作。” 经历了“今夜无眠”式的马拉松谈判和等待，为期两周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其主要内容包括：未来的谈判应考虑为所有发达国家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应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但不设定具体目标；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努力提供帮助；2009年底之前，达成接替《京都议定书》的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其中最可喜的变化是，它首次将美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5%以上）纳入到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未来新协议的谈判进程之中。 但是，围绕2020年前的中期减排目标，欧洲国家与美国仍存深刻分歧。6月底，美国和中国在第4次双边经济战略合作对话中签署了一份针对未来10年能源问题的合作协议，一些国际观察家担心，这是两个大国在效率太低并主要由欧洲人主导的京都机制之外另起炉灶的起点。 全球性的政治共同体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路。幸运的是，另一支力量正在崛起。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前夕，全球150家大公司——包括通用电气、强生和壳牌——公布一份请愿书，要求强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此前宝洁公司、联合利华、Tesco乐购、雀巢、英国烟草和吉百利等宣布正联合起来向供货商施压，要其公布碳排放相关数据和旨在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策略。沃尔玛早先也公布了类似计划。除了着眼于降低成本的考虑，由于消费者对环境变化问题越来越关注，这些公司也将环境策略当作了一种品牌运营手段。 “即将到来的将会是一个像爱迪生、亨利·福特、洛克菲勒所作所为一样意义深远的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环境保护基金负责人Krupp在其《地球：结局》一书中这样描绘着绿色产业的有利可图。他走遍美国，访问了科学家、风险投资商以及很多新能源技术的实践者，包括年轻的太阳能公司CEO等，认为“未来是积极而充满机会的”。他说：“这是一场造就新的亿万富翁的比赛，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既节约成本，又可直接获利，还能配上拯救地球的时代最强音，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现实》中对比了销售混合动力车的丰田汽车、本田与不销售混合动力车的美国厂商的利润，他认为，虽然并不只是这一种因素支撑着日本厂商的景气，但混合动力车对日系车带来的正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007年底，Google宣布斥资数千万美元用于太阳能、风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公司的一项长期战略。并在其总部设置了功率高达1.6MW的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板。 根据麦肯锡2008年2月对金融、矿业、制造业、能源、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调查，60%的企业高管认为气候变化关乎企业总体战略的制定；近70%被调查者将其视为关乎品牌声誉的重要因素；而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将在产品研发、投资、采购和供应管理中重点考虑气候变化因素。4个月后该公司公布的另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大多数消费者认为，企业应对环境问题及气候变化的表现，不仅影响自己对该企业的信任程度，而且将决定是否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地球村”问题上，除了政策、技术以及创新的商业模式，类似个人好恶的感情因素以及由此而来的正义感、审美意识、归属感等软力量，显然被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