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力作：美国怎么了》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须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旧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之外）。而且农村反抗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人民党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毒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托马斯·沃森（Tom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总得到这样的教导--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履，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一套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一条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
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同时压在南方两个种族身上的重负，将使两个种族都在努力挣脱。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