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茅于轼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老人。
几年以前，到茅老家做客，我曾经说过：“茅老，你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当时他回答说：“我可不是。你们才是呢！”他非常谦虚，谦和。但在我心目中，一直敬他为国宝。我尊敬他，不仅是因为他学识渊博，更主要的是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积极实践、在实践中不懈努力的毅力和魄力。
我尊敬他，起源于2003年大午集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3年7月31日，茅老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为此案组织召开了研讨会，主题是“从孙大午案看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茅老还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我觉得，他救我，不是出于私心、私情，而是出于一种公义。我觉得他是在为民营经济呐喊，在为改革鼓与呼。
我从监狱里出来，曾经去看茅老，我对他说：“虽然你支持了我，但是你说我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我仍然不认可。我就是在干‘好事’，没有干‘违法’的‘好事’，你才是在干‘违法’的‘好事’呢。”他就乐了，我说：“你在山西搞的小额信贷，才是违法的，那才是违法的好事。”茅老承认了，给我讲述了他在山西搞小额信贷遇到的难处，尤其是在山西遇到的法律困境。我跟他讲我的问题，我说：“其实我没有触犯现行的法律，我搞的是真正的合法的民间借贷。”
我的意思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目的是通过放贷来盈利，而茅老搞的小额信贷就有放贷，我没有放贷，仅仅是因为贷不到款才向职工和当地的农民借钱。也就是说，大午集团从来没有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而是向特定人借款，是向内部职工和乡亲、业务户借款。民间借贷就是把他人的钱借来用于生活消费或生产经营，而银行（金融业）业务的行为模式是把他人的钱借来用于放贷，从中赚取利息。大午集团名副其实地把所借款项用于生产经营上，好借好用，好借好还，双方自愿，没有不讲诚信的记录，而且企业经营得很好，是完全符合民间借贷的合法行为。总之，大午集团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违法犯罪的故意，客观上没有犯罪的行为及后果。
茅老笑了，表示理解。
近年来，不断从媒体报道上看到茅老很多惊世骇俗的言论，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真理，他不会计较名利得失，总是敢说敢做，敢担责任。他是讲是非、不讲成败的。比如他说的“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他认为，替富人办事的很多，替富人说话的很少，替穷人说话的很多，可替穷人办事的很少。我由衷地佩服。在一个大家普遍仇视官商勾结、认为富人都不是好富起来的社会心态下，茅老敢为富人说话，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我想在茅老心中，只有公义，没有其他东西，真是一个大丈夫！
茅老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了，可是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只要有人请他去讲讲，不管是高层的论坛，还是底层的老百姓，他都会去，不会计较礼遇酬谢。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不仅仅是国宝，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
其实当我写这篇东西时，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茅老了。我和茅老疏于来往，但觉得，心贴得很近，心与心之间没有距离。在这个高度发达的资讯时代，我随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演讲，我从心里一直默默地祝愿他，愿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因为，他是我们的国宝。
我常常想到，茅老是国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单纯的美誉或者吉兆，在某种意义上，国宝常常带有悲悯性。由此我想到卞和怀玉的故事，“匹夫何罪，怀璧其罪”，但是我仍然要这样称他。因为茅老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是在真真切切地关注着、付出着，他愿意这个社会好起来，愿意国家富强起来，简直已经剖开了自己的胸膛，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心。但是有些人似乎视而不见、闭目塞听，甚至不愿意让他发出声音。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那种传统的古代士大夫的影子，就是“文死谏，武死战”的那种为国为民的精神：你们可以不理解我，但是我必须竭尽我的忠诚。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你的丑陋／代表着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儿子／你可以任意折磨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理解你／你可以不理解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我愿意你十全十美／因为你就是我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请不要怪我／因为我不能改变／我就是我
我想说的，恐怕也是茅老的心声。值茅老八十寿诞，无以为贺，是以为记。
（作者为大午集团原董事长）
来源：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