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针对房地产泡沫采取了行动，次贷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硬着陆”？
撰稿·张静（记者）
美联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惯例，如果ＦＯＭ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想被主席点名讲话，他就要向代理秘书使眼色示意。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４日早上，劳伦斯·林赛使了一下眼色。“我想到一句赌徒的咒语：‘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赢，那就让我们继续赌下去吧。’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好运气已经在金融市场上用尽了。” 时值次贷危机爆发一周年，林赛的预言似乎同样适用于被迫“走下神坛”的格林斯潘本人。不仅在于美联储在次贷前所面对的政策议题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段有惊人的相似，更重要的是这位辅佐了四任美国总统的老人，运用其对经济波动非凡的“占卜力”，通过炉火纯青的利率手段未雨绸缪，成功熨平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还是美联储主席。”但是次贷危机却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联储主席”的光环无情粉碎。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用“斯人已去，遗害犹在”为其“盖棺定论”。 似曾相识 格林斯潘应该为次贷危机负责吗？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资深货币经济学家安娜·施瓦茨看来，答案不言而喻。她认为格林斯潘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之间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２００１年９月起，美联储连续１１次降息，创下了１９８１年以来“最为猛烈的降息轮回”。直到２００３年６月，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近５０年来的最低点１％，并一直维持在历史低位近一年时间，直至２００４年６月再次升息。 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８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前６年创造的就业机会有三分之二以上与房地产业有关，受益于建筑业的复兴和住房抵押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刺激。 斯蒂格利茨公开指责道：“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并没有极大地刺激投资，而是促使美国家庭更多地贷款买房和负债消费。由于低利率促进了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美国人对自己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一直不在意。为了让更多人借到更多的钱，美国还不断放宽放贷标准，次级贷款发放额不断上升，一些新的信贷品种允许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还出现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贷款品种。” “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逗留太久，这会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得不应对另一次投机过剩……也会迫使委员会在开始收紧政策后，不得不急速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ＦＯＭＣ前理事劳伦斯·梅耶在《联储岁月》一书中，发表了极富预见性的论断。 众所周知，正是美联储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７次加息将利率从１％推高至５．２５％，直接引爆了次贷危机。 格林斯潘拥有异常敏锐的市场嗅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经济盛宴”崩溃前三年，他就创造出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一词。而早在２００２年，格林斯潘已经从历史数据中发现抵押贷款相对于居民收入来说的确太高了，面临“美联储催生了房市泡沫”的指责。他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接受ＣＢＳ电视台访谈时也承认，他在任期间发现了次级债市场存在的问题，那些选择非浮动利率贷款的借款人很有可能因为利率上调而面临还贷困难。 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针对房地产泡沫采取了行动，次贷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硬着陆”？ 从１９９６年到１９９９年年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们坐视股市泡沫膨胀于不顾。后来梅耶遇到前同事曾开玩笑：“我实在太嫉妒你们了，你们好像就是在重新经历９０年代下半期的局面，也许这次不会出差错。” 但格林斯潘并没有从危机中吸取教训。２００４年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股市泡沫又卷土重来，格林斯潘依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它的破灭。 也许被披上“魔法师长袍”的格林斯潘在面对“后通货膨胀”难题时，实际上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一贯认为最终确定泡沫存在的方法唯有等泡沫完全显现，货币政策只能用于挽救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 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彼得·哈契也认为：“传统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已经大部分被压制住了，而且应对它的方法我们早就非常熟悉并已通过实践检验；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却是个新事物，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并且对于如何应付它还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措施。” 更何况在正统的美国中央银行家看来，治理一个正在膨胀的泡沫，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美联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持物价稳定、打击通货膨胀。而当时通货膨胀远低于ＦＯＭＣ的隐性目标。“没有哪个中央银行家愿意冒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哪怕是最温和的通货紧缩。”梅耶说。 最近一次通货紧缩留下的恐惧历历在目。２０００年科技股泡沫破裂、“９·１１”接踵而来，３年间美国至少有２３０万人失业，经济平均增长率相对于前３年的４．１％，每年只有１．９％。２００３年６月３日，格林斯潘主席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货币会议上明确地提到了通货紧缩，而且至少提了１１次，震撼了市场。 格林斯潘“不作为”的背后，也许还有向现实环境的妥协。
美联储的使命本来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远离选举周期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压力，扮演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及国会通过立法干预市场互相制衡的角色。 然而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张宁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格林斯潘可以不理会某个政客的影响，但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不可能在所有人热热闹闹赚钱的时候，让自己出手捅破泡沫，从而招致公众强烈的抗议和下台风险。何况他对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把握。” 彼得·哈契说：“格林斯潘是一个杰出的人，但缺乏一些领导能力和勇气，这使他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别无选择 张宁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在过去１００年中，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繁荣时代：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４６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８０年至今。每一轮大增长，都是在一次大危机之后。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长达２７年的大周期中多次小危机的一个终结点，有其深刻的国际金融政治背景。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通过将美元与石油进行捆绑，确保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清算货币和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繁荣的基础：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作为信用的“借钱消费”模式。而贸易盈余国为了寻求货币的保值增值，也愿意把钱借给美国。大量过剩资金在哪里推得最远，哪个地方的泡沫就最容易破裂，这一次是集中到了美国房地产业。由于信用高度膨胀和金融创新，资本金被放大了几十倍，造成高杠杆的体系。而中国的廉价商品部分造成了美国虽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却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以至于美联储迟迟未踩‘刹车’。 而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只要没有出现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就无须救市。但在过去很多年一旦危机发生，美联储就会立即干预市场，迅速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和降息，造成了货币发行量加大。导致这些泡沫实际上并没有爆掉，只是把资金挤到另外一处。” 张宁认为，每次金融危机出现后，美联储都会进场帮助投机者解套，把他们救出来，造成了投资者和投机者胆子越来越大。 这种“格林斯潘主义”催生了一种新的“道德风险”。有人士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投资者们预期在资产泡沫破裂的时候，美联储会出手救助，因此在没有足够的风险补偿的情况下也愿意承担风险。 而美联储目前不惜一切的救市，似乎正朝着投机者预期的方向前行。 作为伯南克的弟子，张宁表示：“伯南克现在的做法，充满着他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和对历史的记忆。他一生钻研上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失控并广泛波及实体经济，让他来处理次贷危机非常合适，至少不会犯大萧条的错误，即在股市泡沫破裂的时候提高利率。” 即使心知肚明投机者是“挟民意以令联储”，伯克南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次由于史无前例的信用体系的杠杆效应造成的金融体系受损的程度，是１９２９年以来最大的。不能说为了惩罚投机者，就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伯南克这次救市的原因，就是防止金融体系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