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杨政文 《财经文摘》：人们至今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仍心有余悸，越南会不会成为新一场金融风暴的引爆点？ 霍德明：宏观经济学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在操作中需要实践经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人们在“福”中陶醉的时候，祸已经不远了。越南危机与1997年的金融风暴不是一回事，马来西亚、泰国就没有表现出来，所以问题出在越南自己，缺乏经验。 宏观调控听着简单做着难。比如，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一般都是开放的，但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就不一样。比如2003年2004年以前，中国允许外来资本进入，但在2004年后，股价、房价出现上涨势头，中国开始限制资本流入，对资本的用途开始限制。从那时起，中国官员开始认识到，并非外资进入就一定对中国有利。这个概念过去是没有的。对资本流出，中国始终是严格控制的，除非证明确实有投资收益。 对越南这个新兴国家来说，不见得清楚这些问题，并且其政府职能划分也不合理。越南改革开放到现在不到20年。不用说越南，即便是东欧在刚开始开放的时候，都缺乏应对经验。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1995年以前，就是采取了迅速开放的政策，外资进出自如，危机具备很强的传染性，后来造成金融风暴也就不可避免。而越南是流入不限，流出管制。当然，越南也设定了资本流出限制，但流入不做限制，外资进来后什么都可以做，钱流到哪里，哪里就涨价。 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和现在的越南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看，越南金融危机不具有传染性。 《财经文摘》：既然外资流入存在风险，越南为什么没有汲取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或者不利用好中国的有效经验呢？ 霍德明：越南改革力度最大的时候也就是最近几年，吸引外资完全模仿中国模式，它并不讳言经济改革是跟着中国的脚步走，以为外资进来就是好事。中国国家很大，投资项目众多，对外资进入有很强的消化能力。但中国也对资本流入的用途做了限定，比如，外资不能买卖A股，不能炒卖房地产，不能购买中国的金融机构，否则，大规模外资进入就可能导致整个市场被外资操纵。 对外资来说，当然希望限制越少越好，但作为吸引外资的国家，在利用外资的时候应该有所选择，有所规范。越南却是对外资持绝对欢迎态度，什么都可以买，缺乏规范。原来在设定这项政策的时候就有人提醒过这个问题。不过，这种事情如果不发生，就算有人在旁边提醒，它也不会听。越南的改革比中国相对激进一些，它看到中国成功的一面比较多，奋起直追的心情可以理解。 《财经文摘》：一般来说，危机关口，会有不同的道路选择摆在人们面前。您希望越南下一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 霍德明：我最担心的是，越南在危机处理中采取拉美国家的做法：干脆将外资没收，进行所谓的国有化。 我认为，只要越南在面对危机时不采取剧烈的国有化政策，损失最大的也许是越南人民，但一定能度过危机。至于越南如何克服这场危机，其实也并非高不可攀，简单说，就是宏观调控。 1993年到1994年，中国也出现超过20%的通货膨胀。怎么办？朱镕基要求所有银行不准贷款，一些企业无法维持生产而倒闭，但最终稳定了经济，稳定了形势。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越南不这样做不行。
《财经文摘》：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中国来说较为激进，您觉得这个国家有出现“铁腕”人物治理经济的现实性吗？ 霍德明：尽管越南的政治改革走得比较快一点，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危机还会进一步延伸，这是经济层面的事，和民主政治的关联度不大。比如，钞票已经发行过多，通胀压力摆在面前，再民主也无法阻挡通胀到来。既然做错了事情，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大家的日子肯定都不好过。 中国在1988-1989年，1993-1994年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的考验，经验显得相对丰富一些，所以后来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得心应手一些，在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显得谨慎。俄罗斯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也经历过痛苦。甚至对所欠债务提出“延期偿还”，实际上就是“现在不还”，这对一个国家的债性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至于原因，也是过去种下的苦果。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改革开放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 《财经文摘》：前面您提到拉美国家在危机后采取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战略，其内在背景是什么，对越南乃至中国有无借鉴意义？ 霍德明：拉美国家在历史上频繁“左右转”，过几年就来一次国有化。比如，10年前拉美就搞过一次国有化，后来感觉吃了亏，又搞自由化，发现贫富差距拉大了，又回过头来搞国有化，如此反反复复。 拉美一直在犯错，与其历史有很大关联。15世纪后，很多拉美国家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受西班牙的殖民影响非常严重，虽然19到20世纪一些拉美国家独立，但被殖民的情绪仍十分深厚。当西方工业革命到来后，西方将技术带到拉美，他们对拉美的政策是，笼络一批人（治理国家的知识分子），给予劳工极低的待遇，从而造成巨大的两级分化现象。这是造成拉美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每次出现问题，拉美国家往往只考虑到政治层面的问题，传统地将矛盾对准外国人。当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在起作用的时候，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发挥不了作用。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经济危机，包括亚洲经济风暴，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问题，可到后来，就成了政治问题了。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金融风暴越刮越猛的时候，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处理危机时就说过，我可以救你，但你要有必要的规范。对这些国家来说，规范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当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民族情感表现十分强烈，认定那是西方的东西，采取了拒绝的态度。所以，再理性的经济政策，一遭遇民族情感，就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学经济的人一般都知道有这个因素存在，遇到民族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财经文摘》：美国次贷危机与越南金融危机有多大关联性，国际金融资本在越南金融危机中有没有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从政治层面看，是否存在他国搞垮越南的战略企图？ 霍德明：越南危机和次贷危机没有多大关联。次贷危机确实影响到一些地方，比如中国国有银行，这是事实，对越南则无太大影响。 越南的经济总量太小。如果有影响，我们也只能设想可能有这样一些管道，比如西方国家在越南有投资，本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必须将钱撤回去，但次贷危机会在中国、泰国、马来西亚都存在，甚至影响更大，为什么危机只发生在越南呢？ 有人认为越南危机是某个国家的阴谋，是国际金融资本兴风作浪。我看未必。 索罗斯很厉害，但他的量子基金也就四五十亿美元，其影响力在于能号召一批人，这些人是谁呢？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因为索罗斯就是犹太人。难道索罗斯一举起大旗，这些犹太人都会跟着走吗？我想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我跟你走，是因为你能帮我赚钱。现在有观点以为，西方某些人要搞垮中国，或者搞垮越南，我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把你搞垮了对我有利，我才搞阴谋，对我没利，我何苦呢？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我能挣到钱，并不是希望对方垮掉，对方垮掉了，我从哪里赚钱？当然，至于挣到钱以后对手垮掉了，那也不是生意人想要得到的，是对方自己内部没处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