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当红女“公知”刘瑜与男作家慕容雪村对谈“公知污名化”，又激起了网友争论。他们跟之前吴祚来、张铁志的“反击”差不多，无非是把“公知污名化”归罪于阴谋论、专家跨界、民众价值虚无。应该说，这些反击都有一定道理，不排除有意识形态对手泼脏水，但怎么解释同道李承鹏等人也多次调侃“公知”呢？而要说发言跨界，以前也有啊，为什么现在才成为“问题”呢？ 既然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新”又在哪里？笔者认为，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切入或许更靠谱。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西方知识分子近代以来的地位变动。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使农业社会的价值体系崩溃，爵位、土地贬值，知识、资本升值。经济与战略领域中“技术－科学结构”的扩张更给予专门知识分子以真正的重要性。社会大众越来越尊重专业发言，那种以“价值携带者”口吻讨论一切社会事务的“代言式知识分子”越来越惹人反感了。而到了20世纪中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工业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权威、机器贬值，创新、信息升值。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使知识更新加快，知识传播的数量大增、成本大减，知识的价值大减；还使大部分知识的表现形式更通俗化、公开化，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专门的训练、特别的环境（大学）。既然知识与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在贬值，那么，按照工业社会分工，以知识的占有、传播和出售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自然要贬值。
回看中国知识分子近来的地位变动，我们得承认，士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四民之首，进入现代以后，知识分子尽管开始边缘化，甚至一度出现了毛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曲折，但整体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价值携带者，在中国社会是很受尊崇的。但这一尊崇地位，随着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而发生改变：一部分开始拥抱世俗主义，与权钱结合，成为幕僚或买办知识分子；一部分则感于上世纪80年代学术空疏，移植西方的“技术－科学结构”，成为专家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则坚持“价值携带者”身份，愤慨于犬儒，在市场化媒体上议论公共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由于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有人担当批判者角色以矫正公权力的胡来，这第三类知识分子也就获得了民众的青睐。 应该说，“中国社会需要批判者”这一需求至今未变，可“公知”为什么在短短十来年内就由褒义词变成贬义词呢？这是因为“公知”的生产机制已经变了。2000年到2010年间，是中国都市报、杂志、电视台等1．0媒体的天下。这些媒体是“编辑记者审查制”，找什么人写专栏或者采访什么人，是编辑记者根据读者喜好和采编利益进行选择。信息出售可不比菜市场买菜，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属于“检验品”；而信息则只有消费后才知道“产品”质量如何，因此必须是个“信用品”，这也就需要知识分子的名誉作保证。有时候，即便“公知”的观点有错，但1．0媒体出于合作利益考虑，总是倾向于保护名人，“公知”的话语权明显大于批评者，所以，读者基本上很难通过批评这一手段对“信息伪劣产品”进行监督，促使其改进。可到了2010年左右，微博等2．0媒体的兴起撕破了“公知”的保护网。当公知们在微博发言出现错误时，读者既可以通过@ 他获得“商榷他”、“教训他”的快感，又可以拉平自己在1．0媒体时代与“公知”的话语权等级，何乐而不为呢？在这种动力下，某些喜欢跨界“跑火车”的“公知”自然成了网友的调侃对象。而且，因为有了媒体2．0平台，非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比如普通大学生、白领）可以不经过传统媒体的势利审查就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来，这种即时、贴切的专业表达，将通过网络自由转发达到局部均衡，代替“公知”的“代言”价值。 所以，“公知污名化”虽然存在网友对“公知”“代言”地位怨恨的成分，但更多的恐怕是“公知”在新媒体时代“代言”价值贬值的结果。而“公知”的“反击”呢？则既有对毛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悲情联想，也有“汲汲于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尊崇感受，而不愿意正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中的贬值”的傲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