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调查了广东、黑龙江、江西、福建四省共计11万多件办公用品后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办公用品过程中，近80%的办公用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5倍，有的甚至高于市场价6~37倍。据统计，有15190件商品高于市场平均价，实际支出约7934万元，占全部商品总件数的79.86%，实际多支出约2074万元。例如：笔记本电脑2098件，实际支出约1801万元，按市场平均价采购支出只需约1373万元；复印机215件，实际支出约466万元，按市场平均价采购支出只需约343万元等。 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价应该低于市场平均价，以节省公共资源。调查也显示，我国政府采购规模已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3万亿元，累计节约财政资金达6600多亿元。光从数字上看，确实效果不错，但专家认为，预算节省不等于实际省钱，因为这里涉及所谓“节省”参照的是什么标准。
据报道，政府采购都有“最高限价”，以控制支出，但问题是一些政府采购中心以生产商与经销商自定的“媒体价”，乘以一定优惠比例来作为最高限价，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价格。说穿了，这不过就是市场常见的欺诈性营销手段：先抬高价格，然后打折促销。政府听凭商家拉高价格，再拿“优惠价”与虚高的“媒体价”作比较，两者之差就是政府采购“省下”的资金。如此数字游戏，对任何一位思维健全且有点常识的家庭主妇来说，都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货比三家”，采购大宗物件，她不跑个脚底起泡，找出那个真正的底价来，绝不会轻易将手中的钱交给商家。想必政府采购中心人员在智商方面一定不会输给普通家庭主妇，在为自己家里买东西时，也一定不会随便听信商家促销的花言巧语，何以一进入政府采购的运作过程，立马就变得如此弱智可欺随人摆布？ 说起来，笔者在课题经费使用上，也多次遭遇类似政府采购的陷阱。按照采购中心的规定，只能向特定的供货商购买特定型号的设备，具体报价可以同供货商谈。由于供货商不可选择，所以讨价还价之后，最后成交价仍然高于市场价，除非你决定不用经费购买，否则就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挨宰。当然，如果愿意当一回阿Q，缓解一下挨宰之后的痛苦，你也可以像政府采购中心一样，拿讨价还价取得的那么点优惠作为“经费节省”的成果，聊以自慰。 政府大宗采购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支出，大客户失去定价权，虽然不符合市场逻辑，但也不难理解，因为政府行为很少遵守市场逻辑，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有也无法活得那么滋润。采购中的猫腻在哪里都有，不独政府，更不独中国政府。问题是我们现行的政府采购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设置了诸如最高限价、招标流程和信息公开，怎么仍会出现这么大的漏洞，还公然存在着，始终未见到实实在在的补漏作业？ 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制度几乎都是部门主导制定的，法律就是如此。制定制度的人就是日后运作制度的人，也是准备被制度制约的人，如此“拉着自己头发上月球”的制度设计原理，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后遗症。而且这个后遗症还不是形同监守自盗的制度运作者在制定制度时为自己留有后门，比如像政府采购中作为参照的其实子虚乌有的“媒体价”，甚至也不是招标中内定中标的供货商，而是更为根本的内在缺陷：部门自定制度本来就说明不存在有效的外部制约，自律是其唯一的逻辑。可是，按照自律逻辑来制定制度本身就是绝对“反逻辑”的，要是政府部门真能做到自律，岂不连制度本身都没有必要了？一切制度都源自于人无法自律，只有从外部加以“他律”，才能使其不胡作非为。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这个意思，外部他律的“笼子”要比内在自律的良知，在防范官员腐败上更加有效。 所以，真想让政府采购不浪费纳税人的钱以自肥，关键不是有没有制度、能不能执行制度，而是公众有没有参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如果公众仍然被剥夺了这些理应享有的权利，仍然只能听凭官员自娱自乐地制定和执行制度，类似政府采购失去定价权的游戏及其猫腻，就不可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