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宽容和历史的智慧、以不了了之的方法逐步淡化“原罪”问题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冯仑
万通从一创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日）确定为“反省日”，以求自警自醒、不断进步。记得1996年在海南开“反省会”时，我们就检讨自己，为什么从1991年开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报表却总也拨不正？反思之后发现其实从根上就错了。于是我想到原罪、第一宗罪，最早的病变基因是在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讨论时援引宗教说法，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但是到2002年学者开始讨论的时候，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是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就把“原罪”放大了，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和我经历的民营企业最初的煎熬不是一回事。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 大概在1995年到1996年的时候，万通的母公司海南万通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而正是这个危机，触发了我们在“反省日”的讨论和自我检查，从而有了“原罪”的认识，并且找到了根治原罪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我们当时的危机，主要集中在财务和内部组织以及公司与外部环境的矛盾方面。我们当时扩张得非常快，主要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式，投资了武汉国投，有三个信用社。另外还投资了华诚财务公司、天安保险、陕西证券，还有民生银行。一时间，我们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我们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在扩张过程中，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率短期拆借来的，那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投资肯定是亏的；越投，口袋里的钱越紧，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构去高息拆借，结果雪上加霜，饮鸩止渴，公司不堪重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一财务危机，实际上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有多大能力，我们应当怎样获得投资和扩张的健康的能力，而不是抽疯式的变态的能力。这一刹那，我们明白了决不能用借来的高利贷投资，救治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先卖东西还债，压缩公司成本，甩掉包袱，然后再增资扩股，引进不需要还的资本金。于是我们就开始大踏步地往后撤，退了又退，直到卖无可卖、退无可退……总之这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后来德隆的财务危机。我们当时把危机归结为“短债长投”。 1996年之后，资产负债还在继续压缩和变卖过程中，但组织切割已经完成（易小迪－广西、王启富－深圳，潘石屹创办新公司），这时，我和功权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公司怎么样往下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又去了一趟美国，跟功权在美国又反复商量了一下，最后我们决定收缩：把所有的业务集中，费用压缩，人员压缩；国内业务只做房地产，美国万通只做创业投资。做了这一决定以后，到了9月13日，是万通的“反省日”，我们照例集中闭门反省、认真思过。这年的反省是在海南做的，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很疑惑万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财务上出现那么大的漏洞，欠那么多钱（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欠的钱有六七个亿）。合伙人分开之后，资产状况更加糟糕，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几个人不能够继续合作走下去呢？经过认真分析讨论，结果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并不是说1995年和1996年才出现的，我们的确背负着与生俱来的悖论和困境。最初的时候一些事情的安排、一些制度、一些做事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和缺陷。有一部分欠缺是自己的，还有一部分是体制环境造成的。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称作“原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来检讨自己所谓的原罪问题。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悖论是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得到。我们的起点要惨得多，两手空空，家里都没钱，没能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惟一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自有资本金从一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一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暴利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息（我们当时借钱利息都在25%以上），还能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加上男性的心理驱使，环境的不确定，造成赌得赢的概率不大，所以越赌越大。这就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冒险性大的原因。顺着这个逻辑走到极端的是德隆。我们还有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中间认输，不赌了。1997年万通反省，意识到原罪问题以后就开始整合资产。当时控制的资产规模是70亿，但我们认输了，开始卖东西还钱，剩多少是多少。把所有和北京没关系的、跟房地产没关系的项目都砍掉，合伙人之间的变化也是“缩”的一部分，最后资产缩到16亿。终于让疯狂奔跑的车停了下来。 我和德隆的唐万新讨论过，德隆倒下之前也控制一大堆金融，但他停不下来，在恶赌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披露出他们当时资产规模600亿。我们在7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德隆按照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原罪）——暴利逻辑继续赌……进入恶性循环。
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 关于圈钱、暴利这些做法，实际上包括一起卷进走私、房地产、股票的旋涡的地方民营企业，像福建那个赖昌星、新疆的德隆、北京的牟其中等。那么关于为什么明知不可为、甚至已明显感觉到危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还会铤而走险、不断去赌呢？就近观察，我还发现一些很有趣的心理过程，其中也包括一些纯属男人的人性的张扬过程。因为实际上在乱的时候人往往很兴奋，那时候，许多民营企业更具有江湖时期的一些特点。 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实际上有一种逃出原有的体制特别的自由和欢乐。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是自我的英雄形态，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一个成就感。同时，对于一个企业（公司）也有一个相当于行帮一样的认同感。 男人做生意的过程中最感满足的是征服欲，除了征服女人（最大的乐趣还不在女人），就是征服外面的世界。1994年初，万通在西安要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要了两碗面，心想：吃完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孩儿拿张支票一交，那一片人的命运就改变了。而这个地方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小潘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我们要收购北影厂时，从厂门口经过时心想：这么牛B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办了。虽然最终没收成，但我们那段时间去北影厂，听坐了一屋子的老老少少开会向我们汇报，很有感觉。 东奔西突的感觉男人很享受。半夜急行军前呼后拥，感觉最好。 一月份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侠的意境是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我们在戈壁滩上，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冒起向天散漫。我突然感觉到金庸小说中的侠，好享受。侠一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一切凭心性。（心到人到）侠想杀一人，想救一人，全凭心性。侠一定是“胡作非为”的。 我们那时走13个城市，走哪儿都不带钱，到哪儿都是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2000年前后，德隆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编了很多故事，即所谓产业整合。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相当于**嫖娼，突然扫黄了，还没付钱，两个人因为害怕抱得很紧，以为是爱情了。结果警察一走，别人一揭发，将两人分开审讯，一交待，还是嫖娼。 对男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主动做的决定，不是被动的。我们概括自己是短贷长投，无独有偶，德隆后来把这叫作短融长投。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顺序差了这么一个自觉革命的坎儿。 非常感谢的是前年去世的王鲁光，他告诉我要“守正出奇”，现在办公室墙上还挂着这几个字。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这四个字提醒我不要老是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说奇正之术交相为用，一个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胜。 了犹未了与不了了之 大约从1999年以后陆陆续续有人开始谈原罪的问题。一些言论最先是从民间和学术界发出的。之所以有人喋喋不休，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迅速成长，财富迅速膨胀，一些在社会发展当中相对失落的、和没有在变革当中找到位置的人，以及弱势群体，对于财富的正当性提出了意见。 学术界的争论，最终不可避免地反应到政府和政治层面。2003年孙大午事件后，河北政府出了一个文件，明确说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要给予赦免，但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执行，因为赦免不赦免不是政府文件的事，它牵扯到很多法律，包括《刑法》、《合同法》等等。到去年，关于原罪的问题，不断又有人掀起争论的声浪，这实际上牵扯到对改革开放的评价。 这一争论到去年末达到了白热化。2006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民营经济的诞生，非但没有原罪，而且应该早生十年、二十年，现在要来清算“原罪”和“第一桶金”，就等于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绩的否定。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面说，政府不主动扩大“原罪”的争论。所以目前原罪问题就不讨论了，这个事情目前就变成了不了了之。 暂时是不了了之。但总体来看，或者从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来看，随着每一个阶段的不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虽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但随着财富积累的进度越来越快，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习惯，包括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里头的一些沿袭下来的一些说法，都会不断挑起对原罪问题的讨论，和对原罪的再追究。所以在中国，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始终潜伏着一些威胁。 那么，究竟什么是求生之道和解决之道呢？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是企业自己要坚持我们曾经提过的四化，使你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同时让公司在一个专业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能力，再一个是培养一个好的团队，然后认真地经营企业，坚持在本土市场成为强者。我坚信，只要按照这“四化”走，“原罪”的绳结就可以解开。 另一方面，我觉得从政府方面来看，实际上不了了之的方法是最明智的一个方法。所有的所谓原罪，如果是原始积累那一段，特别是在《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很多法律出来以前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到现在法律上追诉期都过了，当时就算是有罪……现在你不吱声他也就过去了。所以最好不了了之，因为不了了之就是依法办事呵！另外，凡是追诉期没有过的，那么今天有什么法，谁撞到哪个了，那就逮谁，也不用赦免，就当“现罪”而不是“原罪”去惩办好了。 历史的天空 面对“原罪”的纷扰，实际上需要一种历史的大智慧，从一个更长远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比如，把改革开放的历史放到100年的背景下来看，我们现在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的一个变革，就是要把经济运行模式从单一的公有、国有，转化为私有、民营为主的市场经济。 我们经过28年，靠一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已逐渐建立了以私人财产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第一代人叫原始积累，第二代人资本积累，以后就完善了。所以我们要有历史的大智慧，那就是宽容，这实际上不是宽容某些民营资本，实际上是宽容我们自己历史上犯过的错误，也宽容政府过去管理经济的错误政策与僵化的体制。因为只有允许民营资本在中间经过了五到十年的这种原始积累，我们自己才能够稳定地过渡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如果连这个智慧都没有，我们就等于把社会进步的路子堵住了。 所以，我觉得用宽容和历史的智慧、以不了了之的方法逐步淡化“原罪”问题是最明智的选择。今天人们可以看到，凡是新创办的企业已经没有这些所谓“原罪”问题了。现在所有新办的企业都得有资本金，而且你违反什么法律，就有人起诉你，依法治企，现罪现办。所以如果今天还继续谈原罪问题，实际上是在谈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如果“原罪”今天还是个现实性问题，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很麻烦了，天天都吵架，永远不是斗地主就是铲农民，斗来斗去，越斗越穷。如果是历史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用时间来解决历史上的问题。就像万通，万通的原罪问题也就是靠时间和历史的智慧解决的。到今天为止，我们已把所有的历史欠账还掉了，跟别人的法律纠纷也没有了，资本壮大了，公司业务也正常了。解决了历史上的“原罪”，就变成一个正常企业了，这个时间花了多少年呢？我们花了十五年，用十五年把公司愣给做正了，自然也就没有那个“原罪”了。 总之，我觉得面对民营企业的早期历史，需要我们用大智慧来化解历史矛盾，千万不要立足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评说是非。今天，民营企业的原罪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既有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旧话题，我希望它成为一个过时的话题，而不再是个新的是非。 （节选自冯仑即将出版的新书《野蛮生长》，本刊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