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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文坛再度掀起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的争议，尤其是文学与政治的争议。 我想起了对王德威的采访。 王德威教授在北美享有盛名，被誉为是自夏志清教授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人。作为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评论兼具深厚的学术素养、新颖的角度视野、华丽的文字表述。他没有任何名人架子，一贯随和儒雅，与他交谈，有一种智性的愉悦。 我们在温哥华见面，卑诗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的研究室，最为贴切的谈话地点。在书海之中，王德威没有任何防范拘泥，我率直地问，他坦诚地答。对于当今文坛最热门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王德威都一一作答，不矫情，也不敷衍，话语间透着平和，却又一针见血，很过瘾。 我一向认为，海外的中国文学评论尤其是跨越东西方的华人学者，其安身立命的武器，是西方理论加上中国文本，这样才能在东西方间穿梭。很简单，西方的强势经济带来了文化上的强势，因此，西方的文学理论成了解读中国文学的“钥匙”，也成了理所当然的权威。那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两岸三地经济地位的大幅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文学评论的领域，能不能有属于中国的理论抑或话语权？ 王德威坦诚地回答，自己的学术背景就是西方的那一套，过去几十年，自己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重新建构中国小说史尤其是现代小说。把西方的好东西带给中国，这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让西方能够在他们理解的框架中邂逅中国小说，了解中国小说里外的世界。 不过，王德威话锋一转，说这十几年，他开始对中国自己的文学评论体系进行研究，结果感到“很汗颜”。远的不说，他认为明清以来的文学理论就相当精湛，从王国维到钱钟书，都是了解中国评论传统的宝库。王德威觉得目前和未来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宝贝介绍给西方世界，他相信，只要从学术出发，中国评论的标准一定会给西方学术界带去新的惊喜，也会让世界看中国小说或者说华文小说，有新的亮光。他并不否认，争夺话语权是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但学术的崛起要比经济崛起慢得很，需要学术界共同的努力。只是，王德威断言，东西方平等发声的时代已经来临。 我问王德威，西方世界解读中国现当代小说，常常从政治角度切入，这是否有所偏颇、对作家不尽公平？王德威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地回答，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始于今天。晚清末年，梁启超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表达改革的政治理念。文学和政治结合可能很精彩，但也可能流于俗套，变成经济的附庸。我要王德威举出几个政治与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家，他毫不犹豫地提出三个不同时代的人物：鲁迅、白先勇、韩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以小说和杂文表达对政治的批判，《祝福》是其代表作；白先勇的《台北人》则表达了大陆群体来台二十年的变迁，用夏志清的话说，是“一部民国史”；韩寒则是年轻一代作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评论的典型。但是，王德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想用政治含义提升小说的知名度，并没前途。最好的结合是，用犀利的眼光看政治世事，用曲折委婉的笔调写故事。中国作家也不要老是掉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心态里走不出来，太依赖西方的评价标准。王德威话锋一转，向西方喊话，要西方评论家用更大的雅量来看中国，不要再一厢情愿地用西方观点解读中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