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前三十年的城镇化进程是围绕土地财政打转的话，那么新型城镇化则应该围绕着人打转，未来城镇化需要从土地的城镇化转向人口的城镇化。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农民进城，或者是城市间人口迁徙的选择，人们选择居住的城市是一个精打细算理性的过程。一般而言，生活成本、就业机会或居住环境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约束，高达2.6亿的“半城市化人”生活在城镇里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他们的生活和消费都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也使得当前的城市化难以如预想中一样拉动消费和内需。 因此，新型城镇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并不是有更多的土地出让，而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弥补半城市化的差距，弥补公共服务和设施配套方面的欠账。 城镇化带来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小城镇流入大中型城市，意味着流入城市的政府支出大幅增长，不管接纳地愿意与否。进入城市的人口面临着生存成本，包括占用土地、水资源、能源等基础成本，衣食等生活成本，住房等居住成本和医疗成本等；以及发展成本，即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就业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等。有人估算，中国城市化的生存成本为7.35万元/人，发展成本为2.47万元/人，这样接纳一位农民工使之市民化的总成本为9.82万元。在资本逻辑的指引下，哪个城市都希望不要吸引其他城市不欢迎的移民，不主动考虑吸纳外来流动人口作为新市民。因此，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都在有意无意地设置各种城市的进入门槛，包括不对等的就业、教育、医疗等政策，以及繁复的税费，组织和排挤弱势群体市民化。 实际上，这些排斥外来人口的城市管理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人口是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因素，人口是促进城市繁荣的生产力而非负担。 深圳因移民而兴，从一个南国渔村变身为国际化大都市，却因为户籍制度而陷入发展的瓶颈。1980年，深圳只是一座小渔村，人口也仅有2.5万人。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不受劳动力的迁徙限制，可以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全国各地的人纷纷涌入这个南国渔村，慢慢地成长为一个工业集散地。深圳的人口到了20世纪末已经接近700万，其中许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移民，聚居在工厂宿舍里。此外，也诞生了一群繁盛活跃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从其他中小城市迁徙到深圳，深圳也因此成为了服务于全球的制造基地。 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繁荣以后，深圳逐渐出现了发展瓶颈。近10年来，深圳不断调高最低薪资标准，劳动力却在不断流失。虽然深圳市政府不断提高最低薪水，却无助于吸引劳动力回头，因为打工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薪资，更是可以落地生根的机遇。 遗憾的是，深圳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户籍改革，依然是全国户籍倒挂最严重的城市。据2011年底的数据显示，深圳全市拥有1500万人口，登记在册的非户籍人口达到了1280万，而户籍人口仅为274.7万。巨大的落差背后，是户籍改革的停滞不前。为便于管理外来人口，深圳在被确立为特区后的第4年就实行了暂住证制度，直到2008年，暂住证制度才退出深圳历史舞台。步入了“淡化户籍意识，强化居民意识”为理念的“居住证”时代。这样缓慢的户籍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只会拖累城市的竞争力。 深圳犹如一面镜子，反映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尽管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不愿意为流动人口投入更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户籍改革迫在眉睫。 户籍制度具有严重的计划经济性质，把人口看成是政治因素，就如同一个无形的枷锁，有意无意地限制人口的自由行动，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口是促进城市繁荣的经济因素。
