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宏观调控需防下滑
文／陈东琪 伴随着货币紧缩等新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我国已对前期经济增长速度“大起”的局面有所控制，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如何防止由下滑导致失控进而导致“大落”局面的出现，考验着我国在复杂经济形势下的宏观调控艺术。 多项经济指标已经出现月度和季度连续下滑的趋势从需求看，除着力增强的消费增长目前仍在高位外，投资需求和外需明显收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去年10月的26.9%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24.6%，减少2.3个百分点。外贸顺差从去年一季度的464.4亿美元减少到今年一季度的414.2亿美元，增长速度从99.3%急剧减速为－10.8%。从趋势看，未来一段时间投资和外需成长受到日趋紧缩的货币和信贷的约束。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月度统计资料显示，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从去年8月末的22.8%降到今年3月末的18.3%，7个月减速4.5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信贷的增速分别从去年10月的18.5%和17.7%降到今年3月末的18.3%和14.8%，呈现持续减速趋势。如果股市持续下跌导致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缩水格局不能改观，投资和出口减速幅度加大，可能会拖累居民消费，因为当部分收入被快速上涨的物价侵蚀时，财富效应过快衰减，会降低消费者信心和实际购买力。 从供给看，工农业产出增长出现减速趋势。首先是对GDP贡献率接近50%的工业增长减速。最近14个月的工业生产曲线呈现“倒U型”轨迹，工业增加值增速从去年6月的19.4%滑落到今年一季度的16.4%，下滑3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前5年17%的年均水平。农业方面，油料产量2005年比2004年大幅收缩8.7个百分点后，前年和去年出现程度加深的负增长，分别为－0.6%和－4.2%。由于去年油料种植面积减少60万公顷，预计今年油料增产难度较大；肉类特别是猪肉产量去年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全年肉类总产量－3.5%，其中猪肉产量－9.2%；粮食产量虽然连续4年保持增产态势但增速逐年递减，2004年增长9%，2005和2006年分别增长3.1%和2.8%，而去年只增长0.7%。 工业和农业以及供给和需求的增长同时减速，是经济进入全面降温的重要征兆，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其他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个征兆可能变为现实。对此应当高度重视，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对实行了近一年的紧缩政策进行适当微调，防止经济出现快速滑坡。只有做到既在经济上升期防止“大起”，又在经济下降期防止“大落”，才能做到熨平周期波动。 在“防胀”和“防滑”之间寻找平衡点 自去年年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兑主要非美元货币如欧元、英镑、日元、加元、澳元、卢布和人民币等出现加速贬值，全球通货膨胀率快速攀升，不仅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而且扣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也出现轮番普涨的势头。因对铁矿石、石油等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对部分粮食和食用油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我国承受着愈益增大的成本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在为美国次贷危机和主要由美元泡沫引起的全球商品价格膨胀埋单。综合看，目前我国面临外部输入、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供给相对短缺四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通货膨胀的风险。 这次通货膨胀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也是最复杂的一次。其原因不仅在于它受外部因素影响，不像前三次一样仅仅在内部相对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中发生，而是在对国际市场高度依赖的全开放系统中发生，而且在于供给、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复合推动。控制目前这种通货膨胀，应采取“稳定需求和增加供给相结合”的措施，进行综合治理。第一，今年将CPI上涨率调控目标定在 4.8%是必要的，既表示政府对防控通货膨胀的意图和决心，又给市场一个较为良好的预期和引导，但应当客观地看到，年终的实际值可能会超过这个调控目标。因为即使价格调控产生明显效果，CPI上涨率出现“前高后低”的理想走势，按简单算术计算，假定四个季度分别为8%、6.5%、5.5%和4.5%，全年也有可能超过6%。在全球通货膨胀不断攀升，美联储反衰退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独善其身难度是相当大的。但也要看到，本次通货膨胀与前三次存在基本面的不同。一方面，产能很大，生产率持续增长，总供给不存在全面短缺；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减速，恩格尔系数下降，城乡居民对粮食等生存性消费品涨价有反应但敏感度降低，总需求不存在全面膨胀。只要坚持“稳定需求和增加供给”的调控思路，利用好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灵活调节余缺，就不会出现总供求严重失衡，也就不会出现前三次那样的螺旋式通货膨胀。 第二，前5年GDP年均增长10.8%，CPI年均上涨2.64%，获得“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业绩，表明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从世界和我国增长的历史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一般不完全同步和同速，它们之间有一个长度不等的时间差，前期的高增长可能为后期的通货膨胀积累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的上升轨迹是渐进而不是陡峭的，周期上升阶段的价格上升就较为平缓，这不仅是因为可以消化前期的存货，而且还在于消费需求初期较平缓的增长不会很快偏离供给增长。一旦进入繁荣后期，存货减少和消费增长加快，加上成本推动和外部输入因素的作用，就可能出现“经济增长下行而通货膨胀上行”的情形。 在经济增长下行条件下治理复合型通货膨胀，不能采用“单一货币规则”，不能过多依赖央行持续加息和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应当更多地运用非货币调控手段。因为单纯货币信贷紧缩，不仅不能控制输入型、成本推动型和相对供给不足型通货膨胀，而且会给人民币升值造成更大压力，进而倒逼央行增加更多的基础货币和流动性，使央行处在 “左手斗右手”的“零调控效果”的自我循环之中，甚至可能出现需求紧缩过度影响正常投资和消费活动，伤及正常经济增长的情况。 到今年3月25日，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5.5%，为历史最高，比1988年9月的12%高出3.5个百分点，从1999年的6.5%和去年1月15日的9.5%开始的累计上调幅度均超过历次上调幅度水平。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虽然低于短缺经济时代的水平，但与美元利率相比已经形成较大反差，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4.14%，而美元利率已经降到了2.25%，巨大利差无疑会促使美元套利资金大举流入我国市场，增加“输入型流动性”和“非经营性外汇储备”，最终央行又被迫以对冲方式再次增加人民币的基础投放，这会降低央行货币调控的有效性。 第三，因为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应在稳定需求基础上首先着力增加有效供给。首先是稳定农业生产，增加粮、油、肉、蛋、奶等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供给。采取更有力的扶持政策措施，提高农民种粮和养猪的积极性，稳定粮肉产量，至少要防止出现粮肉负增长。在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同时，应着力改革和理顺粮肉流通、运输和储备体制，在降低粮肉运输、储备和交易成本上多下功夫，而不能人为压低粮肉价格。近两年粮价上涨，宏观调控没有走以往“物价上涨—压低粮价—谷贱伤农”的老路，而是采取“促生产、增供给、疏流通、调外贸、稳市场”的新方式，既减缓了粮价上涨压力，又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这条路还是要坚持继续走下去。 其次是稳定工业生产，增加工业品特别是满足消费需要的工业品的供给。由于能源原材料和其他上游产品涨价，员工工资和福利增加，以及节能环保约束导致外部性成本增加，企业面临总成本增加的压力，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能被迫裁员、减少投资和收缩生产，这不仅会减少就业机会，也会减少工业品的供给，扩大供求缺口，推动工业品价格上涨。为了预防这种局面，建议抓紧调整政府和企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从多方面给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税。 在市场调节越来越多地替代政府职能而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比较宽裕，有能力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在企业面临因外部危机冲击而可能陷入困境时政府更有必要给企业减税。给企业减税，既能够直接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为企业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创造条件，也可以增加工业品供给，缓解因供给相对短缺而形成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还可以稳定工业生产，防止工业经济滑坡，为在“防胀”和“防滑”之间建立新平衡打下重要基础。 以内需增加抵补外需减少，防止总需求滑坡 一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使本国国民消费福利最大化，外贸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这就要求顺差增长要适度。在外汇储备资产因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从顺差中获得的实际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更应采取措施减少顺差，使其落到成本收益均衡点之上。但实现这一目标须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以急剧衰减方式来实现。当内需不能在短期内急速增加以抵补顺差急剧衰减的缺口时，经济运行系统就会因突然“断路”而陷入衰退。 去年我国实现顺差262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但增速延续2005年以来的减速趋势，3年的年率分别为218.6%、74.2%和47.7%。季度增速也从去年第一季度的99.3%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10.8%，季度减速趋势明显，其中可能受南方雪灾“一次性因素”的影响，但美国次贷危机深化和蔓延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市场。今年后三个季度，应当在稳定内需增长同时稳定外需，促使总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首先要稳定净出口增长。一是继续限制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短期稀缺程度较高的农产品的出口，增加其进口。在国际粮价高于国内粮价的背景下，粮食外贸企业有很强的出口冲动。去年1～1月我国粮食对外贸易严重出超，出口增长超过80%，而进口增长下降50%以上。今年以来，全球粮食特别是大米价格暴涨，2个月内上涨50%，这会再度增强粮食外贸企业的出口冲动。建议进一步调整粮食进出口关税政策，紧急暂停大部分农产品的出口，以保证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二是限制柴油、化肥和其他紧缺物资的出口，增加其进口。今年头3个月，政府多次出台了限制化肥出口的政策措施，建议对其他紧缺性农用物资也采取限制出口和奖励进口的措施，以平抑其价格。三是努力扩大工业品出口。农资及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无疑会进一步减少总顺差，为了使进出口贸易增长保持基本平衡，防止总顺差急速减少，需要在工业品出口方面采取一些新措施，促使国内市场相对过剩的工业品出口保持稳定增长势头。四是在铁矿石、原油和原材料价格高涨导致直接进口成本迅速上升而人民币快速升值又使进口结算成本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对一些大宗商品如民用飞机和成套技术装备等的进口，应当权衡短期和长期得失，选择好进口时点，寻求进出口贸易的动态均衡。其次是稳定消费需求增长。重点是稳定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使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不出现下降。去年和今年1～2月，虽然名义消费增长分别达到16.8%和20.2%，比2005年的12.9%和2006年的13.7%明显加速，但实际消费增长均在12.5%左右，下一步宏观调控仍应着力扩大实际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 其三是稳定投资需求增长。重点是扩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两型社会”建设、科技创新建设和直接为消费服务的投资，在调整改善投资结构基础上，保持社会总投资需求相对稳定增长。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5%时应当下调，防止其过快增长推动经济过热，但如果呈现下降趋势并向20%逼近时，就要注意给以稳定的力量，力争将其稳定在20%左右，这也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加速时期实现潜在经济增长所匹配的必要投资增长水平。 资产市场的泡沫不可人为挤破 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升值激活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并使这两个市场出现空前繁荣，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泡沫。为了防止资产泡沫化，去年二季度以来先后采取了一些紧缩措施，促使资产市场转入新的发展轨道。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明显下降，有些城市的房价出现回落。1、2月，深圳等前期涨幅过大的部分大城市的平均房价比去年第三季度峰值时期回落了20%或 30%左右。3月，全国36个大中城市住房价格出现总体回落，特别是二、三类地段普通商品房住宅以及经济适用房住宅价格环比下降明显。这对没有买房的低收入家庭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宏观层面也减少了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忧虑。但在国际资本快速流入的新情况下，国内不动产价值低估可能造成国民资产净流失。房地产金融过紧，将使房屋按揭贷款者和中小房地产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并可能引发资金链断裂。因此近期对房地产市场紧缩不能过度，不应企求房价越低越好，更不能人为捅破泡沫，而应统筹考虑内外风险，注意掌握好紧缩的力度和节奏，以“慢放气”方式逐步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防止房价暴跌，促使其逐步转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房地产业直接影响14个行业、间接影响42个行业，对其进行科学调控，既有利于房地产业本身的稳定成长，也可以减少对投资、消费和国民经济的直接冲击。 在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任务完成后，占总市值三分之二左右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获得流通权，股市的流动性和运行效率提高，股市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同时，国有股和法人股达到上市流通的承诺期限后，“大小非”解禁形成巨大套现要求；大市值上市公司不断推出庞大的再融资计划；创业板吸纳资金的预期被强化和主板内部分基金应对赎回实行套现自救；一些外资股票投机商唱空市场低价买入中国股票以争夺更大的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部分QFII被迫卖空部分中国股票以抵补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部分损失；等等，都会给短期非理性下跌的股市带来空前的卖空压力，助推股市一跌再跌。在从去年10月16日到今年4月3日5个半月的时间里，上证指数从6124点跌到3271点，共下跌46.6%，日均跌幅仅次于1992年5月25日至1月17日的暴跌，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相似。股市大起大落，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骤降，投资者信心一再受到打击，股市对国内外资本的吸引力下降，既会妨碍股市健康发育成长，丧失其融资和价格评价的功能，又会影响国内投资和国民消费，丧失其对实体经济的战略支持。因此无论是从稳定市场的短期目的看，还是从国家战略利益的长远目标看，都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和合理合规干预的方式，促使股市回归理性繁荣和稳定成长，走出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 (本文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