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作者：申音
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亚当·斯密，《国富论》 1978年的春天，女作家戴厚英开始动笔写一本带有强烈个人自传色彩的小说《人啊人》。她一生命运坎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伤害过师友爱人，也被他人所深深伤害，在这本“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中，她忏悔、反思、追问着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高度的理想主义和热情会换来一个沉闷窒息的社会？为什么力图让思想更加净化的斗争，反而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紧张和敌意？为什么个体的牺牲奉献却导致了自我的泯灭，独立人格的丧失？ 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她个人，也困扰着整个国家。从庙堂之上的决策者，到领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都在苦苦地寻找出路。但谁也没有料到，最早发现“火种”的，是一群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在江浙，一批不安分的农民，开始了“投机倒把”、“二道贩子”的生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只是希望活得更好。 就这样，商业社会的“萌芽”以一种完全意外的方式生发开来。“野草”虽然时常遭受践踏，但最终还是获得了默认。这让更多人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返城的知青们干起了个体户，一些血气方刚的国企厂长们试着要求“计划”之外的自主经营权利，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开始涌入这个社会主义国度，再往后，连知识分子都不再安心于“象牙塔”里，官员也把“下海”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慢慢地，人们熟悉的“单位”分裂瓦解，因为构成它的微观个体基础在向不同的方向逃离，那些过去负责你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的机构失灵了。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出现并迅速成为主流，它被叫做“公司”。 整个社会被打散打乱又以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重组。人们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每个人都必须在新的组织面前重新寻找角色身份。他可能是“公司”的员工、消费者、管理者、投资者、监管者，甚至是拥有者。他可以同时兼具多重身份。不同的是，他与公司之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契约。 新的组织有生有灭，盛衰起伏，因为每时每刻都有竞争存在。每个人的命运也因此戏剧性地起伏跌宕，不再以一种既定的轨迹运行。但是，人们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决定其未来的是自身的勇气、能力、机会，而非出身、等级、政治面貌。 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干部、工人和农民之外，一个由私企业主、职业经理人、技术工作者、专业人士组成的中产阶层开始形成，部分农民变成了民工，厂长变成了企业家。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了，而还有一些人却滑向底层。
1978－2007，在“公司中国”崛起的30年里，整个社会的财富放大了许多倍，人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但毕竟只有短短的30年，剧变来得太快太急。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确立规范来约束公司，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把握个体与公司之间的距离。我们在追逐效率的时候常常丧失了公平。 如果戴厚英活到今天，她也许会满怀忧虑地写另一本小说，关于在高度物质化、商业化的社会里，人是如何异化，丢失幸福感的。
责任编辑：洪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