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盈 何辉东 王晓慧 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无意识的，它们出现的动因，更多是为了使自己免于饥饿。进入第二个十年，对资产的追求成为他们创业的新主题。那些先觉者，由于超前的远见得到了回报，而那些回避或没有思及这一问题的创业者们，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88年12月，24岁的王文京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任上下海，到位于中关村的海淀区工商局领取工商执照。 在企业登记处，办事员问：“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王文京说：“我想办自己的企业。”办事员说：“那你走错门了。”在当时，要注册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不少人为了图方便，顺便挂靠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日后引发的很多产权纠纷，便由此而生。 王文京的“个体”执照 被拒绝后的王文京只好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领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却只能当一个个体户，好像有点屈辱。不过，在王文京看来，自己的企业就应该是自己的。 王文京创办的用友软件公司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十一年后，已经成为国内最大财务软件服务商的用友软件被批准上市，持有用友55.2%股份的王文京身价一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没有像很多同时代的民营企业家受到产权归属问题的困扰，源于十三年前，他领取了一本“身份低贱”的营业执照。 在产权改革上开风气之先的万向集团自然不甘人后。这一次，鲁冠球要求把万向纳入国家规范的股份制试点。1994年1月，万向钱潮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万向集团又完成了民营企业控制的公众公司的产权变革。四年以后，万向对产权作了进一步的明晰，镇政府以股东身份享受分红，而不再上缴20％的管理费，避免了“水涨船高”。这种做法被舆论界称为“花钱买不管”。此举进一步完善了政企分开，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 柳传志的“产权”变通 在联想创办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投入了20万元的打底资金，现在是柳传志偿债的时候了。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20万元，他二十多年后都没有还清。 联想是计算所下的全资国有企业，柳传志尚没有变动资本性质的胆量和方式，不过，在新公司创办的时候，他想到了引进私人投资者。 1988年，柳传志决定去香港办一家贸易公司，新创办的香港联想将代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代理中间商，又是一个利润调节器。柳传志选择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和港商吕谭平两家合作伙伴，选择中技转的公开原因是“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不为人知的是，当时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柳传志的办法一直被很多国有企业悄悄尝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对母公司的产权改造。 1994年，经过一年多的磋商，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划分，确定按照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管理层和员工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占有其余的35%股权，并按比例进行分红。员工持股会35%的股权，在当时还只是分红权。兑换成实实在在的股权，是七年之后的事了。 “红帽子”的尴尬进退 王文京、鲁冠球和柳传志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在1997年之前，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乡镇企业。正像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在三十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直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有资本这个大箩筐里。与此同时，却又侥幸地希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
乡镇企业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着，但时不时地会遭遇倒春寒。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为了继续得到政策支持，这些乡镇企业通常都会挂在乡集体下面，“公皮私骨”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 虽然“红帽子”在后来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紧箍咒，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初期萌生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政府保护。很多人的记忆可能已经淡没，1989年后的三年，是中国民营经济不愿回首的岁月。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引发了私营老板的极大恐慌。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甚至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出逃的小高潮。 为了避免遭受冲击，一些人主动把工厂交给了集体。1989年，山东临沂沈泉庄白瓷厂私营业主王廷江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在捐献资产的两个月后，王廷江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后来，他被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写进了中学政治课本。 与王廷江迫于形势把企业交公不同，蒋锡培把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的前身）送给乡集体，倒是有几分情愿。蒋锡培1990年创办远东集团，当年销售额就做到了462万元，第二年飙升到1800万元，产能不足迅速成为远东发展的瓶颈。 蒋锡培在资金告急寻求银行贷款未果后，果断地找到了范道乡党委，要把一手打造的民营电工塑料厂拱手转交给乡镇府，远东光荣地戴上了“红帽子”。接下来，贷款、扩厂、纳才等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水到渠成迅速解决。之后的十多年里，这个精明的江苏商人数次上演远东集团产权变革的精妙之举。 很有意思的是，乡镇企业争戴“红帽子”以退为进，当这些企业已经足够强大时，它们又纷纷转型成私营化的公司。政府原先冀望的共同富裕、乡镇企业承担农村经济发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空前好转，私营企业主又忙不迭地要摘掉红顶子。但他们突然发现，紧箍咒一经戴上却很难取下。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们绞尽脑汁地思考着把企业从“红帽子”里请出来的办法。有些企业主，还为此失去了一手创办起来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