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亚洲政策 亚洲反思农业政策



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亚洲各国也应从本身苍白无力的农业政策中找找原因

    □赵新川/编译

  粮荒引发粮慌。

  近两年来,全球粮食价格逐步上涨,其中有的品种如大米翻了一番,仅4月4日一天之内就上涨近10%,致使两周之内上涨50%,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价位。因粮价上涨造成对缺粮的恐慌,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如美洲的墨西哥和非洲)引发了抗议以及暴力和流血事件。

  对于拥有30亿人并以粮食为主要食物(其中有25亿人以廉价大米为生)的亚洲人来说,粮价暴涨所带来的影响尤为严重。

  整个亚太地区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有6.14亿,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70%为农村人口。

  粮价过高不仅对这些穷人来说是雪上加霜,同时也影响了大部分普通收入人群的正常生活,由粮食供应不足引发的抗议屡见不鲜,如2007年10月,印度西孟加拉邦抗议人群就曾放火烧掉了数百家有国家补贴的定量供应的粮店,以惩罚老板们把供应粮弄到黑市牟取暴利。在粮食一向不能自给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报纸的头版上大造“大米危机”声势,以致政府不得不出动全副武装军警维持售粮秩序,防止暴乱。

 特朗普亚洲政策 亚洲反思农业政策
  轻农恶果

  上世纪70年代,亚洲各国通过“绿色革命”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当时由美国诺曼·鲍洛格领导的研究机构向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转让了一些高产农业技术,使之迅速实现了粮食作物如小麦的自给自足。然而,此后30年来,这些国家决策者们对农业采取了一种自我满足且固步自封的态度,把经济发展的重点集中到制造业以及为满足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亚洲国家农业在GDP的份额呈逐年下降之势,如东亚及东北亚地区1965年时农业产值占GDP的10%以上,到2005年时已不足5%;南亚及西南亚地区由1965年时的8%以上降到2005年时的7%以下;东南亚诸国则由1965年的8%下降到2005年的6%左右。

  用于农业的经费经常被政府挪用为保持低粮价的补贴以避免社会不安,而不是用来提高生产率或采用新技术以增加产量。以印度尼西亚为例,2007年40%的农业投入用到了粮补,仅种子补贴一项就比用于农业研究的预算高出了两倍。而农民则更难得到扩大生产的贷款,据农业专家迪隆称,自2001~2006年印尼银行的贷款上升了370%,但农民得到的份额同期却从7%下降到2%。

  因满足于已有成就,亚洲许多国家农业部门官员及技术人员为农业服务大为减少,很少有人去农村举办培训班,引进新技术等。因此,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里说:“公共服务规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亚洲国家忽视农业的倾向应加以改正。”

  除了忽视农业方面的技术与水利灌溉研究,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还有其他层面政策的引领。由于工业化加快,致使许多良田变成了工业园区、高速公路,据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负责计划的官员称,每年因此减少4万公顷稻田。泰国有关部门统计显示自1995~2005期间耕地减少了13%,城市化也造成农业劳力流失及水利供给不足。另一些财政富裕的国家自己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而加大进口力度。

  利用粮食作物开发生物燃料,凡此种种都是造成粮食紧张的因素。而国际石油价格每桶高冲100美元大关,使化肥生产及运输成本增加,也为粮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粗暴的统治管理体制也妨碍了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缅甸,这个曾经是大米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如今很多人处于饥饿之中。

  控制流通以治标

  面对来势凶猛的粮价上涨以及可能出现的粮荒,亚洲各国政府为稳定国内粮食供应和粮价,以免引发社会不安,都在纷纷出招采取应对措施。

  首先就是加大粮食进口量与限制粮食出口量的博弈。

  粮食能够自给及有能力出口粮食的国家,有的为国内储备采取了既进口、又限制出口的双重措施。

  如印度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粮食自给,但为了应对粮食可能出现的缺乏及价格上涨,近两年里就进口了大量的小麦以及其他主要谷物。面对今天的粮价高涨,印度于3月份宣布除了高价位的basmuti品种外,其他所有大米禁止出口。有的国家如中国对粮食出口做出了严格限制。越南则在3月下旬宣布2008年要削减大米出口量11%。

  缺粮有钱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为了增加进口额便大削进口关税,3月31日宣布把小麦进口税从25%降为零,对其他的食品从20%降低到5%,以便增加进口用做储备。其他海湾国家则通过给公务人员增加工资以缓解生活费用的上涨。

  而依靠进口粮食的菲律宾为应对粮荒,总统阿罗约恳请越南保证不间断供应,两国于3月26日签订了供粮协定,但分析人士认为,这更多的是个挽救颜面而非牢靠保证的措施。设在美国的亚洲基金会最近称,菲律宾急需用坚定的、长期的努力来恢复国内生产率,再加上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政策来稳定粮食供应。

  增加生产以治本

  目前,亚洲各国都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据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报告称,亚洲农业劳动生产率在2000~2002年之间下降到1%,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的2.2%和2.5%。如果本地区的平均生产水平能达到目前泰国的生产水平,那将使2.18亿人脱离贫困。

  为此,一些亚洲政府已承诺向农业加大财政投入,开展竞赛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农业开发项目。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称,今年政府将向农业投入空前规模的资金,同时,政府还强迫100家大公司增添稻米种植业务,通过这些举措使国家今年大米产量将提高7%,以确保在三年内实现粮食自给,至2010年时停止进口。

  中国和印度在不久前公布的财政预算中也向农民做出了发展生产的实在保证。但对中国来说,其挑战不在于产量低的问题,而是可耕地的有限性。耕地的供应与经济快速发展带动的城市化不相匹配。所以,利用化肥及其他化学药物来提高农业生产率(每公顷化肥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然而2006年化肥价格上涨了3倍,因此这种生产方法也颇有问题。

  国际一些知名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亚洲粮食稳定供应,亚洲需要再来一次上世纪70年代同等规模的农业改革,苏黎士信贷银行经济学家董涛称“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另一场绿色革命,而解决办法就是采用伸手可得的转基因技术来实现。”设在菲律宾的国际大米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直在通过传统的育种方法对转基因技术及改进进行着研究。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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