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李曙光 公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无论是公司的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政治结构变迁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 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人可能会说是牛顿定律，有人说是达尔文进化论。我都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公司。公司是人类最伟大、最精巧、最天才的设计。 为什么呢？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发明出来以后，它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模式、人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没有任何发明能盖过的。在公司发明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只是人合、最多是简单的集资关系，能量非常小；公司的发明，特别是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可以筹集人类想要的任何规模大的资金。人类的想象力有多大，公司就能帮你多大忙。所以，公司是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和巨大效益的发明，无法言说，无法描述。这样一个发明，对中国转型现代化也好、整个社会进步也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93年之后，中国才有了对公司的“路径依赖” 我一贯有一个观点，中国是立法依赖性的改革。中国真正要做一件事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很困难，非常困难。中国二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就是要通过立法推动改革，一个重大的、好的立法，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公司”发展这件事上就是这样的。1993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公司”这样一个概念，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好听一点叫个体私营企业，难听点叫二道贩子)，国有、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市场经济，1993年第一次颁布《公司法》，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下子一夜之间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叫公司了。人们开始还不觉得，认为这只不过是名字的变化。但一个名字背后潜藏着的是路径依赖。公司有公司这个名字的路径依赖，国企有国企的路径依赖，“公司”的产生意味着中国人的路径依赖发生变化了。 什么是公司的“路径依赖”？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公司”有五大特征： 第一，公司是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预期，有利好利差的预期，投一百万是一百万的责任与预期，投十万是十万的责任与预期，既然人们有了稳定的预期，就愿意去投资、去冒险。所以“有限责任”这个设计非常伟大。 第二，公司股份可以转让。这意味着作为股东你可以退出，可以用脚投票。这多伟大!不是说进去就死在那儿了，动都不能动，而是有退出的机制。 第三，公司有独立人格。像人一样，公司也有它的出生，有它的童年，有它的青少年，有它的壮年，有它的老年，有它自我的周期。美国的公司专家研究，全世界的公司平均年龄30岁，也就意味着30年要淘汰一批公司。没有什么公司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的。从人类有公司开始到现在，能存活一百年的公司很少，也就是杜邦、洛克菲勒很少的几家，大多数公司很快就被淘汰了。独立的人格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既然它生存的时间很短，意味着公司有它的目标。公司的目的、目标是什么？传统的公司理论一致认为公司的目的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赚钱越多，这个公司越成功。现在关于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论，公司除了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要为相关利益者创造价值。越发展到现代社会，相关利益者的主体增加越多。原来是少数的股东、雇员、债权人，现在包括供货商、消费者、社区、政府，全都进来了，所以公司面临社会责任问题。这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很大的转变要求。公司是一个人，它是有思想的、有情绪的、有愤怒的、有它的追求、选择的。公司应该作何选择？社会对它有不同的想法与要求。公司作为一个拟人人格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要用它的思考与选择回应社会对它的压力和挑战。这是非常伟大的设计，公司的决策与选择是非常有弹性、开放式的。 第四，公司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什么会产生两权分离？公司随着股东筹资规模越来越大，股东会越来越多，可以从十个人到一百个人，甚至到一百万人，股东人数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并不是说股东都能来经营这个公司，因此出现了职业经理人市场。而在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会有道德风险，他跟股东之间在公司管理方面形成信息不对称。一旦职业经理人使坏，很有可能损公肥私，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因此公司会出现我讲的第五个特征。 第五，公司要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追求股东、债权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平衡。通过他们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 公司的这五个特征，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明盖过它，那么精巧，那么运作有效。公司历史很短，历史上最早的公司是17世纪初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一旦出来以后“公司”就迅速地主宰了这个世界。中国现在有八百多万家法人企业，其中注册公司大概有四百多万家，上市公司有两千家。现在这两千多家公司已经能够对市场、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那400万、800万甚至上千万家是什么概念？能量有多大？它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效率的衰退，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1993年之前，中国就是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制资源，统一管制生产，统一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企业形象都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纺织业。全国有西南纺织厂、西北纺织厂、华东纺织厂、东北纺织厂，连厂区的设计都一模一样，厂房的设计一模一样，连传达室都一模一样。这样的计划特征，传染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比如北京八大学院，每一个学校的门口都是一个毛主席像、一个大楼。计划以后就没了个性，没有人的需求。全国人民八亿“黑蚂蚁”，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没有色彩与个性。这就是计划体制。公司产生以后这就变了，因为公司有自己的大脑和想法，公司有独立人格。 1993年《公司法》出台后，公司的五个特征在中国逐渐清晰，大家就跟着这个来想事、来做事。不跟着这个来，不正常。开始有了标准，这个标准既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还存在于管制于这个市场的政府观念当中，1994年国家经贸委推出在全国实施“万千百十、转机建制”的规划，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于此全面展开。而在当时谁都没感觉到这个《公司法》算什么，觉得不就是一个立法吗，没想到一个立法改变了根本性的观念。 公司本身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但这个伟大发明会不会吞噬人类自身，就像原子弹一样，也有可能。公司更多是对于经济效率、对于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但能不能解决环保问题、能不能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人口爆炸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地球本身在宇宙中渺小的地位，我想公司的发明还没有伟大到这个地步。它有它的局限性。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渺小的，何况公司——这还是人发明出来的。公司是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制度、法律，比如《环保法》、《资源法》，来纠正公司由于无所约束带来的后果。以至通过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某种观念和意识的建立来弥补公司对社会发展的损害。在当前中国，确实要把握好效率、公平、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环境问题，一味地做开发，公司的威力越大越好肯定不对。 不同的法治环境决定公司不同的命运 现在商业化进程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包括公司和商业力量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不是公司的罪责。公司本身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外壳，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器，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公司是一束合同。所以它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它不问阶级、不分民族与信仰，只能说经营公司的人有善恶之分，所以公司行为要有游戏规则，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公司法》。公司人或商业人以公司的手段在社会上做恶，有可能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本身就是恶法，有可能是法律很好，但某些人就是要侵犯法律、钻法律的空子。这些都不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公司从产生到进入到人类，在不同的法制国度中有不同的命运。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公司发挥着它最大的威力，各种法律制度都是让公司所有的潜能获得最大的张扬。所以公司是和它所在社会的因子、土壤、气侯、环境等等结合在一起发挥它的效应。中国二十多年来就是社会转轨、政府转轨和法律转轨的过程，我们相应的社会因子、法律因子、市场经济因子，是不是适合公司生长呢？从学者的角度，我只能这么说：这个环境只是在逐渐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公司发展与生长，但远没有到位。我们的公司制度环境在逐步完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比如1993年第一次出台《公司法》，2005年又修订《公司法》，在这期间还出台了《破产法》(原来公司不能死，现在有《破产法》了可以死了，可以安乐死)、《证券法》(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公司就不能发行股票，不能筹集更多的资金)、《担保法》、《物权法》(原来公司产权不清晰，《物权法》出来以后，公司的产权界定、股东关系越来越清晰)等等，《反垄断法》马上也要出来（编者注：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例会集中审议通过《反垄断法》），还有宪法、刑法中有助于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都保证了公司在市场中运行更为顺畅，经营环境越来越好。 但现在中国立法的确存在战略性不够、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的问题。我上述说到的《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等法律，不是一体的，制订法律的人单打独斗，搞《公司法》的搞《公司法》，搞《破产法》的搞《破产法》，不是从整体上去考虑，因此法律的协调性不够。举一个例子，按照《公司法》的概念，这个市场除了个体户只能有依据《公司法》存在的市场主体，可现在市场上主体很多，因为还有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三资企业法，市场上的主体太多，太多就乱了。应该把所有公司都统一归到《公司法》下进行管理，这样市场主体才是平等的，否则为什么我们同样都在为国家纳税、雇用工人解决就业，你能得到保护、得到优惠，我却不能？ 从一个法学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公司还在寻找它的路。中国公司现在受到三种公司制的挤压。一种是大陆法系统，大陆法系公司什么都是法定的，公司有什么权利，应该有什么章程，应该有监事会、董事会、股东大会三会制度，都被规定在法律中。第二个挤压是来自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偏向自由，公司是自由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当事人觉得公司章程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规定，只要不违反其他法律，不贩卖毒品，做什么都行。第三个挤压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家族公司概念，只有家族的、血缘的才是最放心的。这是三种不同的公司理念，不同的公司游戏规则和发展方向，意味着不同的《公司法》模式。那么中国公司选哪条路走？现在还是一个过程。现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也在融合。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公司法律更加有弹性和开放性，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把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 公司这个伟大的发明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大量公司的存在，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政府可以管的事情越来越少。一个公司主导的社会，不需要大政府、全能政府。我们只需要政府作好经济警察、守夜人、慈善家这三个功能就可以了。公司对政府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政府可以从公司的做法中得到很多借鉴。比如“公司治理”的权力平衡机制与理念是否可以被引进政府治理中，现在这是全球讨论的热门话题。又如公司实际上要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一方面公司要股东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要管住内部人，一方面股东有优先选择权，同时还要保护债权人利益，政府同样要把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权益平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大国也像经营一家公司。事实上，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的设计思想、理念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无论从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的发展都太重要了。但现在的遗憾是，公司对经济效率、中国现代化、社会进步的威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不过我认为万事不急，只有方向正确以后有耐心，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公司迟早会发挥它的张力和威力。只有张扬个人的权力、社团的权力、再加上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传统的改变，以及市场的渗透——公司只有跟这些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张开它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刊记者李岷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