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0%的石基座没有更换，历时一年半找到复原路面的小石 现在一提起建福宫和建福宫花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被用作私人会所”的争议新闻。不为人知的是，这幢修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的宫殿及其花园，经历坎坷非常。1923年，建福宫花园起火，火烧了整整一夜，花园内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1999年，国务院批准了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的建福宫复建工程， 2006年工程竣工。香港作者潘鬘（May Holdsworth）受主持复建建福宫的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之托，撰写《建福宫：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园》（以下简称《建福宫》）一书，回顾了建福宫的历史。 从建花园、火灾、复建到复建完成，3个世纪已经过去。紫禁城曾经的传人溥仪被迫退位又被逐出皇宫，政府着手保管这座宫殿，经历过兵荒马乱和政治运动，真正地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何其困难。而建福宫曾经是乾隆最喜爱的处所，奇珍异宝封藏其中，历经火灾又重建，可被视作一个观察历史的巧妙切入点。贝纳托?贝托鲁奇在《末代皇帝》中，用这场大火来隐喻末代皇朝日薄西山的悲壮。 财产流失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要回溯1923年建福宫的大火，首先要了解清朝衰落后的紫禁城。这座辉煌的建筑群里有明清两代帝王收集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乾隆皇帝曾经敕诏下令，紫禁城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不得丢失，但是却没有想出一套办法来管理这个硕大的宝库。 晚清的清廷早已没有乾隆的盛况，但是却要守住祖先的指示。一些宫里的财物随着岁月流逝，而有损坏或者干脆摔碎，但是宫中不再有意愿或有资源去修补或重置它们。《建福宫》一书中引用了1914年一份建福宫内静怡轩的陈设编纂目录，部分陈设详列如下：“柴木洋漆边织山水四折图屏一份，有伤；硬木嵌青玉龙戏珠宝座椅一件，厢嵌不全；硬木厢大理石椅子一件，大理石破坏……”不难看出，这些宫中摆设有些残缺破损是正常的。 更重要的是，尽管有一些关于财物的记载，但是并不全面，有些珍宝不在记载之中，这让管理也无从谈起，当帝王威严强大的时候，珍宝们也许能够避免流失到宫外。一旦宫中衰落，主人们就起头开始用宫里东西换钱。每当国库空虚时，清皇族就大手大脚地将宫廷藏品变卖。很多紫禁城的藏品逐渐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1901年，慈禧太后向盐业银行借钱，以宫廷的古董作抵押，当中包括一些瓷器。银行最后把其中的40件抵押品卖给戴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 在清朝正式结束之前，紫禁城还有两次重大的财产流失：1860年圆明园遭英法联军掠夺，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但这些流失被认为只是“冰山一角”。 溥仪退位之后，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提出的《清室退位优待条件》中，溥仪、隆裕太后和四位太妃依旧住在紫禁城中，溥仪可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和私人财产。民国政府承诺每年拨出白银400万两（改铸新币后为400万元）给皇室作为岁用。 溥仪和他的皇室就这样变成了 “小朝廷”。紫禁城仍是皇帝的居所，而管理则愈发混乱。宫中财宝是“小朝廷”重要的开支来源。当民国政府无法兑现承诺的岁用时，宫中数量庞大的藏品就是“小朝廷”的开支由来：1922年，内务府邀请古玩商人到紫禁城竞投一些物品的拍卖权，包括残缺不全的珠宝、嵌有宝石的装饰品、银制镀金的日用品等。拍卖后一年不到，小朝廷向汇丰银行北京分行抵押金银古玩。之后他们又通过抵押365件玉器、200件瓷器、23件珐琅器和28件红漆器，从盐业银行取得80万银元贷款。另外，溥仪退位后至少两次，分别在1922年和1924年，以宫廷的金碟及金饰作抵押，向银行借贷。其中一次没把黄金赎回，“卖”给了贷款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明面上的财产流失已经如此，暗中的则混乱得令人发指。例如1922年内务府的拍卖所得，可支付溥仪同年大婚的部分费用。但根据溥仪自己所述，在婚礼结束后不久，“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溥仪深信宫内的太监大部分都在偷窃皇室财物，顺手牵羊带出宫外，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他的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告诉他，听说很多在紫禁城附近新开业的古玩店，有的是太监开的，也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他们的亲属开的。 但是溥仪自己也是一个宫内财务流失的源头。他假装赠送弟弟溥杰宫内的物品，溥杰将宝物带出去替哥哥保管或出售。这些财富都准备用作溥仪的“出走经费”。 起火了，没有自来水 紫禁城似乎永远是一座待开采的宝藏。溥仪发现宫中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想着手做财产目录，他因此查看了建福宫及其花园。打开建福宫中一座库房时，崭新的宝库被发现。溥仪回忆称：“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 紫禁城所藏之巨，甚至连溥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产。刚开始清点建福宫的收藏物，1923年6月27日，建福宫花园就突发大火。在这样的背景下，溥仪在自传中把大火的起因归咎于宫内的太监，他推断有人在满藏宝物的建福宫花园盗窃，然后纵火毁灭证据。 这只是推断。但是从后来关于1923年那一场大火的记录中，人们能够发现建福宫以及紫禁城管理的更多问题。 起火是从建福宫的敬胜斋开始的。太监马来禄看到火情后先通报了敬事房，最先赶到现场救火的是太监们。两天后的一份北京报纸却披露，这些太监们完全没有救火的能力，“像一群低能儿一样戳在那里”，只救回少量物品。而报告火情的马来禄则干脆昏了过去。 这场大火还有外国人相援助。起火时，英国使馆的周嘉生（Joseph Carson）和妻子周倩雅（Tatiana Carson）在北京饭店的顶楼花园跳舞，看到天空中有火光，他们立刻下楼寻找起火地点。使馆的另一位秘书嘉士居（Gascoigne）和周倩雅的妹妹艾琳芙（Irene Staheyeff）也一起去了。 清朝宗法规定，没有皇帝恩诏，外人一律不得进宫。所以起火之后，内务府大臣绍英的第一件事是去寻找皇帝溥仪发号施令。当绍英终于在紫禁城西边的一座宫殿里找到溥仪时，大火已经燃烧了超过一个小时，时间是凌晨1时20分。溥仪准许开放东墙的一个侧门让消防员和人群进入。东墙的入口距离建福宫花园将近1.6公里，比较紫禁城的其他入口，这条路线是最远、最迂回的。 凌晨2时50分，消防车陆续到达，此时太监们还是在大火中毫无章法地行动，来回奔跑，胡乱从火中救出一些物品。火势疯狂蔓延，除了石地台和石地基以外，柱子、墙壁等都被大火吞没。目击者回忆，九米高的火柱直冲上天，而大火过后，遗下的只是一堆荒凉的火星、烟尘、炭屑和灰烬。 在意大利前飞行员利华（M. Riva）的协助下，意大利使馆的消防员试图灭火。而对美国使馆的求助则音讯全无，艾琳芙之后在信中提到：“这些美国佬糟透了。因只有他们才有消防队，我们分别在酒店和紫禁城拨了四通电话向他们求助，但是他们却没有出现。” 最严重的问题是，紫禁城没有自来水。水龙软管只能从井里和壕沟取水，当时是夏天，壕沟的水位很低，有命令打开控制地下水的闸门，但打开闸门也需要一段时间。水只能靠人一桶桶传送。 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这样回忆火灾的场面：“我看见皇上和皇后站在一堆焦木上，黯然凝视眼前的景象。几位亲王也抵达了现场。内务府的官员对灭火之事一窍不通，却煞有介事地对着秩序井然的意大利消防员吆五喝六。” 大火到第二天早上7时才熄灭，而建福宫花园里的全部建筑只余“熏黑的外壳和冒烟的瓦砾”。 溥仪在自传中将建福宫火灾推断为太监偷盗而纵火，当时的报章也有类似猜测。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评论：“大火可悲地提醒我们，建立国立美术博物馆，以保存及展示国家艺术瑰宝，是当务之急。” 关于火灾原因，《建福宫》一书认为“电灯房引发火灾”一说比较可信：“紫禁城自1889年在建福宫宫墙西面的庭园安装发电机后，引进了电力。‘电灯房’也许就是变压器的通俗说法。溥仪大概喜爱偶然观赏电影。赛璐珞是极度易燃的物质，电线短路或因线路误驳引起的漏电，均有机会引起火警，一旦下雨这个可能性更会大增。当时的总统府司电处处长卢观藜，在力劝内务府大臣绍英为紫禁城投保火险时，亦提到这一点……绍英的确日夕为电力安全问题所缠绕，竟至因噎废食，下令将宫中各处电源切断。不过，档案内有一封由绍英写给卢氏的信函，当中道出内务府急于切断电源，不是因为担心再次发生火灾，而是由于令人尴尬的经费不足。” 熔化的金子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 溥仪不知道自己先祖乾隆在建福宫里留给自己多少财富，他更无从知晓自己在火灾中受了多大损失。溥仪后来从内务府得到的，仅为一份不完整的“糊涂账”。当中列出大火烧毁的物品如下：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和古书几万册。溥仪在自传慨叹：“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而建福宫的灰烬所能扒拉出的财富已经足够令世人咋舌。溥仪这样记录：“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把熔化的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但是《建福宫》一书指出，溥仪的回忆和内务府事后提交的清理火场报告底稿，具体内容和项目都多有出入。而作者查看光绪年间建福宫内延春阁、敬胜斋及静怡轩的陈设账，已经发现上万件收藏品，从造工精良的硬木家具，到铜器、玉器、瓷器、漆器、乐器、书籍、字画和钟表，应有尽有。既有商周时代的礼器，也有晋代及唐代的字画，还有唐代及宋代的瓷器。至于历代的佛像，更是多不胜数。乾隆热衷收藏古玩和手工艺品，应为明清两朝君王之顶峰。这些藏品之多，少数才会陈列在各式各样的柜子和架子上，更多的是被储藏起来，储藏珍宝配有度身定制的箱匣。这些箱子名为“百式件”，本身已经是宝贝，用料优良，装饰精巧：有些用漆木制成，上嵌珍珠母；另一些用紫檀木制成，上雕古式图案。 乾隆搜罗来的奇珍异宝在紫禁城、热河行宫和圆明园都有收藏，但是最多的是放在建福宫。因此，毫无疑问，乾隆收藏的无数珍贵文物在1923年的大火中付之一炬。今人无法计算其中损失。 建福宫火灾像溥仪的前半生一样，都是一笔忧伤的糊涂账。在火灾的第二年，溥仪就被迫离开紫禁城。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成立新内阁，其军队向溥仪呈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皇室立即撤离紫禁城。1925年，紫禁城被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 “恢复乾隆早期时的面貌” 众所周知的是，成为“故宫博物院”后，紫禁城还在遭受劫难。政局不稳，管理人员不断更迭，新一批能接近故宫的人还在打倒卖文物的算盘。外敌来袭，政府在战乱中还要想办法保护文物。日本人走了，内战开始，三分之二的故宫馆藏被运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60年代，陆续有人提出故宫改建计划，因种种原因搁置。1966年，在周恩来的命令下故宫受到保护，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当“文革”过去之后，人们对文物、古迹的认识才重新走上正轨。 90年代初，故宫方面开始认识到可以通过私人捐款开展工作。香港商人陈启宗想捐款给故宫复建建福宫花园，为此注册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几年筹备之后，1999年国务院批准复建项目。这个至今仍然是故宫中唯一由国务院批准的复建项目。是年5月24日，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国家文物局辖下的中国文化遗产促进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故宫博物院本身设有古建部和工程队，是承建方；管理全国文化遗产的国家文物局则负责设立及监管工程的质量；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为捐款单位，需确保款项应用得当。 “复建”的想法一度引发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激烈争论。例如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聘请的顾问、英籍修复保护建筑师庄山地（John Sanday）就对这项工作存有疑问：“我对跑进紫禁城把消失已久的东西重造这个想法有所保留。” 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复建项目负责人丘筱铭则赞成《过去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Past）一书中的观点：“保存过去……是只有现代人才关注的事情。它基于我们的一厢情愿，满以为时间是可以凝住的，更自负地以为尝试凝住的就是过去……其实凝住的仅是现在，而且这个现在能反映到的只是一个极为扭曲、支离破碎的过去。” 庄山地主意的改变来自于亲眼看到花园的遗迹。曾经华美的建福宫花园一片废墟，甚至还有废旧的自行车和生锈的床架，但是他发现了地上的石块，仍然能够从石块解读出曾经花园的构架。庄山地认为，加以清理和修复，大部分残留在花园的石作仍然能重现辉煌。同时他也觉得“复建”本身的实践有其价值。《建福宫》一书中这样写道：“这次的行动将采用如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也惯用的建筑修复方法，正好给中国作为例子。他（庄山地）个人认为中国还没有一套统一又普遍认同的文物保护原理或程序。即使有，亦未曾尝试贯彻始终实现过……庄山地说：‘我曾以游客身份在紫禁城内闲逛，看到那近乎随意的保护方法，令我非常担心。有强烈需要制订一套文物保护管理计划。我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 复建的目标被定为“恢复乾隆早期时的面貌”，而不是火灾发生前的样子。因为后世对建福宫花园有过破坏，溥仪还为了骑自行车拆过门槛。复建的依据是两个影像资料，一个是清朝宫廷画师丁观鹏绘画的长卷《画太簇始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个是瑞典汉学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922年拍摄的两册摄影集《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 香港和国外的工作人员和故宫原本的工作人员的确产生了理念上的不同。例如原本的柱础（古代建筑构件一种，又称磉盘或柱础石，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已经破碎，故宫的工匠们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把破碎的柱础挖掉，弄个新的上去即可。而顾问庄山地则认为那些碎片亦需要保留和修复：“当完全保留原建筑并不适合或可行时，处理那些快倒塌的建筑构造最好的方法，便是就着它们本来的面貌加以巩固，并尽量谨慎做到不显眼。”古建筑专家张生同这样概括理念上的不同：“多年来，故宫博物院一直认为修复的意思，便是将损毁、腐朽或崩塌的东西重新取代。我们重视耐久性的问题，但对建筑的原件原版却关注不足。” 在庄山地的意见下，复建以 “保持现状，恢复原状”为修复原则，园内80%的石基座没有更换，工作人员对建福宫花园内断裂、残损的石刻、石座、石墩大量使用了粘结拼补技术。复建工程依循了清代的建筑法律《清工部工程做法》，同时对原材料进行严格的遴选把关，原则上是去原产地采购原材料。材料的严格挑选产生了让当时的媒体津津乐道的种种话题：花园中原本的铺路的小石子都来自北京房山，为了寻找一模一样的石子，工作人员从北京开始，一路寻到江苏，历时一年半才找到了能够复原路面的小石子。而为了寻找花园中一处俗称“虎皮墙”院墙的石头，工作人员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最终，建福宫花园的重建过程被评价是坚持“四原”，即原形质、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2006年5月17日，建福宫花园正式移交回故宫博物院。在当年的美国《商业周刊》和《建筑实录》联合举行的建筑“中国奖”颁奖会中，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获得最佳历史保护项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