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谭伟东 国际金融博弈是国际经贸博弈的根本支撑，金融安全、风险控制和高效运营是现代经济博弈的核心环节。拥有定价经济能力与国际位势并牢牢掌控金融与资本定价权，是大国崛起的必然追求。而这一切博弈的先决条件就集中体现在货币博弈和汇率对局上。 早在2003年亚洲经济年会上，笔者就预测，随着中国经济超常规的强劲增长后的财富积累效应，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向实际购买力靠拢，而且会出现持续强劲的升值。而今，人民币升值由开始的小步慢跑，现在转向了中到大步快速跑。 中国与世界都将迎来一个人民币资产在国际金融市场大有作为的新时代，这将远远超出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币升值理性依据有四条 人民币升值是一种主权货币的汇率市场决定问题。这是一种国际双边或多边的货币定价与换算。 升值的理性依据有： 第一、人民币核算下的国际交易，最初主要是可贸易品，后来必然传递到非贸易品的其他资产与财富的国际比价。在中美、中欧，甚至中国几乎一切对外经贸的产品输出中，中国超强的国际竞价均是3倍乃至数十倍的低价差位，这代表着人民币及其资产具有巨大的国际上调空间。 第二、美元近年来动态的大幅度贬值； 第三、欧元的显著升值和以美元清算的几近大部分国际大宗商品、资源产品等的大幅涨价； 第四、人民币由历史的贬值而走向历史的升值这样的财富战略转变，显示了人民币在全球资产中巨大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国际动态比价和财富实力及预期增长力的人民币汇率变化，将通过中国的金融与资本崛起，带动和强化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内需不足、发展方式粗放等一系列中国经济的“瓶颈”问题。 尽管的确不存在一价定律的国际经济完全实现机制，汇率变化中的多恩布什的超调模型更显示出其过度调整或过度反弹，但人民币最终的上涨空间和均衡价位，必然是国际资产、国际贸易和服务、国际财富的世界性均衡比照空间。这是文明动力经济学，甚至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所共同洞见的增长趋同所致。 因此，人民币升值应成为国家金融发展战略，而非应对贸易顺差和解决外部经济不均衡的简单手段。 升值是前所未有的财富战略机缘
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是一对孪生兄弟。货币定值低位不仅仅会导致贸易品方面的国际损失或国际财富流失，而且会连带一切主权货币币值下的资产与资本的国际低估。这是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下的新国际金融与经济现象。因此，人民币升值的最大误区是认定人民币市场波动，仅仅是消减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而降低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币值或定价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储备资产保值对冲和未来国际经济获取以及整个中国国民财富之间权衡利弊，中国对外经营特别是贸易条件优化，对外经贸的可持续性发展，国民财富合宜国际比照所隐含和要求的国际货币定价和进行国际货币博弈的战略前导。 而依靠贬值货币促进出口，并通过外向型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古老正统国际经济学原则，早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了。 在技术水平、管理层次、经济结构相近，尤其是资产与资本国际价格相近或再加上有选择的开放与赶超战略等条件下，例如战后的日本所采用的那种依靠贬值货币以刺激出口的方式是有效的。 而像美国当前所作的那样，试图以贬值美元促进出口，从而平衡其经常项目庞大逆差则基本上是无效的（尽管其出口确实遵循了国际经济学中的J曲线路径）。因为贬值可能促进的出口增长同美国巨大的进口缺口根本就极不对称，因而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中国多人力、缺技术、少资金、欠管理、乏外汇的情况下，依靠贬值货币以促进和推动出口，确实不失为一种“交学费”、积经验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现如今基本情况已完全不同。 从信号经济学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是国家与市场共同发出的最强音，它会加速淘汰并阻挡那些低技术、毁环境、高能耗、高资源的涉外甚至对内企业与产业，迫使经济主体进行全球化视野下的资源配置和经营整合。 只有在这样的高端位、高价值链和高点强入的态势下，中国才会出现世界级的巨无霸企业，才能引领、稳定中国崛起后的财富世界流转，并获取必要的国际占位。这是中国和谐社会、小康境界和复兴梦想的保证甚至根本保证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当提上议程 美元的霸权地位或“准世界货币”的地位尚不可挑战，而欧元连同日元等依旧具有巨大的国际财富与金融资产累积效应。 从理论上来看，欧元的国际竞争力与美元不相上下：几乎相等的GDP年值（甚至资本市场总值都大体相当，均为17万亿美元左右）；大致相当的面积与人口；相同或至少是同量级的经济、产业与金融结构(除了军事与金融外，欧洲都略占上风）。 但从实践来看，欧元形成霸权并取代美元的可能性并不大。更何况，因为其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欧盟存在潜在的重新整合甚至于破裂的风险。 无论国际经济与金融风云变幻，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崛起或亚洲复兴，将成为世界未来大趋势中的决定力量。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民币经营已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中国周边或“低端”贸易国的人民币国际流通，甚至于民间国际储备已经出现。但在完成人民币国际防火墙构筑前，资本项目不可能全面开放，在外汇期货，尤其是外汇现货市场与经营达到一定水平前，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必须而且只能绝对地审慎出击。 银行总资产50余万亿，资本市场市值20余万亿，然而公共债券尤其是公司债券与之相较，却极为不成比例。这种金融资产与产业结构失衡是造成目前中国股市失去价值锚，风雨飘摇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言以蔽之，中国金融结构、中国金融资产与资源分布以及金融中介资产管理结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保险、养老、社保、公债，甚至于近年来火爆的共同基金等比例均显得过小。这些无论是与中国自身的实体经济规模、或者与已成相当气候的其他金融次级产业相比，还是在国际横向比较中，均是如此。 在这种背景下，牵住人民币升值空间巨大的牛鼻子，靠动态帕累托改进来快速而稳健地逼近国际帕累托最优，不失为举重若轻的战略选择。人民币可作为将来整合两岸四地，即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一国之下的货币选择。因为单一货币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并具有强有力的国际经济位重。与现行的人民币、港币、台币和澳元各自单独存在相比，人民币的最优货币区一定要大得多。 所谓亚元，应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十加三”的大东盟等亚洲区域合作组织框架下，作为未来半个世纪的战略追求目标来稳步试探性推进。无论如何，人民币在其中的国际金融地位是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