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力作：美国怎么了》
但另一方面，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势不可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含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