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造成价值扭曲，公正的社会需要新记分卡。
查尔斯·汉迪
查尔斯·汉迪是欧洲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的工作形态”等新观念闻名于世。早在20多年前，汉迪就预言21世纪的全职工作者将不到就业人口的一半。他本人在49岁时亲身实践这一预言，转职为独立工作者。（汉迪的系列作品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解读大师”栏目现陆续选载查尔斯·汉迪的部分著作，希望读者能够藉以聆听和理解这位管理大师的理论和思想，敬请大家关注。本文系编者根据汉迪《觉醒的年代》部分章节整理而成。 目前广为流传的“麦克纳马拉谬论”，很不幸，被印证都是对的。
麦克纳马拉是这么说的：第一步，衡量一切能够轻易衡量的事物（这一步不会有问题）。第二步，不理会一切无法轻易衡量的事物，不然就强制给予它某个计量标准（这一步违反自然，且有误导效果）。第三步，假定凡无法轻易衡量的事物，其实都是不重要的（这一步是盲目）。第四步，宣称凡无法轻易衡量的事物，其实都不存在（这一步无异于自杀）。 凡是无法计算的事物都不能算数。金钱很容易计算，于是人们纷纷以金钱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金钱造成价值扭曲 一般人都不知道，目前各国计算全国收入的标准模式“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其实是一套颇新的概念。1940年，英国政府在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建议与协助下开始实施这套计算方式，实施的背景则是因为他们当时需要了解国家可以征收多少军费。在此之前，并没有一套经常性且标准化的估算方法。 今天的新加坡以其高国民收入而自豪。有关各国国民收入排行的统计多得不可胜数。人们认定这些数字等同于生活水平，但是，统计工作其实只能估算那些看得见的金钱转移。所以，举一个最糟的例子来说，我们在统计生产总值时并未将无偿的家政工作纳入其中。然而，如果某家的主妇死了，她丈夫必须花钱雇人来做她生前无偿从事的家务。英国法律及通用保险公司（LGI）估计，假如我们把家庭主妇的工作计算出价值，则每人每年可为国家创造1.8万英镑的产值。至于所谓无偿工作，我们也没有加以计算，因为没有金钱过手。而照顾老者的工作，如果是出于爱与关怀而在自己家里从事，同样也不计算。但是，如果付钱把家中老者送往养老院，社会的产值立即增加。 更危险的是，假设因为车况、路况非常糟糕而导致交通事故频发，那么医院、汽车修理业的营收都会增加，这些金钱交易将进一步增加全国的产值。我们可以花钱盖工厂，这样的行为会被计算为增加财富；但因此而污染乡间的清新空气，弄脏当地的河川，破坏当地的宁静等，并没有人在计算时进行扣减。从表面数字看来，工厂因其所做之事受罚或被要求缴费，只会使国库更充实。我们计算事物的方式，乃是鼓励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对事物“随取随弃”的社会。因为如果我们的东西用坏即丢弃，不再继续使用而购买更多东西，那么整个社会从表面数字来看，会更趋富裕。金钱所造成的扭曲不仅如此。休闲这项珍贵的商品，必须花钱从事才算数。我曾半开玩笑地指出，德国之所以比英国富裕，是因为德国人喜欢住公寓，而英国人却喜欢自己的家拥有花园。假如你住公寓，每次出门通常不是花钱就是赚钱，但一个人跑到花园观察小黄瓜生长的情形，或除杂草，都不涉及金钱，所以对国家财富毫无助益。爱情是不要钱的，所以必须购买钻石以表现爱情，而这样会使国家更富有。以此类推，不要在家做饭，而要上馆子；不要自己演奏音乐，而要花钱买音乐听。 相对的贫穷，相对的富裕 把全国各公司的财务性交易加总起来，换算成美元，再除以全国人口总数，所得的数字并无法告诉我们一国国民真正的生活安适程度。在寒冷的气候下，花费要比在温暖的气候下高。在英国，晒太阳或赏雪都要花钱；但在意大利，阳光白雪都卖不出去。可怜的意大利人！所得的分配，无论在人与人或组织与人之间都不平均。与英国人相比，日本人把较多的钱放到组织里。高龄化社会比年轻化社会花费较多，但总人数较少。因此，有些国家看起来较富，但人民可能感觉较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使用“购买力平价”来代替正常的市场汇率，以比较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这种方式计算，中国的年产值由每人370美元一跃而为2460美元；印度则从每人275美元，上升到1225美元。“购买力平价”反映出这项事实：在中国和印度，用很少的钱可以做很多的事。中国的城市家庭70%拥有彩色电视，80%拥有洗衣机，370美元显然与这样的事实不符。IMF以这个新的计算基础，把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加在一起，发现发展中国家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由18%上升为34%，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则由73%降为54%。事实上，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所以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全球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而在日本之上。我们计算事物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看事物的方式。 也有人尝试将若干不可见的事物与可见的事物相加。大多数国家都会估算其非正式的“黑色收入”，有些国家甚至将此估算结果纳入其国民收入。1987年，意大利的财富排名突然超越英国，因为当年他们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多加了18%的“黑色经济”产值。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家政工作或志愿工作也计算 产值，但也许不久的将来即会纳入计算。这个提高国家财富的轻松方法对英国会特别有利，因为英国有大批志愿工作者。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原则：没有一套数字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需要两套衡量国家经济良莠的数字，一套记录金钱上的交易，另一套则列出金钱以外的一切生活指标。 计算不可见的事物 这两套数字将包括健康与死亡统计，即婴儿死亡率、死亡年龄、死亡原因等；也会包括教育、就业以及其他工作的统计；还会有关于住宅、环境（如二氧化碳排放）、能源，以及较主观的指标（如人们对其生活品质的看法）等各种详细数字。目前各国大都已做了这类统计。在英国，每年发行一本的《社会趋势》中，就包括了许多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其他国家也各有其类似的出版物。由此可知，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一套新的核算制度，更是一套可供各国年年相互比较的国家统计数字。而联合国的“国际比较项目”正在尝试做这项工作，并且，未来这项计划可能会成为联合国的重点计划之一。 我们搜集到这些统计数字后，应该让它们和金钱上的数字同样获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例如，将其编印成年度报告，送交给国会；或者应该使这些数字成为媒体辩论或讲座的主题；或者拿它们与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对照，以便知道究竟该高兴还是难过。长此以往，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提供现代文明社会一套基准指标，和既有的国民收入数字并用。如果我们计算的内容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希望有个更平衡、更公正的社会，那么这两套数字都是必需的。 填补赤字的方法 改革的第一步，可以先设法使国民收入的数字更真实。目前各国政府都是在逐年“钱进”与“钱出”的所谓“现金流”基础上治理国家，不足的差额部分叫“赤字”。政府无法考虑“投资”与“开支”的差别；虽然同样是支出，但投资也许是为未来省钱，开支却一去不复返。因此，教育本应是投资，却常沦为开支。而在传统现金流基础上，政府可以出售资产，并称其为“收入”，但这项收入只有一次。在同一传统下，政府也可以处理天然资源，这方面的收入也是政府的收入，虽然不是一次收完，但持续不了太久。 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做事的优先顺序发生扭曲。政府没有进行长期思考的动机，不愿牺牲今日的开支，以换取未来的财富积累或其他利益。政府不需要考虑逐渐累积的未来负债，包括因为目前疏于维修公路与铁路所带来的未来成本，以及目前不提存养老金而造成未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负担。假如我们个人保持这种生活态度，便永远不会去购买房产；车子也不做保养，而会把它开到解体为止；我们会尽可能在子女的教育上少花钱，因为缴纳眼前的水、电、天然气等各项费用，总是比未来更为急迫。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通常是把一整笔巨额投资（如购房），通过贷款转化为一笔笔较小的开支。假如我们够聪明，会限定自己借贷来的钱只用于长期投资，而不会把它拿来应付眼前的日常开销。但我们的政府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没有一个企业会愿意像政府这般乱来，因为环境也不容许它们这么做。搞政治的人从来就抗拒以规规矩矩的“企业方式”做事，他们宣称这样会束手束脚，他们必须通过借贷来同时应付经常性赤字与资本性支出，他们不认为有必要以人为方式将两类开支加以区分。 国家资产负债表 不过，有一个国家已经尝试以企业方式治国，并且设法呈现某种适度的平衡状态。1991年，新西兰政府首度提出一份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份报告透露新西兰现有的资产，如国有企业、道路、土地、建筑物、财政储备、投资等的总值，其数额比该国的总负债足足少144亿新西兰元。这里的负债指的是新西兰政府 的海内外借款，以及预支养老金所造成的负债。如果单从技术层面看，这个国家已经可以宣告破产。从实际的角度看，这意味未来的纳税人必须承担前人挥霍浪费所造成的后果。新西兰一方面还会继续公布传统的现金流账目报告，但另一方面，新的“企业式”账目将有助于显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关系。《经济学人》杂志利用这类新数字估算指出，“新西兰股份有限公司”的净值，在过去20年间已下降了120亿新西兰元之多。我们可以说，由于新西兰人不知计算，以致把自己的未来给抵押掉了。假如能计算得更精准些，便可以在更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辩论较长期的优先事项顺序，且能让国家的目标与方向清楚地浮上台面。 企业记分卡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做得比政府好，但值得改进之处仍颇多。例如以下事项通常都不加以计算或不予表达： ●公司的智慧资产（包括其品牌、专利、技术基础）：公司用以扩充这些资产的开支、包括研发、培训、教育的经费；新产品或服务的引进；员工的士气与生产力。 ●顾客：产品与服务的品质；顾客满意度。 ●环境：在环境控制与改善方面的投资与支出；社区工作的支出；对社区的投资。 这些事项不容易计算，而且它们本身也不具有任何意义。唯有当我们比较去年与今年，或比较本公司与竞争对手的公司时，这些数字才变得有用。通过比较可以产生某些基准。然而，假如没有任何其他数字，现金流便成为唯一可作为标准的数字了。但若如此，我们便难以了解企业目前是否维持恰当的平衡状态，企业未来是否可以得到合适的资源，以及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是否彼此平衡。作为一个投资者或顾客，假如我们要针对有关智慧资产下赌注，就需要在传统的金钱数字以外，取得其他参考数据。 威廉·赖利在担任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时曾被问到，东欧各国进行大量污染长期防治时，第一件该做的事是什么，他答道：我认为首先应该将污染排放情况公诸于世，把相关数据刊登在当地报纸上。然后，应该展开一个健康的非官方性质的环保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开始会有一股颇为神奇的动力出现；整个社区将会开始与工厂管理者、工人、政府发生互动关系，共同致力于降低污染程度。这就是信息的力量。 创新比率 IBM公司根据7个参数衡量其各项新产品，包括4项财务指标（收入增长、利润、资产收益率、现金流）和3项新的衡量标准（顾客满意度、质量、员工士气）。在英国，戴维·巴德沃斯博士正在探讨“创新比率”（innovationratio）的概念，他将公司花在创新上的资金（研发、培训、品牌开发）与所创造的附加值建立关联，从而得到所要的比例数字。还有人正在寻找衡量各公司“知识银行”存量的方法。事实上，有一些公司在其账目报告上，早已以“无形资产”为标题。麻烦在于，我们必须阅读那些字体小的像蚂蚁般的附注，才能知道它的意义，而且同一数字对不同的公司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计算方式也不尽相同。例如，对出版业而言，账目上所呈现的，可能是公司所握有的版权数目；对于WPP公司而言，数字可能表示该公司两大广告代理商所握有的品牌数。这些人并未说明他们如何估量各项事物的价值，但至少这是对智慧资产的一种肯定，认定它有价值。 的度量衡测量液体和固体的道理一样，我们也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衡量每一个利益相关者。以环境为例，联合国建议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组织的年度报告都应包含以下项目：组织的环境政策；环境保护经费；环保责任，例如遵守最新法律规章等；其他预期可能产生的环境开支。 以上仅是量化工作的一小部分。由于这些新数字的出现，人们可以测得到底有多少森林被保存下来，但这样一来反而有消耗更多森林之虞。目前，仅在美国一地，环保生意的产值即达600亿美元。问题越严重，这一行生意越蓬勃。据估计，东欧的环保生意中，德国拿下了近40%。假如我们把问题转化为生意，数字就会呈现出来。 消费者需求是另一项成长中的“生意”。有头脑的已经发现，满意度越高的顾客越忠实。这些企业会进行调查，搜集数据，并分析重复购买行为。由于越来越多的组织认识到消费者调查的重要性，它因而越来越普及。 建立审计制度 为了维持某种适度的平衡状态，组织只需要建立一套审计以及监督组织与其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公开制度，但某些细节还应保密。如果把公司对社区事物的参与情况，或者公司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做的投资巨细靡遗地公布出来，对公司就不致构成损害。许多公司发现，如果将本身所从事的公益活动与人才培育活动广为宣传，而不仅是提出报告，将可为公司创造出若干新的竞争优势。某家会计师事务所在广告上说：“加入我们！我们每年至少提供相当于薪水10%的资金，投资于您的成长。”另一家宣称：“我们保证每位员工可以每月从事一天社区公益活动，公司出钱。”假如我们把宣传的成果视为业绩，数字在此又出现了。智慧资产或供应商关系的具体资料，也许有保密的必要，但透露整体比较的核算结果（如创新比率），应不致泄露天机给竞争对手，反而可显示公司对于培养组织长期实力所做投资的程度。这些数字可以公布，也应该公布。把良好的比率数字公诸于世应该是件好事，也许可以打动股东的心。 许多大公司的董事会成立了好几个审计委员会，分别监督其社会政策、伦理、薪酬以及环境问题。有些公司，例如英国的ICI，在年度报告之外，另外单独发表一份环境报告。这无疑是个好的开始。这是对“六角关系契约”的肯定，即正视企业在规划前进路径时可能涉及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以及多种矛盾现象。假如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标准化的基础上公开这些数据，效果会更好。在法国，政府要求公司年度报告上，必须包括对社会影响的审计。我猜想，全部的欧洲国家很快也会有类似的规定。它们虽不喜欢这道手续与这份花费，也不愿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但是通过计算这些“不可见的事物”，它们可以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利益相关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较好的平衡关系。有时候，似乎我们必须在压力之下才做得出聪明事来。比赛场地一旦整理妥当，参赛者也都了解了规则，比赛就可以开始了。 个人记分卡 在我年轻争强好胜的那些日子，总爱问朋友：“你目前赚多少钱？”那个时候，似乎这是比较个人成就的最佳办法。有一位朋友的回答令我顿时傻在那里：“我赚的够了！”我问：“赚的够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计算出自己需要多少钱，并且让自己务必赚到这个数目。”他答道，随后反问：“我为什么要赚的比这个数目更多呢？告诉我，你一年买多少糖？”我说：“我不太清楚。”他说：“但我敢保证，只要你需要糖时，你家里肯定有足够的糖。钱和糖一样，没有囤积的道理。它放久了会坏，不然你就会为了消耗掉它而制作一大堆不必要的蛋糕。” 我当时想，这个人疯了。但是随着年岁增长，我逐渐了解了这位朋友的观点有其道理。他虽从来不曾富有，但如他所说：“需要糖时，家里总有糖。”而且，他看起来总比其他人无忧无虑。可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从人生获得什么。他并没有把金钱当作一个不确定状态的替代品。在一个物质主义当道的时代里，大多数的指标都是金钱数字。表面上，金钱数字越高，分数拿得越高，但就和糖一样，我们接下来必须把它用掉，而结果往往是做了一堆并不需要的蛋糕。在经济衰退期，许多夫妇发现，虽然家庭收入随着家庭人口而增加，但他们却没有能力换购较大的房屋，因为没有人买他们现在住的房屋。其中有对夫妇告诉我：“起初我很受挫，但后来我们认为，在目前住的地方其实一直生活得很快乐；虽然房子小了一点，也不够体面，但其实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好好享受所拥有的一切，而不必庸人自扰。我们所有的已经足够！” 假如你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金钱就没有太多机会当作衡量的标准，它只是我们个人甜甜圈的核心。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很想知道，那些年薪百万英镑或美元的人是怎样花钱的。糖不用会坏掉，金钱不全然是成功的象征。在英国，最快的赚钱方式就是当一个失败的高层管理者，和公司签下3年合约，但不到半年就宣告经营失败，如此便可带着半年的薪水100万英镑卷铺盖走人。随着年岁渐长，我逐渐了解，有些人只要“自己家里有糖”就心满意足，他们并不羡慕别人有千万财富。 寻找新的平衡点 假如金钱不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我们如何将数字加在其他事物之上？这些事物包括在美丽的乡间漫步、艺术表现、家庭的爱、诲人之乐、看着亲友逐渐康复的喜悦、发现新事物时的颤栗、把工作做好后的满足、有益的欢愉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事物的滋味，但要称其为“成功”却有困难。即使我们无法计算他们，也还是需要找出一个方法，把它们列成清单。我们可以从子女身上学习很多东西，特别是在他们过渡到成人阶段之际。我女儿24岁时，我曾问她，整天涉猎这个那个、东奔西跑、四处游历、参加社会活动，她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在干什么？我生气地说：“你什么时候才会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开始对社会有一番实实在在的贡献？”她以同情的眼神看着我说：“有许多人依靠我的安慰与帮助而活，他们把我当作庇护所。我每天都学到新东西，每天都和一些人一起欢笑，我差不多每晚都为一些人做晚餐。我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不认为这样的生活对24岁的人来说有什么不好！” 劳伦斯·沙姆斯在其著作《渴求更多：在贪婪的时代中找寻价值》一书中，针对这个两难困境说道： “拓荒”塑造了美国式的价值观和做事方式：更多钱、更多成功。总会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标，但那些人不再能要求别人也抱持同一观点。如今有一种新的“更多”：对市场体系以外的事物给予更多赞赏；对公平有更多坚持；对目标投以更多关注；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真正的决心。我们敢不敢说，这些新的形式的“更多”，也算是一种“拓荒”呢？ 他接着又指出，衡量更多容易，衡量更好却很困难。 美国的米基·克劳斯和我有同样的忧虑，担心金钱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而导致社会日趋分化。他希望把更多事物从市场体系中抽离，如此一来，我们是贫是富就无关紧要。英国的国民医疗健康体系对穷人与富人并无差别待遇。每次从国外回英国，当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时，我就松了一口气，因为知道从此就有本钱生病了。克劳斯希望从市场体系中拿掉的东西，应该包括国民医疗网、各级学校、公园以及无阶级区分的住宅。除此之外，我认为还要包括公共交通。他梦想未来会出现一个对工友和银行家一视同仁的社会，理由是他们“一样勤奋工作”。这种想法固然不切实际，但他主张把多项事物从金钱经济体系中抽离的观念，尽管会导致税收增加，却颇有值得赞扬之处。 高品质时光 我个人对未来处于人生“第三阶段”的人士寄予厚望。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会有太多机会囤积他们的“糖”。对它们而言，钱够用就可以了。接下来他们要开始寻找一些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满足与成就，各种形式的志愿工作、学习工作、家政工作都可能带给他们丰厚的回报。未来，由于处于这个阶段的人数会很多，因此必会受到关注。他们不会是我们以前心目中的“老人”，他们也不会以上一代的方式“退休”，而且大多数不会是穷困的。他们将会建立一套新的成功模式，以及某些新的数字。他们彼此探询的可能是：今年指导了多少年轻人？完成了几幅画？种了多少花木？阅读甚至写了几本书？为小学生举办了多少次旅游？护送多少病人到医院？捕捉了多少宁静而美好的时刻？有怎样宝贵的炉边谈话？吃了哪些特别的佳肴？写了那些信？拍摄了哪些照片？与哪些朋友恳谈？解决了哪些事端？是否让爱放出光芒？ 试着想像英格兰的6月，光线柔和的傍晚，太阳到9点还没下山，没有风，空气中散发出香味。沿着剑桥的河畔散步，眼前是如茵草地与美得令人目眩的国王学院大教堂。悠扬的合唱声，穿越树梢阵阵飘送而来。有对年轻的美国夫妇驻足片刻，随即踏入教堂。这位太太说：“亲爱的，记住这一刻，要永远记住这一刻，这是高品质的时光。” 假如我们希望人生更平衡且社会更公正，我们需要发现更多“高品质时光”，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到这样的时光，并且让人们可计算出有多少这样的时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对高品质时光大加颂扬，因为时尚是变革的强力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