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章建锋 周建和坐在椅子里，操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语音含混然而表述飞快，对于出自其口的某些词或句，稍不留意的人是很难弄懂的——10月下旬的一天，周氏在北京东三环的隆博广场夜宴宾朋，并特别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这位2004年在《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榜”上名列第37位的中国商业大亨，向以不事张扬和少言寡语的作派遁迹舆论界。但是这一次，他显然再也无法拒绝说话。 在距北京1463公里以外的上海市松江区，这位富豪眼下正陷身于一桩因土地利益纠葛所导致的错踪复杂的诉讼之中。松江政府不仅收回了由他投资承建的一个交通枢纽项目，而且无偿没收了他先期缴付的2800万元土地出让保证金。来自上海方面的最新消息显示，这个项目有可能很快被强制拍卖，目前只是一个时间选择问题。 周建和试图阻止这最坏的结果发生。过去半年时间里，他动用了几乎所有可以动用的关系。在他的领导下，惯常低调处事的庄胜集团与中国媒体达成了空前紧密的互动关系，此事得以沸沸扬扬地传达给社会。 但是，结果并不如人意。今年7月之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对该宗项目进行了第二轮价格评估。最新的估价报告已于日前出炉，并由法院转达给了周。前一轮评估是在2005年由项目控制方上海庄城公司委托进行的。 “我们没有应对办法。”身为香港上市公司庄胜集团主席的周建和说，“但是，这起事件里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是非曲直一定要有一个说法。” 土地漩涡 在松江新城嘉松公路东侧的新挖泥地里，屹立着松江轨道交通九号线大学城站的两层新站楼，一条尚未通车的高架轻轨自南向北横贯而过。站楼背面，一块总面积达260亩的土地已经沉睡三年之久。杂草疯长的围墙内，几架吊臂远近不一地站立着，默然无声，与那一片植满钢筋丛林又因某种外力而戛然终止了施工进度的工地相互守望。 五年前，上海市松江招商团赴香港招商，其中的一支队伍——松江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带着“客运中心”项目找到了周氏，双方就引资合作建设这一项目进行商洽。这本是一个市政项目，无利可图。但松江政府提出，当周氏的庄胜集团投资兴建该项目的时候，政府将安排1200亩住宅用地供其开发，以此收益作为补偿。 最终达成的合作意向，是由松江政府主导，庄胜集团的两个子公司（北京庄胜和香港建采）与上海城通轨道交通建设公司及另一小股东林敏共同出资，在松江注册成立中外合资的上海庄城置业公司，大股东庄胜持有庄城公司合计85.85%的股权。 大股东嗣后与另一持有庄城公司4.15%股权的股东城通公司签署了土地转让协议，以每亩38万元的价格自城通公司手中获转松江客运中心等一应建设用地。城通轨道建设公司是交通枢纽及补偿住宅用地所有者及区政府下属企业。庄城由此得到了一个客运中心和三块不同区位的住宅建设用地。 “当时的土地市场转让价格是25万元，他卖给我是38万，土地差价是高的。”周氏坚信，这个差价必定是被某些人给“吃”掉了。但当时他并未拒绝这单吃亏生意。 在整个土地协议出让时期，根据某种自上而下的普遍惯例和规定，这桩交易必须获得更高一级土地主管部门的确认，并由其下达审批意见才能通过。从松江区到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中间有繁琐的程序要走。 松江政府在2003年就此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商讨对策，现任副区长的陈猛提议，为突破土地审批权限，交通枢纽及住宅用地可先以市政公建配套和绿化配套用地向市房地局申报，然后通过补地价转为建设用地，一次批租，分期供地，边开工，边办理土地报批手续。 只是数月后，情势急转直下。根据庄胜一方的描述，协议转让之后土地大幅升值，这使各方面的人都有些坐不住，谁都想争抢这只蛋糕。而要将这只蛋糕抢到手，惟一的也是最关键的工作就是把大股东赶出局，重组项目公司。 在庄胜看来，最初引进庄胜的松江区主管城建的前任副区长陈国邦是这场抢夺土地的获益人之一。资料表明，这位现于有关企业担任要职的前官员在离任之前，难以从一桩关联交易当中摆脱嫌疑。陈氏之子陈驰控制的一家名为“永懋置业”的地产公司得到了221亩之多的一块建设用地，而该地块是由庄城股东之一的城通公司总经理王晓群出面通过置换，由庄城公司手里拿得。 最初，一家名为“新华房地产”的公司与庄城达成这笔置换交易，商定以松江祥和南路的一块同等面积的土地，与庄城置换在嘉松南路的一块土地。但庄胜方面发现，新华房地产公司是一个早已被注销、不存在的公司，而与庄城置换的那块土地，在松江新城的规划图上也根本就不存在。 早前被置换出去的嘉松南路地块，如今已建成一座住宅小区，小区的开发商并非新华公司，而是“永懋置业”。谁也说不清楚内中出于怎样的巧合。 关于这块土地的流失，周建和说，庄城公司主持全面事务的董事总经理曾与他打过招呼，称陈国邦副区长即将卸任，无意外调从政，有意下海经商，想从庄城公司拿走一块地。而办理这件事情并非直接找到身为董事长的他，而只找了“他们几个人”（指庄胜公司总经理沈伟得等人），“完事以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一起吃了个饭，把事给办了。” 是年底，中央政府进一步清理和整顿违规土地问题，招拍挂制度全面推行。作为政府确认的“历史遗留项目”客运中心的开发者（庄城公司是承建者），城通公司在松江政府的安排下与庄城公司就土地供应签署了变更协议，原定的每亩38万元出让金提高到每亩51万元，供地方式亦由协议转让改作招投标方式。资料载明，城通公司承诺将住宅用地分三次按招投标程序出让给上海庄城，土地中标价每亩超过51万元的以上部分可由城通公司承担。 但是，这种“指定”性土地交易没有顺利推行。注册资本金仅有1200万美元的庄城，无力担付高达5亿之巨的成交金额，须按照商业惯例由各方股东按股权构成比例等比增资。 资料载明，城通等小股东反对这样做，要求庄胜单方面向庄城提供一笔约1.8亿的股东贷款，用于支付招投标押金和首期地价款，庄胜必须在期限内保证款项如数到位。如不能履行该项义务，则应退出合资公司，否则，城通公司将不履行前述达成的交易承诺。 “他们一再强调，我是项目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所以要多出一点儿钱，他们沾我一点儿光。我能不答应吗？再说，城通是代表政府的。”周建和说，“如果没有钱，违约的必是庄城公司。我作为最大的股东和受益人，只能妥协。” 在预先将4100万划入土地局账户之后，庄胜另向北京首创集团拆借了1亿多资金。当周氏带着这1亿多元的汇票前往上海要求履行相关手续时，新问题又出现了。 “我要求把董事会决议给我看，说找不到人；我要求把签署的贷款协议给我看，也说没有。”之后，庄胜将这笔钱调回北京。这一举动，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矛盾。 分化瓦解 出局——这是庄城股东城通和林敏等人一致敦促庄胜必须也是惟一可走的路，但立刻遭到庄胜一口回绝。根据早前董事会决议，城通公司等股东向上海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首次仲裁结论不支持城通等小股东的诉求。仲裁结论面世，城通公司和相关小股东将他们原先达成的董事会决议呈请松江政府批复，松江政府此后对这份只是涉及企业内部股东方之间利益调整的董事会决议批复道——“原则同意”。嗣后，这份批复被松江政府办公室同时抄送给了十二个相关的政府职能机构，也被庄城小股东们再次递交给仲裁委。 仲裁委曾召集相关当事人座谈调解。副区长陈猛、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庄城公司监事长陆宝金以及城通公司的王晓群和庄胜方面进行了会面。陈猛即席知会庄胜方，客运中心项目已经没有可能进行下去。
这位官员进一步摊牌说，当初批建这个项目是没有手续的。他挑明，松江没有手续的项目很多，在宏观调控的波澜之下，已全部（上）报了，惟有客运中心项目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如此之大的项目体量区级政府无权审批。 他继而强调，松江区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于庄胜的投入要协商一个退还的办法，“我们会考虑在退钱以外给予适当补偿。” 该次会议上，周给定可以“出局”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如果仲裁结论裁定庄胜大股东理屈，则庄胜退出，连补偿都可以不要；二，假使有任何第三方有意购持庄胜在庄城公司持有的股权，如果作价令人满意，庄胜亦会考虑撤出；三，倘若法律确认松江客运中心项目用地非法，不能继续运作，庄胜也愿意退出。 但这三条迄今都不具备，大股东庄胜因此与相关当事人一直对峙至今。在这期间，庄胜还遭遇了一次致命的“釜底抽薪”事件：受庄胜大股东委托而全权执掌庄城公司事务的董事总经理沈伟得临阵摇摆，最终踢开大股东，投入他人怀抱。 沈氏原系周建和的心腹干将。20年前二人于香港结识之时，沈氏尚在做代理电子产品的销售生意，在朋友圈里颇有一点交情，但是没有建立生意上的合作关系。数年之后，周氏在北京做事业，自港返沪的沈氏找上门，就对在上海“搞一个项目”是否感兴趣的提议探询周建和，获周氏认可，沈继之提出加入周氏的事业，“我就把他给收编了”。 在上海，庄胜公司的第一个意向性项目是南外滩的拆迁改造。但是拆迁难度较大，与当地居民不好打交道，最后没有运作起来。此后，经沈牵线，找到了松江客运中心工程。合资公司成立后，通过董事会决议，沈伟得被任命为庄城公司总经理，大小事务一应委之，周氏则身处北京与香港两地，名曰“遥控”。 而今天，在周眼里，沈已成为一个背叛者。庄胜称，自2003年始，在小股东城通和沈伟得的组合下，庄城公司先后丧失了两块配套给客运中心投资方的住宅用地。在履行招拍挂协议的最初，掌握土地并有政府背景的城通公司委托庄胜替庄城公司代投标，“按计划”庄胜中第一标，为庄城投得一块388亩的土地。此后，因为庄胜与城通等小股东发生股东贷款的纠葛，城通决定改由上海三湘集团代投第二标。 是时，上海庄城向三湘集团提供了2260万元保证金作为投标押金，双方没有履行代投标协议。此后，三湘投得第二标（一幅323亩的住宅用地）。与此同时，松江区国土局又以逾期7天未付清土地出让金和前期开发费用为由，将庄胜早前投得的那块土地也转给了三湘集团，并没收了庄胜2800万保证金。城通公司掌握的两块原本是配套给客运中心投资方的住宅用地，全部落入三湘集团之手（中标价分别为每亩139万和126万元，但实际成交价为每亩70万）。 如今，三湘代投得的位于客运中心对面的第一标地块已经动工建设三湘四季花城，第二标地块已经被确认落入了一家名为城乾房地产公司的名下。据庄胜方面称，这家公司的股东分别由庄城公司两位小股东的太太组成，其中一位就是沈伟得的太太。 2004年，庄胜召开董事会，形成罢免沈伟得总经理职衔的决议案，改组董事会并重新任命了总经理。该次决议没有得到与会的王晓群和陆宝金等人的签字确认，只有大股东周氏以及后来由庄胜安排进入庄城董事会的两名董事一共三人签了字。 罢免没有奏效。一位已离开庄城的原新晋董事对本刊记者说，他被委派过去的职责除了吃吃饭、睡睡觉，无事可干。而庄城公司的公章和一应材料均握于沈伟得一手，连周建和本人的名章也在此列。沈不肯与新任命的总经理交接，即使被罢免职务，仍以总经理的名义主持公司内外事务。这起决议也没有能够在官方机构得到变更确认。庄城公司自此完全失控。 紧随其后，客运中心承建方浙江中达公司向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了对庄城公司的诉讼，要求庄城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和工程款，以及相应利息。经过审价，这笔款项计为2.7亿元。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停止建设，项目自此烂尾。一审法院支持了该项诉讼。 庄胜申请法院驳回建设公司的控告，并认为，这起官司是一个阴谋，系沈伟得等松江一干人的蓄意串谋。此后，庄胜聘请的上海律师忽然也临阵倒戈，周建和不得不改聘北京的律师。 后续动作 今年夏天，周建和决定将这起历时五年之久的事件抖出来“晒晒太阳”。当上海的两审法院作出较为一致的裁决之后，周氏又迅速采取一些措施，先后向全国人大、有关政府机构以及官员个人写信反映问题，并且通过最高检察院对上海法院业已作出的判决进行抗诉。 据悉，检察官已经深入松江了解这起案件的情况，并与上海相关司法机关方面勘询。今年9月，最高检察院已经发出立案通知书，如果没有意外，这起案件可能会被重新审理。但是结果如何，尚不为人知。 庄胜同时还致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请求特别过问此事。8月末，习近平曾经率队到松江新城进行过一次例行性工作调研，据会间人士透露，习近平在会上就该事件有所指示，要求有关方面“妥善处理”。 松江方面也不是没有动作。9月19日，松江政府的有关官员动身前往北京，约见几位媒体负责人，并有宴聚。据知情人称，席间松江方面知会媒体，要求不要再对此事给予注意，“到此为止”。 声称受松江政府的委托，庄城公司的小股东城通总经理王晓群亦赴北京登门拜会周建和，就“妥善处理”此事进行沟通。据知情人士介绍，王晓群表示，之前没有做好工作，伤了感情，项目弄得非常糟糕，没法交代，希望能尽快妥善解决，并问周建和是否有解决方案。 周建和提议，即使当初的补偿性住宅用地没有了，他也不介意，还是可以继续建设客运中心，前提是松江方面要把项目理顺，施工单位由庄胜出钱解决。项目庄胜照建，建好后，松江方面再从庄胜那里按市价购买。 “他好像有诚意，但是他做不了这个主。”周说，当时王晓群表示，回松江后可以马上安排区长和周见面商讨。但是，回去后到现在，“再也没有接到过他的一个电话。” 庄胜方面对于松江是否怀有诚意妥善处理此事拿捏不准，因为就在商谈的时候，松江又在推动法院对已建的烂尾工程进行价格评估，而评估就是为拍卖做准备。 本刊记者近期得到了这份评估报告，报告给出评估的拍卖底价是515313746元。报告是在以“假设该宗项目为国有”的前提下做出的。松江土地主管部门及相关街道出具书面承诺，欢迎有关部门对此宗项目进行强制拍卖，并说，如果拍卖出去，他们会为这块土地办理一应的权属变更手续，使之成为国有建设用地。 “263亩农用地变成国有用地，按照中央政府的土地法规，松江区有这个权力和能耐吗？”周建和反问一句，旋即又自答：“不。这个权力在国务院，在国土部。” 这位商人强调，他已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只要他一天不出局，一直呆在松江这个漩涡当中，很多人就一天都不得安宁。至少，数以十亿计的土地差价流向值得追究。只要他在，相关当事人就说不清楚。因此，他们一定要将他清理出局，才可以抹平此事。也因此，他一定必须坚持到最后。 法院已经就评估报告召开了一次当事人听证会。在周看来，这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如果工程被拍卖掉，那就意味着他将前功尽弃，很多不为人知的利益流向将被销注或者掩盖。但是，他又不能绕开正常的法律渠道通过别的非正当手段来解决此事，因此，即使被拍卖，他说还是会按照正常程序走下去。 “我一个企业，如果在全国各地都遇上这种情况，那还有立足之地吗？”这位富豪摊开双手说道。 松江方面一直没有正面评述此事。两个月之前，在松江，政府以及相关当事人没有对本刊记者的约访报以积极回应，多半对此事拒绝置评。王晓群不愿意与记者见面，他说，自己眼下与庄胜还是合作伙伴，其间的事情不方便奉告无关方。他对记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但是不会接受媒体询问。 曾经赴港招商的庄城公司监事长陆宝金，则否认他以前是招商成员之一，说他与此事无关，是个局外人。 公务繁忙的副区长陈猛同样没有时间与记者见面，但他反复强调，他们（庄胜）并没有出局，至于个中纠葛，无论怎么闹，最后还是要好好谈谈。他说，此事正在协调。 在前庄城公司的职员眼里，周氏在上海的节节溃败并不是没有自身的原因。“他是一错再错。”一位老职员对本刊记者说，周氏首先就不应该和城通等政府企业实体进行合资，非官非商最难合作。此外，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忽略对于土地权属的核证，以致到现在忽然发现客运中心的土地仍属集体所有。 更为致命的是，他做了“甩手掌柜”，将整个公司悉数委托沈伟得管理。在沈氏倒向对立方后，周氏的处事手法又显得稚嫩，未能取得一应核心材料就急于通过董事会提出罢免案，罢免之后又不公开登报声明，以致坐失良机。 庄城公司的职员显然也是此宗事件的受害者。据这位职员称，在沈伟得主事的时代，他们经常无端被克扣，如今沈氏席卷一空拂袖而去，职员们薪金未发自行解散。周氏在上海又缺乏凝聚力，从北京跑到上海以董事长的名义召集会议，只提罢免沈，并号召大家团结在他周围，只字不提薪水之事，又何来团结？ “我们公司的几个人曾想帮他从沈那里弄回一些账目，如果当初罢免沈伟得，周说工资改由庄胜发放，一切就都好办了。”这位人士说，“我们很现实，谁发工资就团结在谁周围，这是切身利益。” 如今的周建和，对于整起事件的解决似乎仍然心存侥幸。而他寄予希望的则是，只要中央政府在上海的土地反腐败决心加大，力度也加大，松江事件迟早会被推向台前；此外，政府官员之间在仕途上也难免相互龃龉、掣肘和倾轧，吞没了数以亿计的土地差价，个中官员屁股便再也干净不了，一旦同僚发难，此事即刻便会抖出，经不起一番前究往溯。 庄胜方面由此不无乐观地说：“他们比我们更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